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傘下的思考

2015/1/21 — 11:24

雨傘保護下的「佔領行動」經歷近八十天,在警方的清場下宣佈結束,成就了香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場壯舉。

筆者在溫哥華的朋友們一致認為,中共中央拒絕民主堅持專制,權力至上背信棄義,帶着花崗岩腦袋強硬鎮壓「佔領行動」,實在令人憤慨。瘋狂的鎮壓引發廣大市民怒不可遏而奮然反抗,使行動取得空前的成功。「佔領行動」震動人心影響深遠,造就新一代民主戰士,為隨之而來的「雨傘運動」新戰役打下基礎。

為了吸取經驗以利再戰,筆者有以下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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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何謂法治?

這個問題,在運動的過程中我想得最多,也收獲最大。最初我奇怪,為甚麼同一個法律學院出來的同學對法治的理解可以有這麼大的分岐?那些賣「法」求榮者如袁國強,林新強等就不用提了,但確有一些比較保守的普通律師對法治的理解與戴耀廷,陳文敏等的看法距離很遠,為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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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耀廷教授的文章:《反思公民抗命與法治》解決了我的疑問。他說:「法治理論,把法治分為四個層次:『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以法限權』;『以法達義』以致『違法達義』的『公民抗命』。」原來香港對法治的主流認識只及初階層次:『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袁國強在法律年度啟動典禮上的演講,充份說明他有意把法治論述停留在初級層次。至於『以法達義』或『違法達義』,對於一些律師來說,是沒有學過還是礙於強權不敢承認明說,大家心裏有數。

所以,梁振英政府很容易緊緊地抓着法治單單是「守法」的民眾心理,利用人性的弱點,開動所有傳媒機器,各級高官,各類親共派主導輿論,不斷輪翻叫喊:守法守法,犯法犯法……使市民的法治思想只能停留在「守法」這初階層次上打滾,無法上升至高階層次。雖然在整個戰役中,我們已經成功地使無數知識人,中產者認同『以法達義』理念,但如何提高普羅大眾對法治幾個層次的理解,仍然是我們必須反思的題目。

二. 網絡時代群眾運動應否有領袖?

幾年前有一位電腦專家告訴我:「互聯網的精神基礎就是個人『自由』,網民在互聯網上遨遊的時候是一個具自由意志的個體,獨立的思考,自由的選擇是他們的權利。互聯網時代群眾運動的主要點並非是否有領袖而是是否有『意念』(Idea)。

人人均可有權提出意念,誰的意念得到足夠的支持誰就成為帶領運動的領袖,人人均可成為領袖。但支持者必須服從領袖的指揮遵守紀律,是為道義上的責任。而這個充滿生命力的意念在互聯網上傳遞,經網民討論修改補充,添磚加瓦,使意念更豐富甚至變成面目全非的新意念,這時原來的領袖淡出,新的領袖出現,在意念不斷更新的過程中可以先後出現不同的領袖。」這樣的網絡概念,我雖然曾寫在拙著《我與香港地下黨》之中(p.132—134, p.325),但當時並無具體實踐,未能深刻理解。沒想到2014年網絡群眾運動真的在香港出現,讓我大開眼界,可以更進一步去學習。

那麼如何看去年的「佔領行動」?電腦專家說:「『佔領行動』基本上符合網絡時代群眾運動的規律和原則。最初佔中三子提出『公民抗命』及『佔中行動』的意念,得到足夠的支持成為運動的領袖。其後雙學在三子『公民抗命』意念的基礎上修改『佔中行動』為『重奪公民廣場』的新意念,更得到二十多萬人出來佔領的支持,且進而演變成『三區佔領行動』而成為新的領袖。這是網絡運動的規律,並非甚麼『騎劫』『被邊緣』的問題。後來出現了『行動升級暴力反抗』『撤退』『絕食』三個意念,顯然地,事情的發展說明,只有『撤退』這一意念得到佔領區內區外的大多數支持而回歸原來三子的意念,以自首和靜坐被捕結束『佔領運動』。三子的意念經過一個奇妙的旅程而回到原狀,證明這個意念相當正確,始終得到廣泛的支持,值得讚歎。」

「不過」他又說:「這場網絡運動並不完美,香港部份網民道德教養很差,文明程度很低,濫用自由破壞網路遊戲規則。自由的底線應有道德的制約。」

是的,我認為在運動中,「你不代表我」「不要大台」「不要領袖」,是典型道德淪喪,道義泯滅,破壞運動的表現。你既已支持一個意念,便應尊重和愛護提出意念的領袖,除非你另有新意念提出而又得到大多數人支持,否則的話你只能服從領袖的指揮,這是網絡運動的原則。

因此,網絡時代群眾運動其實有領袖。領袖應該有計劃有策略去實現意念爭取目標,應該懂得與同路人和衷共濟。當然,如何當好領袖就是另一個話題了。

三. 和平理性非暴力是否已經無效?

我認為這並非有效無效問題而是策略問題。我們的對手——專制政權擁有強大的國家機器,武裝到了牙齒,我們卻只有一把雨傘,要暴力,能到哪種程度?我們沒有暴力反抗的條件。如果我們「打砸搶燒」,必定引來極權政府的血腥鎮壓,做成生靈塗炭而徒勞無功白白犠牲,這是我們不願看見的結局。反而非暴力抗爭,對港人訴之以情,訴之以義,訴之以理,才能得到同情理解和支持,才能給專制政權增加壓力。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則是對付專制政權的有力武器,我們必須堅守。

作為這次運動領袖的雙學鼓吹主動衝擊,後期更升級包圍政總,而不斷升級衝擊的結果是走向暴力的邊沿,失去民眾的同情和支持,讓專制政權乘虛而入。雙學太年輕了,很難控制自己憤怒到極點的情緒,讓運動失控地流向非暴力的反面,險些兒拋掉「公民抗命」這原來的意念。這是必須反思的重點之一。

四. 如何做好艱難的群眾工作?

