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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必要預設前提在課堂內討論「港獨」呢?

2016/8/20 — 11:14

過去這個星期以來,教育局多次回應傳媒所發表的聲明,以及吳克儉面對記者的發言,措詞強硬而語帶恫嚇,旨在虛張聲勢就「港獨」這個議題在教育界造成寒蟬效應,但是卻又不敢明目張膽量說清楚「是否准許在課堂討論港獨」。 其後特首梁振英出面開腔,表示在學校可以討論「港獨」,但必須在《基本法》框架內和「一國兩制」原則下進行,並補充稱教師要正確引導學生云云。 之後吳克儉匆匆上京拜晤內地教育部官員,回港旋即侃侃聲言得到「教育部大力的確定和支持」,正式為「在校園討論港獨」畫地為牢,鎖定所謂「討論」空間的框框條條。

在千條萬款的現代教學方法中,無論是師生之間互動或同學彼此交流,「討論」都是探索知識和追求智慧的重要方法之一。  過去在課堂的教條式灌輸、訓令式指示和威權式宣講早已被揚棄,因為這種以家長口吻注入訊息的教學方法實在不合時宜,有違鼓勵學生主動學習和探索知識的教育原則,也漠視了現代青少年的學習心態和逆反心理,與現代社會的開放和自由氛圍格格不入。

「討論」著重學生主動參與、資料搜集、客觀分析、理性交流和邏輯歸納,可貴處在於活躍和活潑的過程而並不一定是公式化的結論,因為學生透過互動交往過程的得著才可算是真正擁有的學習經驗。 在「建構式教學」(Constructivist Teaching) 理念中,老師作為引導者是要激發學生的主動性和積極態度,作為設計者是要鋪置開放的平台,容讓學生就有關議題充分表達和自由論述,培養獨立思考和批判能力,真理便愈辯愈明,老師不會「以理壓人」,學生也不會因此而「盲從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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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實在課堂裡,無論是社會議題、道德議題、學科議題、藝術議題、環保議題,以至政治議題,不管有爭議或沒有爭議的,甚或「一字咁淺」的所謂「一般常識」和「普遍真理」,以至甚麼「大是大非的硬道理」,都應該和值得放在「討論」的自由和開放空間,讓老師和學生作理性的談論和感性的分享。 這樣的安排不僅在於歧異意見的表述、正反理由的舖陳和不同感受的抒發、關鍵卻是在於透過教與學的過程,師生和學生之間通力協作,建構知識和啟發智慧,是應有的教與學態度,老師如是,學生如是。

就「港獨」這個議題而言,《基本法》和「一國兩制」是當前香港政情的現實,理所當然必須作為「討論」層面的重要事實,也應該有充分的解說和分析,但是絕不能為「討論」的預設前提,視作一道言論禁忌的柵閘,窒礙和制肘自由意見的表達和探討,否則這只是一場政策的吹風騷,流為政治套路和政治正確的宣傳而已,何真正「討論」之有?。  再者,被港共奉圭皋的小憲法《基本法》無可否認是香港當前政制的法理基礎,有關條文封殺著分離主義的港獨,不過,須知道這只不過是在此刻歷史階段的一個政策詮釋而已。 觀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憲法一直隨著政局時勢而經歷多次修改,已變得面目全非,小憲法的《基本法》又何足道哉!  這是客觀的歷史事實:中共立國短短六十餘年已先後制訂過《五四憲法》、《七五憲法》、《七八憲法》和《八二憲法》等四個版本,而1982年的最新版本其後更經過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年四次修正,足見法典國策在中國共產黨眼裡並不是鐵板一塊,時移勢易情況下修改憲法不足為奇,中共對此毫不陌生,那麼,誰人真的可以對目前「港獨」的法理定位和未來走向說得精準無誤呢?  就課堂「討論」的層次而言,何必把「港獨」議題限囿於一本《基本法》當下的條文而漠視不時發生的政治變化和可能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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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共如鄭耀棠之流高調揚言必須禁止在學校「討論」港獨,根本不值一哂,投機分子如羅范椒芬等為「討論」的形式和內容佈設關卡,給「港獨」議題套上此時當刻的手銬腳鐐,目的只為媚共表忠。  可是,筆者可以預示,在新學年的課堂裡不少中學生必然會向老師提問:「究竟乜係港獨?」、「港獨有乜唔好?」、「點解有17%咁多香港人贊成港獨?」、「點解又有咁多年輕人搞港獨?」諸如此類的問題。 老師實在無從迴避,也不能虛應,難道在諸多政治干預的壓力下只可以消極的指示學生自行上網查閱資料嗎?   筆者以為,老師還是必須以專業態度和平常心應對,保持一貫課堂教學活動中的「討論」平台自由開放,讓學生透過真正的「討論」過程,好好認識「港獨」,才能作出理智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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