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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實踐論壇「大學之道:自由自主」開場前言

2016/1/26 — 22:04

詹德隆(圖片來源:公民實踐培育基金 Project Citizens Foundation)

詹德隆(圖片來源:公民實踐培育基金 Project Citizens Foundation)

【編按:本文為作者於1月23日公民實踐培育基金舉辦的「大學之道:自由自主」論壇上基金主席詹德隆的論壇前言】

〈Opening Remarks〉

歡迎大家參加公民實踐培育基金舉辦的 «大學之道 ∶ 自由自主» 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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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有四位講者,四個關注«大學自主和學術自由»的團體。他們會就着這個論題發表意見,然後我們會開放論壇,讓大家提問和討論,主持的是張玉堂律師。

我是公民實踐培育基金的主席。不過我沒有Ph.D.,好多人都話我是nice guy,情況同陳文敏教授一樣。陳教授令我想起Jane Austin在她的小說 Emma 寫的一句話 : “not one in a hundred men with ‘gentleman’written so plainly across them.”「君子」這兩個字跟本寫了在他的額頭上。其實要Ph.D.容易不過,香港有間國力書院, 好快手,聽講back date都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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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我代表公民實踐培育基金歡迎大家參加我們這個論壇。你們有些人可能都沒有Ph.D. 。但對我們基金來說,你們都是nice guys。因為你們關心香港,你們關心學術自由,大學自主。但係對唔住,nice guys finish last。除非我們stick together and fight the good fight,所以我們需要團結起來,保衛香港這麼多年來的核心價值和生活方式。所以我們這個基金相信要有公民實踐。只有堅定信念是不夠的,還要出錢出力,還要實踐培育。

因為這個世界bad guys太多。彭泓基自己都認了: Do you know how many shits come from his group? 這些self incriminating 的 rhetorical question 是不需要答的,因為講得出嚟已經笑死人了,好似有人會被自願捉上洗頭艇一樣。我現在才知道什麼叫做「人蠢無藥醫」。周潤發和鄭裕玲那套電影《我愛扭紋柴》譒譯「人蠢無藥醫」譯得真好,它把這句說話譯為Stupid is for ever.

上世紀德國自由主義學派著名學者Friedrich A. Hayek 寫了一本影響深遠的巨著,名叫«The Road to Serfdom» «往奴役之路»。不讓香港大學自主,要收窄、限制甚至踐踏香港人的自由,就是推使香港走向奴役之路。

我們第一個論壇講「新聞自由」已經危危乎。話口未完,就輪到香港大學的大學自主和「學術自由」都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脅。再話口未完,連「人身自由」都朝不保夕。有「強力部門」可以隨時請你自願坐艇不用經過移民局就可以離境。結果出版人十二月三十日坐艇,香港人的股票一月二日開始又坐艇,一直到現在,大跌三千多點,人心虛怯。又再話口未完,那邊廂「創作自由,表達自由」又已經告急了。如果新聞、出版、學術、人身、創作自由都不保的話,幾時又輪到「宗教自由」呢? 幾時又輪到再硬捱「國民教育」呢?是否十年後唔識普通話真是連的士都無得你揸呢? 當年應承香人五十年不變的,為什麼這麼快就變這麼多?

中聯辦法律部長王振民教授問香港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先生 ∶

「香港為什麼走了樣?香港回歸前沿襲了英國的政治保守主義,法治健全,文明理性,講規則,講規矩,講程序,不激進,少暴力,居民安居樂業,社會和諧穩定。香港給人的印象很紳士,很傳統,很保守,很文明。但是令人遺憾的是,這些年來,這種保守主義政治哲學、漸進改良的政治取態被不斷拋棄。」王振民質問:「為什麼不繼承英國主流的保守主義政治哲學,不認真學習繼承英國的政治文化傳統?」

我望着陳文敏教授,這個不就正正是「紳士」的最佳寫照嗎? 假如你真的想找人繼承英國的政治文化傳統,為什麼你會找了現在這個管治班子? 你問我?我問邊個呀?

因為王振民有此一問,曾鈺成好巧妙地寫了篇文章回應。這篇文章的題目叫做〈孰令致之〉。又是一個rhetorical question,問得真好。孰令致之? 你話呢?  假如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師、職員、學生和舊生都反對某個人當校委會主席而他仍然被委任的話,學生罷課和將來的一切抗爭行動,你說罷,孰令致之?

一九六零年代中,星加坡經濟同民心止跌回升就是因為李光耀肯聽忠告,不拆不改舊有的英國殖民地政府統治時的架構。

前中國政協主席李瑞環都講過,千祈不要抺去茶壺中的茶垢茶漬。不過主管香港政策的人沒聽得進去,一意孤行,結果攪成今天這個樣子。

大學是什麼地方呀?

大學是最講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研究自由,教學自由,行動自由,出版自由,創作自由的地方。我們在大學所得到的教化,到今天還受用不盡。

大學的教授、講師、研究人員(英文統稱academics)是知識的僕人 (servants of knowledge)。這等如傳教士是天主的僕人/上帝的僕人(servants of god),公務員(civil servants) 是公眾的僕人,是公僕。他們不是任何一個政黨的僕人。

學者當然更加不是政府的僕人,他們無需也不應聽從政府的指示做事。他們不應該受政府規範,尤其是一個非民選的政府。

作為一個有尊嚴的學者,你要弄清楚自己的身份。假如你服膺於權貴,假如你仰權貴的鼻息,你就不是知識的僕人,你就變成了權貴的僕人。這樣的話,你還有面目教你的學生要有「獨立思考」?

大學是「知識的搖籃」,也是「知識的保姆」,是我們獲得真知灼見的地方,是承傳知識的地方。學者是我們這個社會的尖端腦袋。他們有興趣做的研究,他們的取態,可能並非一般凡夫俗子所能瞭解,所以也不應該受我們所控制。英國人聰明,知道醫生應該由醫生自己的組織規範,大學應該由教授們自己統領,所以有大學自主的傳統,練乙錚所謂的「教授治校」。

大學需要公帑支持,但大學不應受政府控制,所以才有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之設。這個UGC是政府與大學之間的中介組織,是一個buffer (緩衝架構),使政府不直接介入大學行政,但也使大學獲得撥款後要負責地使用公帑。每一所大學都以各自的法例為依歸,教育司不管大學,教育條例不適用於大學。很可惜,一九九七年以後,UGC已經從一個中介緩衝組織變成了更加像一個代政府監管大學的部門。

Von Hayak 在他那本影響深遠的巨著中說過∶

“I think what is needed is a clean set of principles which enables us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legitimate fields of government activities and the illegitimate fields of government activities.”

「我想現在需要的是一些清楚的原則,好讓我們能介定什麼是政府該做的事情,什麼是政府不該做的事情。」

我們很想政府明白有些事情是不該做的,政府的權力是不應該濫用的,政府的權力是要受法律規範的。大學的自主和大學的學術自由就是政府不應該插手的範疇。

香港有一個發展得很好的公民社會。在一個公民社會,有很多事情是不需要管的,也是不應該管的。

中國領導人王歧山很欣賞的法國政治哲學家Alexis de Tocqueville說得好 ∶ “I should have loved freedom, I believe, at all times, but in the time in which we live I am ready to worship it.”

「我相信我任何時候都應該愛自由,但生活在今天這個時代,我簡直要跪在地上拜它。」

請大家記住∶「自由的代價是永恆的警覺。」警覺之後就要參加保衛自由。公民實踐培育基金是一個崇尚自由的組織。

多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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