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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制憲」的前世今生

2016/9/12 — 18:25

維港兩岸資料圖片 (Ryan Cheng @ wikipedia )

維港兩岸資料圖片 (Ryan Cheng @ wikipedia )

【文:韋皓】

《城大月報》(2014年10月號)封底列舉出33種「香港獨立」後的願景,第三十二條即為「如果香港獨立,將會全民制憲。」甚至近月選舉中亦不乏候選人提倡 「全民制憲」,惜其未有充分的政治宣傳(或說其宣傳手法不為港人接受),致使港人未有正面、充分去思考這個可能,乃至因受辱罵為港豬而拒絕考慮。

黃毓民在2015年的「就修改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提出的議案」發言稿中便指出,社運人士吳恭劭及劉山青早在1996年成立「全民制憲學會」,而前綫於同年成立時,使用「爭取普選、捍衛人權、全民制憲、維護法治」作為綱領。其後,在1998年立法會新界西4號名單,由報稱為社會運動家的劉慧卿與何秀蘭率先將「全民制憲」議題帶入政治選舉之中,她們在宣傳單張上印著:「我們主張全民制憲,從基本權力架構落實『港人治港,一國兩制』,修改《基本法》中阻礙民主進程,限制人權的條例,並交由港人透過全民投票表決。」唯其未有一直貫徹理念,使港人未有深入了解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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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2016年2月29日,熱血公民、普羅政治學苑及香港復興會組成「熱普城」聯盟,發動「五區公投,全民制憲」計劃,使「全民制憲」的議題重回到香港政治的討論之中。據《熱血時報》「五區公投,全民制憲」合集中所載,其主張為「五位議員屆時將發動五區辭職補選,以民間制定的憲法為議題發動變相公投,重寫香港憲法,令基本法成為真正保障港人利益的憲法。 」惜在2016年9月4日的立法會選舉中僅取得一個議席,同時亦反映出「全民制憲」的概念實未受港人接受,甚至出現因人廢言的情況,港人因提倡者的言行而排斥其說。

「制憲」與「修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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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普城在是次選舉中提出的 「全民制憲」及「永續基本法」實是牽涉「制憲」與「修憲」兩種不同觀念。據時任台灣憲政法制組兼任研究員的隋杜卿教授在2003年撰寫的<從比較憲法與修憲與制憲>一文中指出:「綜觀憲法學者的意見,所謂「修憲」,基本上必須維持三項要件;(一)遵守既存憲法所訂的修憲程序、(二)僅得為「部分(條文)修訂」、以及(三)修訂的內容亦不得逾越憲法基本精神所構成的「修憲界限」。

相對而言,若出現

(一)憲法變遷的程序脫逸既存憲法規範、

(二)「全部(條文)修訂」、

(三)修憲結果已脫逸「修憲界限」的實質規範等任一情形,則均屬事實上的制憲行為。」換言之,「全民制憲」實應是對現行憲法《基本法》的一種違背,而「永續基本法」則是為跨越2047大限而對《基本法》的特定條文依法理程序作修改,如此說來則只為修憲運動,是以在同一次選舉中,實出現兩種複雜的概念混雜出現。

然而,誠如隋教授於文中引述學者指出:「制憲是政治行為,屬於超實定法的範疇,不受既存憲法的規範;修憲是法律行為,必須依憲法所訂程序為之。」熱普城的倡議當屬政治行為,故其推倡制憲亦無不可,但如要依據現行法例將其落實,則難以實行,縱使五區總辭,變相公投亦無改現實政治,這正是香港政治的困局所在。 「永續基本法」若作為一種修憲運動去推行,則是務實而理性得多,是直接道出香港的前途問題,同時切合政治現實,用修憲去導正《基本法》藉以換取時間,以待中共世變,實是苦撐待變的唯一辦法。某程度是用妥協去換取時間,亦可保留特定的權利,並有明確法例保障,實遠勝以「民主抗共」打告急悲情牌的辦法。

然而,「全民制憲」和「永續基本法」的政治概念應作為兩條腿走路去思考,前者作為「待變」後的政治藍圖,後者則是「苦撐」的政治手段。至如何時巨變,就如牟宗三<談世運、論時局>所言:「這巨變的種子已埋下,巨變就有一日會到來。」所謂「種子」,就是思想與民心。

