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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六四」與金融抗爭的可能

2017/6/7 — 14:00

資料圖片:六四悼念晚會,維多利亞公園現場

資料圖片:六四悼念晚會,維多利亞公園現場

「八九六四」之所以重要,除了令我們看到中國政權的極權本質,啟蒙港人的政治意識外,不可忘記的是當中展現了香港公民社會集體抗爭「中國因素」的可能性。其中,我們看到一種經濟金融抗爭的視野。

強大的道德力量下,人人都是行動者。當時各行各業、各個領域都展現出自發的抗爭力量,聲援民運,甚至向鄧李楊政權施壓,促使中共倒台。根據黎則奮的說法,金融界內如今淪為中港融合推手的「愛國學者」的陳文鴻就呼籲市民向中資銀行擠提,配合美資銀行抽掉中國銀行資產(未知最後有沒成事),以此搞垮中資銀行,制裁中國經濟(見黎則奮〈六四真話不易說〉)。長期來說,中國對港的凝視都是利用其金融中心的地位,服務國家的經濟需要。其時陳文鴻的抵抗策略可算擊中要害,畢竟當時中國尚未是強國,香港中銀的外匯結存佔據中國外匯儲備相當的比例。

這種以實質政治經濟考慮的金融抗爭打開中港政治介入的空間,其後未必延續成為香港政治運動的主流,卻在二十五年後的2014年「佔領中環」運動重現。「佔領中環」何以可以震懾中共,就是因為將中共依賴的香港金融中心運作當作籌碼,令中共面臨困難和損失,希望以此促進香港的民主化。只是非常明顯,雨傘運動並沒有貫徹佔領中環的本意(見李達寧〈後知後覺的傘運檢討──承認失敗是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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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八九六四」到「佔領中環」,可以看到金融經濟領域皆是一處重要的抗爭場域,卻未必真正扎根在大家的思維之中。一日中共需要高度依賴香港的金融中心的配合、運作,一日香港仍有介入的可能。或者我們可以思索,具經濟金融視野的抵抗運動與「經濟戰」,就是未來抗爭一個不可或缺的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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