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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院變示威少年扣留所 警方濫用保護兒童法例的背後

2019/9/27 — 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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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謝弘一】

三名 13 至 15 歲的中學生在 8 月 29 日參加深水涉警署外的反送中電影播放及群眾活動,被警方以涉參與非法集結或藏有攻擊性武器拘捕,警方更向少年法庭申請保護令,至三人入住兒童院,其中一名 13 歲女生因此被羈留兒童院長達 27 日,造成兒童院被警方用了作示威少年扣留所的情況。 駭人所聞的是,少年庭今日再訊案件時,辯方律師更爆出,另一名 15 歲的被捕女生,被警方指藏有「雷射筆」及防毒呼吸器的指控是根本出錯,其實只是細電筒及普通口罩。

少年庭的裁判官今日接納社署福利報告認為,保護令方法不合適,三人應交回家人照顧,故沒有再頒保護令。 公眾心中難免納悶,究竟緣何警方可以濫用兒童院,作為囚禁未成年示威者的扣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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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這宗充滿「砌生豬肉式」及防礙集會自由的羈留,是如何造成的?香港法制中本身有無任何環節可以制衡,以阻止過這些濫權?

根據香港法例 213 章《保護兒童及少年條例》34E,任何警署警長級或以上的警務人員,,均可將未滿 18 歲的兒童或少年,基於需受照顧或保護帶往收容所,或其他認為適當的其他地方,直至少年被帶到法庭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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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熟悉相關保護令申請程序人士指出, 過往這些案例都是涉及一些家庭有問題並需保護的少年,如家暴嚴重虐兒個案,或是將嚴重濫藥有家庭問題的派對少年另作住宿安排等,警方角色只是先將少年帶離寓所,免再生活於險境。 一般而言,少年法庭的裁判官將個案押後3至4個星期,最長可押 28 日,以便社工提交福報告,看有沒有反對安排入住兒童院的因素。  

今次案件的荒謬之處,是警方人員並不是建基於少年涉及家庭上的問題及需要安排兒童院, 而是建基於三人只是參與公眾集會或活動, 其中少女被指㩗帶的攻擊性的武器,先被稱為是雷射筆及防毒呼吸器,但其實只是「小電筒及普通口罩」, 整個過程除了有「砌生豬肉」證供問題,更明顯是濫用法例賦予警方保護少年的權力,令保護兒童法例,被扭曲「合理地」成為扣壓示威少年的手段, 在警察濫權及剝削兒童權利方面,均敲起嚴重警號。

在今次案件可見,法例本賦予警方可以係未經社署或社工情況下,基於其手頭的證據,申請將少年送到兒童院,再待社署的福利報告,供少年庭的裁判官參考決定是否繼續安排入住兒童院的決定,此期間有達28日之久。此措施本來的優點在於在緊急的兒童權利事故,警方作為執法者可以安排到護助弱小的住屋安排,但如一旦被濫用,容易失去制衡。

其實,社會工作者總工會(社總)在事發後曾兩度去信社署,指社署有責任向警方作出呼籲,停止濫用保護令,及警方應正視被捕者家人向社工求助的權利等。

此案也屬一標誌,令公眾須關注日後如何防止警方濫用法律賦予的權力去對待跟當權者持不同意見的人士,尤其家長應開始更加關注如何保障少年及兒童的權利。

諷刺的是,警方在此案最終沒有足夠證據起訴這三名學生,今日聆訊社署的福利報告顯示,其中一名被捕 15 歲男生成績優異,全級考第八, 與家人關係良好,與老師同學相處融洽,那麼涉及處理此案的警務人員,又是否涉失職濫權?

最吊詭的是,面對警方涉嫌嚴重失職濫權, 政府一定又著大家不滿可以投訴警方,但當巿民想到投訴是由警方自己人查自己人,再由「無牙老虎」監警會去監察,試問在這個世代,又有誰會相信公義在此機制得到彰顯?公眾除了報以一個自嘲無力的冷笑,社會上各崗位人士,由司法到社福到一般家長,又如何可以監察及避免這類濫權的重現,也是社會日後要必需要面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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