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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電影《換諜者》向中國政府進諫一言

2017/8/18 — 12:40

《換諜者》一幕

《換諜者》一幕

【文:龍貓餅】

幾年前導演史提芬史匹堡與影帝湯漢斯合作拍攝了一部關於美蘇諜戰的電影。

電影取才於真人真事。1957年冷戰之時,美國政府於紐約拘捕了為蘇聯搜集情報的間諜Rudolf Abel (真名為 William G. Fisher)。電影中描述美國政府和舉國上下希望將間諜置諸死地,但為了給予外界這間諜仍然獲得公平審訊的假象,當局接觸於紐倫堡大審判中擔任控方律師、當時已轉為專於保險訴訟且非常著名的James B. Donovan。美國政府希望他可以與政府合作,造樣為Abel辯護。縱然萬般的不願,但Donovan最終接下這宗官司。而且他違背政府的願望,決心維護所有疑犯皆有得到公平審訊和有力辯護的權利的法治原則,拒絕與政府一同演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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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美國社會反蘇氣氛熾熱一面倒認為要將Abel判處死刑;美國中情局派人跟蹤Donovan,質問他是否愛國並且威脅他要違反律師與疑犯的保密協定,向政府透露Abel的資料;而該案的法官也非常偏袒政府,接納政府在違法情況下所獲得的證物,同時對Donovan提出的反對要求感到非常厭煩。在近乎三權合一的情況下,法庭原打算對Abel判以死刑,但Donovan最終成功以「將Abel的性命留下,使美國於將來有間諜落入蘇聯手中時可以有籌碼與蘇聯談判才是對美國最大的利益」為由,説服主審法官改判Abel三十年的監禁。審訊後Donovan被打成人民公敵、千古罪人,生意也一落千賬。然而,三年後,美國的U2偵測機被蘇聯擊落、機師被擄,美國政府最終請求Donovan出面與蘇聯談判以Abel交換被俘機師。

《換諜者》提出了「在國際關係中甚麼才是美國的最大利益?」這個問題。是狂熱的民族主義、多疑與敵我分明,還是以理性計算才是美國的最大利益?電影中描述美國舉國上下仗著經濟和軍事力量強大,國力日隆而不可一世。成功拘捕間諜就更是舉國歡騰,認為敵我分明、不惜一切將間諜處死向蘇聯示威就是對美國的最大利益[1]。但民族主義狂熱的背後卻是失去理性的意識型態,連美國立國的基石、人權與法治都置諸不顧,只有Donovan仍然清醒,知道這些價值才是美國的最大資產、知道就算是世界的超級大國也會有失足滑腳的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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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現在,今天的中國和香港的建制派又可嘗不是如當年美國的狂熱分子一般?今日的中國,不論是政府還是人民都是自我膨脹、深信自己的軍事和經濟實力足以令絶大部分的亞洲國家臣服。中國政府越來越放膽使用軍事力量、而深圳市民一句「有時間就多欺負韓國日本一下」也讓人充分感受到民間的狂熱[2]。回到香港,DQ2, DQ4, 東北十三義士和雙學三子被囚,北京一下將整個社運界和年輕泛民打成死血爛肉。香港建制派於此時固然是沾沾自喜,而北京更是會成勝追擊將泛民趕盡殺絕,一舉殲滅所有反對聲音。再配以被轄制的特局政府和不斷湧入的紅色資本,全面改變和控制香港的政治、經濟、文化與民生各個領域的面貌,以沒收香港人的靈魂與意志,將香港收服為天朝腳下一個完全排斥西方生活思想和政治理念、一切以中國的方式和理念運作、任由北京擺佈的普通城市。

與《換諜者》所提出的問題一樣,在中港關係中,甚麼才是中國的最大利益?是一個擁有西方價值和理念並得到西方信任,可以作為中國與世界溝通與緩衝的香港,還是因著意識型態與多疑而在中國眾多城市中再加一個?從周恩來到鄧小平、二戰到韓戰,中國政府一直意識到香港作為特殊政治城市對中國的利益,維持著河水不犯井水的狀態。河水與井水,兩者理應不會相遇,唯有河水犯濫之時,河水才會湧到井裡令井水變成河水。然而,山水有相逢,國力再強也會有滑腳失足的時候。甚麼才是對中國的最大利益?

 

注:

[1]一般西方電影都將美國人描寫為開放、機智、著重人性、和理性而將蘇聯人描寫為多疑、冷血、死板、著重意識形態。但《換諜者》真令顛倒了兩者的人物性格,更突出了美國現時的愚眛。

[2]源於香港記者於中國航空母艦遼寧號訪港時的街頭訪問。

作者簡介:從事科學研究,卻不安本份,更關心社會政治,經常覺得自己入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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