「全民制憲」的未來

「全民制憲」屢屢被反對者譏為空喊口號,但學者戴耀廷在其著作《佔領中環:和平抗爭心戰室》中亦曾引述美國政治學者夏普意見指出:「全民制憲以落實民主憲政的原則,是防止專制復辟和幫助民主憲政生根結果的一個重要方法。」(頁96) 在中國的立憲運動史中亦曾出現接近「全民制憲」 的運動,就是1920至1924年間,中國各省出現的「聯省自治」運動,又稱省憲運動,省憲的制定更是「聯省自治」運動的重要標誌。「聯省自治」是由張繼和章太炎共同提出,其內涵主要劃分成三個層次:即各省自治、聯省自治、組建聯邦政府,而現今陳雲所提倡的「華夏邦聯」論實近於此說。

當年各省憲法草案中, 尤以湖南、浙江、廣東省憲最具代表,並成為其餘各省憲法草案的藍本。 1920年6月,新民學會提倡湖南人民自決自治,由毛澤東、何叔衡、彭英等370人便聯名提出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憲法會議,以圖制定湖南省憲。雖則各方勢力同意制憲,但因對制憲程度有所分歧,故最後由省政府聘請專家草擬憲法草案,再交予按各縣人民按人民比例選出的代表組成憲法審查委員會,以對憲法草案作審查修改,最後在1921年12月交由全省公投表決通過成為《湖南省憲法》,是以戴耀廷在《憲政‧中國:從現代化及文化轉變看中國憲政發展》中亦說:「這樣讓人民有那麼深入參與的立憲程序,可以說是中國史上的第一次。」(頁39) 只可惜這部以民主方式、全民制憲形成出現的《湖南省憲法》因政治原因只維持了四年。

有趣的是,毛澤東於1920年9月3日在湖南《大公報》上發表題為<湖南建設問題的根本問題:湖南共和 國>一文中寫道:「湖南人沒有別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決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立一個湖南共和國。」可見,毛澤東最初推動制憲自治運動 時實是有著「湘獨」的思想,難怪中共如此忌諱香港現在的政治思潮。

無論如何,「全民制憲」並非中國史上未曾發生,只是在香港若要提倡應有更深入的討論和思考,就如台灣憲法學會理事長許慶雄在《憲法之基本原理》列舉制憲運動應要注意的四個部分(頁52-54):一、參照先進各國憲法學理擬訂憲法草案二、形成國民共識三、制憲代表應明確定位其職責四、憲法須經國民投票決定熱普城提出的 「全民制憲」思想並非一無可取,只是他們需要將理論有效傳遞,甚至改變形象以傳播政治訊息,這或是香港未來的一條出路。


內地學者張千帆在《憲政常識》中寫道:「憲政的關鍵動力在人民。如果沒有人民的政治壓力,政府即不會自動實施憲法。」(頁xviii) 港府如今玩忽《基本法》,到底是過去港人沒有履行監憲的責任,還是《基本法》的本質只為宗主國的「大國原則」下的玩物呢? 無論如何,「制憲」與「修憲」也是將來我們必需思考的政治議題,前提是我們必需放下成見,重新思考任何一個政治選擇,而非未有深入省察便視若無睹,否則或將恨錯難返。 1938年胡適在致傅斯年有關抗日的信件中所寫:「國事至此,除『苦撐待變』一途,別無他法。」 今日何嘗不是?

又, 戴耀廷所撰《香港的憲政之路》及《憲政‧中國:從現代化及文化轉變看中國憲政發展》二書實極具參考價值,值得花時間一讀。

參考書目

張千帆:《憲政常識》(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6年) 許慶雄:《憲法之基本原理》(台北:獨立作家,2015年) 戴耀廷:《佔領中環:和平抗爭心戰室》(香港:天窗出版社,2013年) 戴耀廷:《香港的憲政之路》(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0年) 戴耀廷:《憲政‧中國:從現代化及文化轉變看中國憲政發展》(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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