在新的戰役中,我主張發動「三罷」,罷工罷市罷課。許多人說,我們為爭取民主甚麼也做過了,遊行佔領絕食……但「三罷」未曾真正做過。當然,發動「三罷」困難重重並非容易,的確是考驗民主派的群眾基礎,深入程度和爭取真普選的決心。要知道,在五百萬選民中,「佔領行動」雖已發動起約一百萬人覺醒爭取真普選,但人數仍未夠,要過半數,超過二百萬人才能成勢,因為我們的對手實在太龐大,太厲害了。民主運動的進程呼喚我們的決心。

發動「三罷」比發動「變相公投」更難,但卻是深耕細作,紮實根基的工作。以覺醒了的一百萬人為基礎從基層做起,一個個工會,一個個商會,一個個行業,一間間院校,一區區,一座座地宣講。每個人在自己的工作單位,學習單位,生活單位上深入群眾,闡明大義,這才是根深蒂固的群眾工作。再配合遍地開花的創意游擊不服從行動,必能使更多人覺醒,給政權更大的壓力。「三罷」若能發動起來當然是最佳的成果,就算盡了最大努力也發動不起,所做的工作也為未來的戰役積蓄了力量。

我始終認為「變相公投」並非好的意念,既是變相就不大正氣,普通市民難於理解「補選」與「政改」兩個訴求的關係。而且「和平佔中」原計劃,是政改方案在立法會投票前,應有全民投票表決以完成授權民主派議員投票意向的步驟。這是吸收2010年的經驗而必須進行的重要一環,切勿忘記。所以,何俊仁先生的意念大概並不可取了。

如果「三罷」這個意念(Idea)得到支持,我建議要重整五方平台協調全局方針策略,溝通各平台的行動,達致互相尊重和互相支援的作用。參加平台的代表必須由各自有關單位經由民主程序選出,再由民主程序產生五方平台的領袖,如有必要將來亦可在此平台上推舉談判團。

五. 反抗運動的策略

傳統上反抗運動的形式大概只有兩種:街頭鬥爭和議會鬥爭(現在也有網上鬥爭)。兩種方式互相配合,互相輝映。街頭戰士和民主派議員緊守本位崗位進行戰鬥,給專制政權一個內外夾攻,才是最佳的策略。近年來,因受立法會分組點票,比例代表制的掣肘,議會鬥爭成效不彰。許多人歸罪於泛民議員的無能無勇,這是太過份的指摘。其實,我認為,議員們已竭盡全力,克盡己責。真正要負責的是選民,選民不瞭解議會鬥爭的重要性,對議會及政黨失去信心,卻不知自己的責任就是用選票給予泛民足夠的議席去戰勝那些掣肘。

是次「佔領行動」中,民主派議員默默持守鼎力合作,尤其是二十三位飯盒會議員,在梁家傑先生的召集下表現出團結堅定進取的精神是前所未有的,令我感到非常安慰。但有些人還是不肯罷休死纏爛打不斷批評,唯恐他們不夠超前不夠激進,卻不知街頭鬥爭與議會鬥爭自有其各自的精彩各自的分工,堅守自己的崗位才是最重要。現在我朋友卻擔心他們太過超前,太過投入,多人被捕,影響議會鬥爭。警方是否陰謀地拖延判案時間,至立法會表決政改方案時才把他們全部收監,阻礙他們否決方案?這是否過慮?

在來臨的戰役中,議會鬥爭將會是重要的部分,除了區議會選舉,立法會選舉需要認真協調謀劃外,林鄭月娥在次輪政改諮詢記者會上宣佈,未來將會全力去爭取泛民的四票贊成票,以便政改方案可以順利通過。她在宣戰,政改之戰變成四票之戰,一場四票的爭奪戰和保衛戰。這就是選民給予泛民的可憐的岌岌可危的四票。

如果政府交出一個人大決定框架下的政改方案,我贊成否決。不要害怕親共派把失去一人一票選舉的責任,把梁振英將會連任的責任歸咎於民主派議員的否決從而認為民主派在未來的選舉將會受到懲罰。只要我們深入群眾,把假普選「袋住先」的禍害宣講明白,他們這些危言聳聽,自會不攻自破。

「否決」,沒有甚麼大不了。沒有真普選,政府就要重啟五步曲,我們就繼續抗爭,繼續雨傘運動。既然我們已經決心一代,兩代,三代地爭取,也許我們會經歷無數次五步曲,無數次「否決」,讓這個「否決」薪火相傳,直至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真普選最終必會到來,我們正在等待着歷史的拐點。

梁振英的施政報告,實際上是一個黨員為落實黨中央在經濟民生政制教育和意識形態上全方位改造香港的政策而作。比起1953年在國內實行公私合營政策,進行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來得更廣更深更猛更狠。為了改造,共產黨一向翻雲覆雨,朝令夕改,推翻承諾,無法無天,志在必行。

只要看到梁振英在答問會上那種輕佻淺薄霸道的奸相,那種針鋒相對語言挑釁的戰鬥格,我們就確定我們只有繼續反抗之途,別無去路。把雨傘運動進行到底是我們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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