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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中國:《弄潮兒》讀後

2017/9/7 — 13:16

《弄潮兒》封面

《弄潮兒》封面

大概十年前看到《國家的敵人》是譯自《紐約客》,後來《國家的僕人》《龜的故事》都是在同一本雜誌,所以當我看到《弄潮兒》出版時,以為是查建英《紐約客》報導的結集。這是一部分作者出書的主流方法。當我看完前言,知道這本書是作者一早就計劃寫只是把寫好的章節順便給《紐約客》刊發,我對這本書整個看法都變了。計劃寫一本書和把已經(應邀)寫出來的東西結集成書完全是兩回事,是視野問題,視角問題。於是磕磕絆絆零零散散看過英文版後,我重看了一遍翻譯成書由牛津出版的中文版。

中國經濟迅猛發展的三十年

查建英計劃寫一本書,介紹近三十年的中國(78年-2008年),這三十年是風雲激蕩的三十年,全部又看一遍,合上書,深深的歷史感油然而生,這是到這個年歲才有的感覺,不知不覺我們人生重要的三十年有記憶的參與了歷史。因此看書時不斷的自我觀照:潘石屹在海南買地蓋房子時,我在哪兒,陳丹青努力發聲時,我聽見了嗎?大中電器和國美電器的戰爭我怎麼完全不知道。 (因為我沒看商業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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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潮兒》寫了幾個人,與政治生活有關的:《國家的敵人》查建國,與文化和政治都有關係的:《國家的僕人》王蒙,北大改革中的群像(主要是張維迎),幾個商人:張大中,潘石屹張欣夫婦,孫立哲。人物並不多,但涵蓋了一個關鍵歷史時期的各個領域--政治,文化,商業,知識界,這本書,那些發在《紐約客》的章節,是很多院校和機構新聞教學的範本,佩服查建英的功力,從非虛構寫作角度來看:光是從選擇人物對像上已經非常高超了。更不用說她對時代轉折點敏銳的觀察與總結能力,還有她對人物的深入理解與準確的摹寫。

客觀,公正,翔實的表達一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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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人物,寫時代最難的是還原一個人,一個時代,看上去很簡單,但其實非常非常難,我很少看到寫的好的人物,更鮮有寫一個時代寫的好的作者出現。不信你可以想想你身邊的人,能不能準確的被表達出來,甚至你自己,當你處於漩渦的中心,別人會怎麼看你?是真實的你嗎?

以前幾天上海警察執法時摔倒一個抱孩子的婦人這個熱點為例,很多人說那個婦女是個潑婦。

這個判斷是如此輕易,如此不負責任,如果這人是你的親人,你會怎麼想?我們看到媒體上太多的誤解,太多的標籤,所以習慣了貼標籤,非常膚淺的去理解新聞人物:許知遠是個故作高深的偽知識分子,馬東是個取悅九零後零零後的娛樂犯。這是時代的悲哀,太多的資訊要消化,不消化就會焦慮,只好狼吞虎咽,不求甚解,這種需求導致了寫作者的惡性循環,標題黨,十萬加,足以毀了所有好作品和一部分好作者。

盡量客觀,完整,詳盡又準確的表達時代更加難。

查建英做到了這兩點:她寫的每個人物,都給人有血有肉的感覺,盡量還原了他或者她在生活中的樣子。她探索回顧的這三十年是非常準確而詳盡的,通過這些人在這風雲激蕩的三十年裡的故事,他們的選擇,他們的堅持,他們的志得意滿,他們的失敗失意,我們從旁觀者角度看到了活在其中的中國這三十年,英語讀者看到了一個相對真實的中國發展的三十年,這一點CNN沒有做到,紐約時報沒有做到,甚至《紐約客》都沒做到,查建英用這本書做到了。

兩個中國

中國是什麼樣的?身在其中的你,能回答這個問題嗎?我不敢回答。

有人看到的中國是這樣的:原始森林,冒險家樂園,權錢交易,混亂的製度下一切都靠關係,發財容易,但人活在其中沒有安全感,沒有基本的尊嚴,隨時可能身敗名裂,可能消失。一方面經濟突飛猛進,另一方面文化和政治體制停滯不前甚至倒退,人民愚昧,麻木,落後,暴發戶,沒有基本的公民素質,國民沒有基本的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出版自由,甚至沒有免於恐懼的自由。也有人看到的中國是:繁榮,熱鬧,效率高,發展快,一切正在向好的方向變,就算亂點兒,但一直在改變,前景是美好的,對世界的貢獻是巨大的,以後也會引領世界。

