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人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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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17 - 0:15

來港 40 年 老傳媒人貝格理:馬凱事件反映,這裡不再是外媒避風港

外國記者會第一副主席、《金融時報》亞洲新聞編輯馬凱(Victor Mallet)被禁足香港,事件既讓外界憂慮言論自由被收窄,同時又令人關注於香港工作的一群外國記者。以往香港的自由環境,讓不少外媒安心落腳,設置總部,如今馬凱被逐,意味避風港不再安全。

來自英國的新聞工作者貝格理(Gary Pollard)仍記得,70年代末他初來港工作時,有許多出色外國記者駐港,為的是報道中國新聞。誰料到40年後,香港環境跟中國好像沒有兩樣?

「香港現已不再是能讓新聞機構避開審查的地方,《金融時報》、《經濟學人》和《遠東經濟評論》在新加坡等國要應付當局的新聞審查,很多記者都被驅逐。現在到香港變成另一個這樣的地方,真不知道他們(外媒)會搬到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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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馬凱被逐,言論自由在消失,這個曾執掌香港電台英文電視部,監製《The Pulse》、《In Conversation》等時事節目的新聞工作者,正為香港哀鳴。

Gary Pollard

Gary Poll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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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算來港三周 卻留了四十年

貝格理與香港扯上關係,多少似命中注定。

他生於英國西南部布里斯托市(Bristol),讀中學時跟香港已有點淵源。當時教他經濟科的老師,正是曾任拔萃男書院第六任校長的法政牧師施玉麒(George Zimmern),從對方身上,他首次接觸幾千公里外,一個名叫香港的城市。

1978 年大學畢業,讀電影的貝格理想學效偶像英瑪褒曼(Ingmar Bergman)做導演,卻遇上當年英國電影業衰微,學院派入行不易。於是一年後他決定一窺「東方荷里活」的模樣,順道尋找機會。

「最初只打算來港三星期,如果找到工作,就多待一會。就算不行,也當放個假。」

抵港翌日,他便走上香港電台,跟時任廣播處長高德樂(Donald Kerr)會面,言談甚歡,離開時高德樂吩咐他翌日再來看看環境,他不明所以,「沒人正式通知我已經獲聘。」翌日再到港台,他才知道自己被分派到港台英文公共事務部工作,負責協助製作Made in Hong Kong、Police Report等十分鐘短節目。

自此長居香港。「多少年了?」他反問記者。屈指一算已近 40 年,換言之他留在香港的時期,比英國更長。

難怪言談間他不時流露對香港及香港人的感情,以下事例最能說明:四年前 928,雨傘運動爆發,警方施射87枚催淚彈,當時在現場為德國電視台拍攝的貝格里,也吸了催淚煙,極度憤怒。但當他事後跟其他外國人提起這事,不少人原來都看示威者不順眼,甚至出言嘲諷:What the hell are these bloody fools playing at?(那班蠢人在鬧什麼事?)

「這些人很討厭,如果你的態度是這樣的話,那就不要留低吧!」貝格理怒道。


自由的港台歲月

四十年來心繫香港,多少因為貝格理享受這城市有過的自由。

加入港台後,年少時志願做電影導演的貝格理便成為港台中文電視部首位非華人編劇。1986年「大姐」張敏儀出任廣播處長,得知貝格理喜歡戲劇,便派他拍劇集《城市人》(City Life),每集均以一名外國人與本地人為主角,描繪80年代香港華洋共處的都市故事。

「當時香港電台相當自由,上司定下劇集主題後,其餘就由我們自由發揮,有空間做自己想做的東西。」他大讚張敏儀:「她會睇住港台,也明白港台要成功,就要跟重要人物如議員、港督等打好關係。這方面她做得很好。」

除了有創作戲劇的自由,當時香港電台亦敢於對抗政府高層。貝格理初入港台時,於時事節目《Here and Now》任記者,便遇上一場小風波。時為1980年,同性戀行為仍是刑事罪行,香港發生轟動一時的外籍督察麥樂倫(John MacLennan)五槍案,不久政府向各部門發通告,提醒員工若發現下屬為同志就要上報,貝格理認為是單大新聞,但若公開內部通告,則意味與政府對著幹。

「當時《Here and Now》監製想了一整天都未決定怎樣做,我們一班年輕記者不住跟他爭辯:當然應該報道啦!這張通告令人作嘔!」監製最終在節目結束前十分鐘決定讀出通告,此舉令政府震怒。「好一段日子,我們的節目在政府圈子都不受歡迎。但我認為港台作了對的決定。」

