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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傳忘 2】黑鳥樂隊郭達年:不單守住記憶 更要開墾未來

2016/6/3 — 18:29

音樂人郭達年

音樂人郭達年

2016 年,六四廿七周年前兩天。郭達年回應屠城事件的大碟《九歌》,在灣仔富德樓艺鵠舉行發佈會。等到活動開始時間,房間內仍只有郭達年和朋友兩人,默默地做手工活兒。光碟的封套,他一張接一張,人手製作。

郭達年抬起頭說,訪問可以隨時開始,反正都沒有人來。他感嘆,近年傳媒對六四的關注大不如前,寥落的場面也是預算之內。如是者,「發佈會」變成「傾偈會」。

曾經遊行靜坐,參與燭光晚會,今年六四,郭達年不再留在維園,而在艺鵠與一眾藝術家舉行音象作品《九歌》音樂會。「去不了,也不再是甚麼遺憾。」他平靜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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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今年的新作,從六四延展到獨立的討論,他形容審視這段歷史,需要概念的擴張。「不光是守護記憶,更加是開墾未來」。

郭達年親手製作唱片封套

郭達年親手製作唱片封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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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事喇,開槍喇!

1989 年 6 月 4 日,原本是郭達年的黑鳥樂隊受國際特赦組織所邀到澳門演出的日子,卻沒想到成為日曆上血色的一頁。演出前一天,他與團隊到澳門準備。雖然大家都好緊張,但實在太累,還是決定睡去。

沒料到朋友拍門大喊:「唔得喇唔得喇,出事喇,開槍喇!」

郭達年記得,參與演出的音樂人和劇場人,立即走出來一起看電視,「大家完全崩潰」。翌日早晨,他們決定臨時更改演出劇本,在澳門重現一次屠城事件。他們也參與了澳門市民的大遊行。大三巴前一張張哭臉,至今他仍歷歷在目。團隊在市政廳前近乎即興的演出,獲得觀眾共鳴。「好多市民一齊睇,一齊喊。」

六四的國家暴力,震撼當時已過而立之年的郭達年。那一年,黑鳥樂隊推出卡式錄音帶《民眾擁有力量》。他形容這盒錄音帶是當年眾人在「好大的情緒波動下完成」,是「好 raw 好血淋淋的經驗」。儘管從藝術角度而言,郭達年覺得仍有相當完善的空間,但「文化藝術都需要機動性,否則回應不了社會狀態。」

其中一首名為〈無助抗爭團結〉的作品,以電子音樂為主調,糅合自新聞聲帶收錄的警號、救護車聲和人語吶喊,講述無助的感覺、抗爭的需要、團結的希望。此作尤其引起解嚴後台灣人的共鳴,近年更有小劇場借用此作,讓它在社區抗爭的劇本上,繼續發揮作用。「我們一開始做音樂,已經強調人們自發流傳,講求的是一種 cultural sharing,不是攞隻碟去搞生產賺大錢。」

守衛記憶,擴張至自由文化

身為音樂人,郭達年不但參與遊行靜坐,更在 1990 年起每年舉辦「六四音樂祭」,用音樂力量提醒市民血的教訓。音樂祭持續至今,他形容沒有「年年都搞」的壓力,從來只是「約到朋友便一起做」。

音樂祭中間數度易名,近年正名為「自由文化音樂節」。郭達年認為,六四的意涵是反映國家暴力的窗口,思考得出結論是「一個社會沒有自由的文化,就不會有自由的生活」。如是,「自由文化音樂節」的作品,不光是六四,也談其他社會議題,例如環境污染、土地正義和言論自由等,「我們不光守衛記憶,而是概念的擴張。」

「自由文化音樂節」多年來都訂於 6 月 3 日舉行,但今年仍未有消息。郭達年強調,無意用《九歌》的發佈音樂會取代,詳情安排仍在討論中,或會延期舉行。今晚,他則會與友人繼續於尖沙嘴文化中心外作簡單演出。他又指,音樂節參與單位都「好自覺地預留時間俾大家去維園」,但以他個人來說,六四去維園不再是必然。「去報數的心情長此下去,就會變成一種 comfort,對參加者來說,那並不是一種動力。」

今年臨近六四,郭達年與朋友就「自由文化音樂節」的安排討論多時未有定案,決定講多無謂,把握時間「做啲嘢」,而「做啲嘢」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直接做作品。「悼念其實很 passive,creative 則是 active 的東西,所以用 creative 去記念最好。」

六四不光是中國人的事

四月底,郭達年談起想做「音象記憶文件」為六四做歷史檔存的時候,獲艺鵠眾人的鼓勵,便下定決心將作品做到底。他打電話聯絡相熟的朋友,形成今日黃仁逵、生田萬二、邱立信等橫跨 50 後至 80 後的陣容。

「音象記憶文件」不是一般音樂唱片,它包括多種聲音創作,例如:讀白、讀詩、唱歌、電子音樂等。其中日本人生田萬二,年輕也是個左派分子,曾到中國「拜訪共產大哥」。直到八九六四,他猛然驚醒中共政權並非真正的「共產主義者」。「為甚麼可以這樣戮殺青年人?」懷著糾結的心情,他當年寫下的小曲,今天收錄於《九歌》的音象文件之內。

六四專輯《九歌》

六四專輯《九歌》

「好多人覺得六四是中國人的事,其實那是好民族性的、矮化的語言。」郭達年認為,生田萬二的參與,正好反映六四的議題並非只有華人關注。他又以美國九一一事件為例,多少無辜生命的消逝,引起全球各地對極端伊斯蘭聖戰手段齊聲譴責,反映人道關懷超越民族血裔。

郭達年感嘆,八九至今社會愈來愈荒謬,暴力或者不再具象如坦克,卻轉而以其他形式存在。「高鐵某程度上也是暴力。它要了那麼多錢,那麼多人生活。」今年年初的「銅鑼灣書店事件」,在他眼中同樣是「心理暴力」,以恐懼作為一種暴力。

「根本這是不正常社會,怎麼好似小孩子玩泥沙?傾唔掂就砌佢,但這是國家,有行政制度和憲法,你說可不可惜?」郭達年感到現今社會很多人都望不到出路,希望據於六四再思考的《九歌》,能夠「知道條路怎樣走來,懂得怎樣走出去」。

悼念太被動,創意才是未來

「《九歌》雖然是六四廿七周年語境下的產物,但我們談論的是如何生存下去的題目。」郭達年看著一片寥落的發佈會,直言即使討論六四的人減少也無所謂,「最重要是關於生存狀態的討論。六四只是其中一個窗口,反映國家暴力的操作。」

大專學界今年六四舉行「香港前途問題」論壇,郭達年完全理解,只補充一點「不過如果流於開好多研討會,出好多論文,就沒有意思了。」他又形容《九歌》也是借鏡當年思考明天的作品,其中邱立信的創作更直接討論本土議題,以美國夏威夷的獨立運動作比較,提出「如果夏威夷作為美國其中一個州,都有權公開地要求成為一個獨立國家,香港點解唔可以?」

面對今日社會的混沌,似是沒有出口的困境,郭達年認為「創意」是黑暗路上的明燈。所謂「創意」,不限於文化藝術圈子,而是「過一種拒絕暴力的生活」,不受制於現實框架,他說:「如果我們再不發聲,不再 living creative 的話,我們下一代可以點搞?好多嘢,唔諗就無㗎喇」。

音樂人郭達年

音樂人郭達年

文/g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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