這都只是一些非常表面的表述,每個身在其中的人都有自己的感受,我屬於感受到她壞的一面比較強烈的人,所以我離開了。並且,從心裡把她否定掉了。不再關心她。甚至,我一直拒絕理解和接受另一個中國,覺得那都是既得利益者描述出來的幻象。加上我的性格,令我一直都是個邊緣人,今年我重看了這本書,回顧這三十年,思考我親身經歷的十幾年,慢慢的開始嘗試正視另一個中國。慢慢的開始理解身邊親人朋友的選擇。因此,對我來說《弄潮兒》屬於那種令我轉換了一點思維的書,這對一個閱讀的人非常重要,一本書在挑戰你固有的認知,並且說服了你一點點,令你轉變了一點點,尤其在你已經快四十歲的時候。

同時,她也解開我一點困惑:為何那些身在國外的精英,見識過更廣闊世界的人,願意回到國內『趟一趟渾水』,(『趟渾水』已經是我以前的理解),如果是以前,我會不假思索的想:因為國內錢好賺啊,因為國內容易出名啊。我這種印象來自一些媒體的報導以及合理的推測。媒體報導人物總有自己的目的:或者是拿了錢出PR稿(說這人是真愛國,回來建設祖國了),或者是從一個自我推測的角度出發(國內更容易賺錢,出名),拼湊那些證明自己觀點的材料(這個很容易),然後我就得到這樣的印象。

政治,商業,文化精英

這本書裡沒有簡單的處理這個問題,她寫到了人物的掙扎,令人耳目一新,例如張欣,她說她在英國時喜歡和左派知識分子一起,希望自己成為一個左派知識分子(這是自然而然的,她出身寒微又身在金融行業多年),她說她和潘石屹的衝突,她等於是慢慢放棄在西方世界習得的一切規矩和原則適應中國的叢林原則。她說開通微博後才知道自己原來是普通人眼中的壞人。原來人們這麼仇富。這種表述令張欣這個人非常豐富。我看過她在《60分》受訪講自己的人生,離開香港赴英留學時,她居然帶了口鐵鍋去。顯然她對查建英談了更多。 《龜的故事》裡可以看到她的很多面,甚至到最後,我有點理解她為什麼會嫁給潘石屹了(以前想當然覺得是因為潘石屹當時已經事業有成)。

大部分人的一生,的確是選擇與妥協的結果,非常純粹的人,基本都死掉或者湮滅於眾了。這是人到一定年紀後不得不接受的命運。而在《北大,北大》中,同樣是海龜,同樣出身於寒微的農民家庭而留學歸來到北大做校長助理,學者張維迎卻沒有選擇放棄,他寧可選擇失敗。他對查建英說,中國目前沒有健康的爭論環境,學術爭論很容易就變成了人身攻擊,道德攻擊,我在英國時,親眼所見,大家意見相左,在學術上爭的面紅耳赤,但離開學校後就一起去吃飯喝酒,毫無芥蒂。

同樣來縱向比較商人潘石屹和張大中也很有意思。他們發蹟的經歷,面對機遇時各自的冒險,各自的底線和堅持,都非常不同,又都合理的存在於這個時代。這種比較令人能更立體的了解一個時代。

《國家的僕人》裡查建英寫出一個非常鮮活的王蒙,他的經歷對他的影響,他的進步和局限,通常我們都會覺得王蒙是一個老於世故圓滑的人,但這一篇特寫裡,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他性格的形成過程(他經歷的大起大落)以及他作為一個文化界代表人物的赤子之心,他勤奮的寫作習慣。他性格里的趨利避害和堅持原則。我看過王蒙寫的《組織部來的年輕人》至今仍有印象,和同時代的其它作者比,可謂才華橫溢。查建英同樣舉例子說他後期的作品如何冗餘誇張。

寫她的同父異母兄長查建國的這篇《國家的敵人》可能是流傳最廣的一篇了,對這種時代人物,我通常是讚賞他的無畏但痛惜他們無望甚至無用的堅持。這篇應該是我看過最多次的一篇,中英文都看過三四次。但這次放在這個背景下(即:不是為《紐約客》供稿而是自己寫書),更多的是敬佩。這些人,包括最近獄中逝世的劉博士,以前我不明白他們的選擇,尤其當家人並不支持時,除了帶給家人痛苦,還有什麼意義?現在我覺得能理解他們的選擇,查建國是個悲劇人物,最後平靜接受自己的命運,這時我才真的理解劉說的:我沒有敵人。文章的最後,她寫道:

離刑滿只有一年多了,建國開始談論還有多少書他想在出獄前看完。"真的,這裡其實不錯,"他竭力讓我放心,"我會在2008年出去,如果那時你在北京,我們可以一起看奧運會。"我們談起了幾個在上海的表兄弟,都是一些成功的商人和律師。