貝格理又記得,時任布政司夏鼎基一直認定港台的存在價值是作政府喉舌,有次港台節目報道聲稱能浮上半空的超覺靜坐(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夏鼎基隨即致電廣播處長,投訴港台不肯做政治宣傳,卻宣揚一些愚蠢的信仰。

「政府通常說:我們是你僱主,最好對我們客氣些。」貝格理認同張敏儀的論點:「你不是我們的僱主,公眾才是,我們的薪金是由稅款支付,首要的應是向公眾交代。」

Gary Poll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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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自由空間不再

可惜回歸後這些自由,一點一滴地流走。

貝格理曾離開港台成立製作公司, 2004 年他回巢接掌港台英文電視部,擔任時事節目《The Pulse》和藝文節目《The Works》監製,又創立對談節目《In Conversation》。任內曾多次邀請馬凱上節目作評論。

「他不是推動香港獨立,他根本不會這樣做。」馬凱被逐,貝格理批評政府處理手法「十分愚蠢」,沒解釋原因,以至引起更多疑慮。

當然,有些紅線一直都存在。於港台工作多年,貝格理很清楚某些界線不能僭越,例如提及台灣時,如以「國家」稱之,播出後必被親中人士大肆抨擊,殖民時代如是,今時今日更不能說。「最令我困擾的是,現實荒謬如此 — 人人都知道有些事情是存在的,但沒人可以談論。西藏獨立不能說,甚麼都不能說。今次事件(有關港獨)不過是再添一重禁忌。」

問題是情況愈來愈惡化,以至連討論的空間,都給扼殺 — 像馬凱被逐,不過因為邀請陳浩天演講。

「討論議題,並不代表宣揚這理念。」作為傳媒人,貝格理重視討論的空間,「新聞界有句老話:對抗錯誤觀點的最佳方法,就是提出好的理據。所以有公眾討論是好事。」他認為馬凱事件踐踏新聞自由,令人憂慮以後傳媒要步步為營,例如《金融時報》不知會否再讓旗下記者再當FCC副主席,或就類似事件表達立場。

2014年,因政府規定60歲退休,貝格理離開港台,轉至珠海書院新聞系任教,栽培新一代記者。這個新聞系老師批評,馬凱事件發生以來,香港記者未有認真對特首林鄭月娥窮追猛打,問一些真正關鍵的問題。「我想知道:(驅逐馬凱)是否林鄭的決定?若不,這決策是如何繞過你?… 我看不到有記者有力地追問,這並不恰當。」

他語重心長地說,當自由空間旁落,以記者為業的人,更要精煉提問技巧,要如外科醫生般膽大心細。

「作為記者,我們很多時以為要與人硬碰,其實更多時候要像外科醫生,發問時要有技巧,不要單靠『戰鬥格』。」他指,英國很多政論節目主持人,尤其在BBC工作的,對政客官員發問時毫不留手。「發問時要更尖銳,不少政治人物都怕上我們的《The Pulse》,就是因為主持 Steve Vines 的提問很難答。」

Gary Poll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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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滅自己志氣 香港未死

貝格理今年已65歲,聽他說往事,實有白頭宮女話當年的感覺。就算香港如何自由,都已是往事。今時今日黑雲壓城,香港人除了記掛當年風光,還可怎樣做?

貝格理認為,歷史形勢變幻無常,最重要是先別滅了自己的志氣。「我對事事抱負面心態的人(naysayer)感到憤怒。」

「每當香港發生負面事情,很多人會引用來自港劇《天與地》的對白:『This city is dying!』,再有事發生時又說『Now this city is really dying!』。到馬凱事件發生時,人們更說『The city is dead! 』。真的不應經常這樣負面。」

「或許個性使然,我從不會負面地說話,因為這毫不實際。」

貝格理又形容,多年來他喜歡香港的其中一個原因,是香港人不輕言放棄,跟英國人的消極態度,截然不同。「例如你若想創業,別人通常跟你說:Why not? 好主意,試試吧!不會未開始,就擔心行不通。這種精神還未消滅,我相信在年輕人身上仍能找到。」

「要知道歷史浪潮會轉向,尤其我們無法看清中國和香港政事,不知當中暗湧。」自由消退,風暴未息,這老新聞人始終堅信傳媒的功能,「正因如此,記者依然重要,他們一定要提出應該問的問題(The Press got a very important role to play. They need to ask the right questions.)。」

 

文/Seb

原刊於《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