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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條例》— 社會秩序及集會自由之間的張力

2017/8/16 — 19:57

資料圖片:六七暴動

資料圖片:六七暴動

【文:K】

《公安條例》作為在1966年的產物,其時代背景是從天星小輪加價及工潮等六七暴動,目的為了殖民政府控制秩序治安、擴大警察權力等提供法理依據。其後,政府及立法局在1980 年及1995年再次因政局社會改變而增訂通知制度。

在80年代中期以後,大部份的公眾集會及遊行是以和平的方式進行,但警方仍是以管制的方式看待,甚至視示威者為非理性、暴力及危險的滋事份子。同時,條例亦賦予一定酌情權讓警察「決定一切所需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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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名製定本身有其時代背景。雖然並非所有公安案件都有人權法的考慮,但一旦涉及示威遊行,須按人權法的法律明確性、相稱性等作衡量,而公眾秩序本身也可證成限制集會示威自由的要項。

公安條例內置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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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梁國雄2005年終審庭案中,包致金NPJ曾經引用對《公安條例》的批評:

「此條例的修改是佳日思教援大力批評的回歸修改之一。在《香港新憲法秩序》第454頁中,他明言除了回歸後修改了《公安條例》及《社團條例》外沒有對人權造成很大的限制。上訴庭也參考了1999年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香港總結報告,指公安條例的應用可能會過度限制集會自由。…」

他在121段續指,法官的責任就是要確保在維持社會秩序之時,限制人權集會自由的代價不是太大。他繼而引用美國典據,「當保持社會體制不被暴力推翻的重要性愈高,言論集會自由、新聞自由等憲法權利愈需被保障,使自由政治討論得以進行,政府需為人民負責,亦可促成和平改革。」

包致金NPJ在楊美雲案第144段又定下開明的解釋:「一個集會及抗議干擾到公路的自由使用並不代表對他在《基本法》第27條下集會言論自由的自由就被會被剝奪。在我眼中,只有他的干擾是不合理的,超過公眾可以合理期望會容忍的範圍,才會剝奪其自由人權。什麼在範圍內外是事實及程度的問題。但當回答此問題時,法庭必須記住自由的完全維護決定什麼是合理,而非把自由人權當作其中一個因素。」

這也是為何不少團體及學者一直倡議要修改《公安條例》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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