"我很高興他們能這樣成功,"建國由衷地說,"但是,人各有志。一個國家要想實現民主,總得有一些人甘願為此流血犧牲。看看人家南韓,還有台灣,多少次的鎮壓,抓過多少政治犯。但是,一波接著一波總有人站起來,前仆後繼,他們是用生命鋪平了那條通往民主的路。

在那一刻,建國目光堅定、姿態豪邁,似乎忘記了自己身在牢中。"中國這麼大一個國家,有13億人口,我們總該有幾個人願意去做這件事吧。"

整篇文章可以明顯的看出,作者本人對查建國的認知的轉變(作為讀者的我,也經歷了這種轉變):覺得他魯莽-->為他不值-->重新認識他的價值。這種轉變我相信是在寫作和思考中發生的,作者明確的寫了出來,這種文章(就算受訪對像不是作者的親人)真實動人,已經大大超出了文本表達的意義。

總體來看,查建國身上體現的是這三十年裡,中國的政治生活的全貌,查建國如何從一個為毛的死哀傷了兩年的人變成一個『激進』的CDP的創建人,他的性格和這三十年的政治環境發生化學反應,他的人生反應了中國三十年的政治生活變遷,是個很典型的例子。

而王蒙,既是政治的也是文化的,他身上體現更多的是體制裡的力量對社會的影響。更多的是一個知識分子的苦悶。 《北大,北大》則講了學術領域的一件大事:北大改革,涉及的應該是知識分子精英階層。著重寫了張維迎。寫了他悲壯的失敗和他在北大的寂寞孤獨--反對的一方:陳平原,劉東,你也不會覺得就是封建守舊,因為整件事就是如此復雜。

張大中,孫立哲潘石屹的故事描述了這三十年的經濟發展。這三個人也很典型,張大中是個奇蹟般的,靠機遇,人格力量而成功的例子(其中的商戰寫的非常精彩,相信做了大量的研究),用張大中母親最終平反,從他口中說出:『中國的確有很多問題,但他也一直在進步。 』真的比《環球時報》上的社論更有說服力。

用潘石屹(代表草根地產商)和張欣的故事貫穿中國這三十年房地產的發展以及經濟發展。這不多的幾個人和他們的故事,組合起來就是這三十年的中國,非常複雜,豐富,最好的時代?最壞的時代?冒險家的樂園?普通人的地獄?真不是三言兩語可以概括,這本書,就是一個三十年的斷代史。反應在我們每個人身上:國企改製造成的大部分國企員工下崗;改革開放促成的經濟文化短暫繁榮;大學並軌對每個學子的影響;每個人都有親人朋友身在歷史中而渾然不知。現在回頭看,清晰的不得了。寫下這些過去,閱讀這些歷史只有一個目的:以史為鑑。

以史為鑑

許多年來的閱讀史,我一直想弄清楚一個問題:為什麼49年那麼多知識精英,商業精英會選擇回來『建設祖國』,他們不清楚CCP是什麼貨色嗎?他們真的只信了史沫特萊筆下的毛?他們很多人曾經生活在蔣的治下,見識過草莽英雄CCP的土掉渣兒,狠起來無底線,虛偽起來騙的自己都信。為什麼他們還選擇回來?章詒和的《最後的貴族》可以說部分回答了這個疑問(但仍不能使我完全清楚),看完《弄潮兒》我反而有點恍然大悟的感覺,說不出來,寫不出來,但覺得合理,合情。

今天政治經濟文化都每況愈下,正如查建英在《中國波普》裡所說:『我們當年既沒有想到中國經濟會發展得這麼快,也沒有想到中國政治會進步得這麼慢。 』

回望過去,過去的三十年是值得回憶的,就像在民國回憶清末錯失的立憲機會,過去三十年也錯失了很多。什麼時候才是盡頭?這或許就是苦難深重的中國人民的歷史命運吧。中國人喜歡說西方媒體妖魔化中國,這也的確並非空穴來風,媒體本來就不是公正公平的機構,總有自己的立場,不同的媒體表達出他們看到的方面,如果他們看到的是我所感知的中國,我當然不覺得是妖魔化,但那也絕對不是完整的中國,查建英這本英語寫成的《Tide Players》在向西方介紹中國方面,比中國砸了幾個億的大外宣有效,比BBC紐約時報更客觀,公正。她顯然更理解中國。

​我說我逐漸理解和接受了另一個中國的存在,不代表我擁抱她認同她,理解和認同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我不是政治文化商業的精英,也不想投入這轟轟烈烈的冒險樂園,我只想遠遠的離開,永遠生活在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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