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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經典對《逃犯修訂條例》所帶來的反思

2019/6/2 — 17:50

2019年4月28日 反送中遊行

2019年4月28日 反送中遊行

【文:陳榮開(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經典之所以有價值,乃因其中所處理的事情往往極具象徵意義,而其所揭示的又都是恆久不變的真理。且舉一例,最近香港因為《逃犯修訂條例》的爭議弄得全城沸騰,便讓我想起《論語》〈季氏〉篇「季氏將有事於顓臾」的一段記載。

季氏是魯國的貴族,與國君同出一個祖先,但到了孔子的時代,已掌握着魯國的實權,其財富甚至在魯君之上。儘管如此,卻並未滿足,仍想不斷擴張其勢力。顓臾則是鲁國的附庸,乃先王所封,是當時少數仍然直屬魯君的封國。大概也看不慣季氏的所作所為,對其容或不怎樣臣服。於是,很自然地,便成了季氏急欲呑兼的對象。《論語》的記載,即以此為背景,將當時孔子和他的兩名弟子————冉求與子路————的對話記錄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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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當中,有四㸃最值得注意。一、前來將用兵的計劃稟知老師的冉求與子路,其時正任季氏家宰,是否與謀其事?按記載,孔子在聽罷之後,隨即指責冉求,敏銳地戳破他的過失。冉求起初還聲稱此事純出季氏主意,與他和子路無關,卻在孔子的詰難之下,終於無所遁形,暴露了自己豈僅附和季氏,簡直為之謀劃的面目。

二、有關於家宰的責任,孔子在詰難當中,義正辭嚴地與以指出:大臣之責就在於輔相主君,決不可「危而不持,顛而不扶」;要是諫而不行,則別無選擇,只能引退,斷無居位而不負其責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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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更重要的是有關治理國家的原則,孔子一方面既分析季氏之所以對上侵奪魯君,對外企圖用兵,不外為了人口與貨財的原因,另方面卻指出人口之「寡」與貨財之「貧」,實非國家最大的禍患。真正的禍患毋寧在於上下之間的「不均」與「不安」。這裏所謂的「均」,並非平等一律的意思,而是如注經家朱熹所言的「各得其分」之意。也就是說,上下各有其位分,既有其權利,亦有其義務,貴乎不相侵奪而尅盡一己,則彼此自然相安,而和諧、團結乃至強大,也就不期而至,又豈待勤兵於遠!

四、此外,還有一點是「有國有家者」所常忽略的。那就是孔子在最後所㸃出「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的道理。其實這道理並不艱深,不過是說要懷柔遠方之民,當先躬自修己而已。己既有德,則人民自必「襁負其子而至」;否則,即使施壓恐嚇,也只會適得其反。

這裏可以附帶一提孔子與季康子在別的塲合的一段答問。康子大概有感於民之難治,於是請教孔子,問他可否殺「無道」之民,以収「有道」之效?殊不知孔子竟答覆說:「子為政,焉用殺?」而他之所以認為不必仰仗嚴刑峻法,則是因為他相信在上的人有美德,人民自然向風歸附之故。孔子當然不是說刑法大可不必,因為禮、樂、刑、政四者,從來就是儒家用以治國平天下的措施。然而,他那重禮不重刑、尚德不尚力的主張,卻確乎有極高的智慧,且深得治道的根本。

以上四㸃,不一定都能套用於近日《逃犯修訂條例》的情況。然而,不是說「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麼?倘若能發揮㸃作用,傚法古人,野人獻曝,不亦有其意義?這正是撰寫本文,背後所懷的寸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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