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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晚會街訪給我的恐懼

2018/6/6 — 19:13

2018 年六四 29 周年燭光悼念集會

2018 年六四 29 周年燭光悼念集會

【文:Jacob So】

記得當我第一次踏過中港關口交界,進入香港的時候,心裡第一個感覺就是想用力去呼吸這片土地上自由的空氣,那時我認為,當我越過了這條線,我就是自由的,我的網絡沒有長城攔阻,我的言論也可以自由表達,我可以參與各種相關的運動。我想,這無論是英殖時期還是一國兩制至今,這都很多人對這條邊界的普遍想象,邊界這一邊是自由的,邊界另一邊,是不自由的。多少年來我一直都抱持這種想象,直到今年六四。

每年六四的維多利亞公園,依我看來,除了是數以十萬計的人聚集的燭光晚會以表達對六四的控訴和平反訴求,各種政黨和團體乘機募集資金之外,還是各種媒體的戰場。各個傳媒除了捕光捉影之外,還會派出記者對與會人士進行採訪,或者實習生進行民意調查。往年我會遇到簡單民意調查,所有這些調查我都不會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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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同樣,我提前來到維園足球場上,遇到了某報章的實習生對我進行問卷調查,同時也一同進行了語音採訪,過程中,還有另外一個網絡媒體的兩名記者一同過來進行採訪。採訪中我沒有自我審查地自由回答問題,我也沒察覺到我作為一個內地人在這個自由的香港應該做任何的保護措施。直到採訪結束,我們發現後面過來的記者使用了攝錄機,於是我們強調不可露出真容,而他們都似乎明白某種規則似的,也同意了。

後來我詢問那位實習生才發現後面來的兩位記者是那個倡議性網絡媒體,內心某種不安感似乎湧了上來。我開始幻想出各種的情況,香港記者的職業道德,該媒體的政治取向,那幾名記者的真實身份,李波銅鑼灣書店,過關檢查,政府的維穩,身邊朋友遇到過的公安問話……我開始不斷地延伸,恐懼慢慢降臨。最後我們在現場再次遇到那位實習生,我們看到了他的記者證件,他同意在他的行內 WhatsApp 群組中叫那兩位同行停發這段 video。至此我們才放下了心理包袱。晚會過程中,我也拒絕了香港媒體的視頻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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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無法判斷這個恐懼是否多慮,但我覺得讓我重新思考什麼叫免於恐懼的自由。我認為記者採訪與受訪者真誠回答都是建基於真正的言論自由,這種自由也是香港引以為傲的所謂香港精神之一,是香港能自信於中國的價值之一,是我穿過關口呼吸的空氣的原本的味道。但我反思我為何會在採訪過後不斷湧現出恐懼感,除了來自於我們自己的老大哥之外,還有一部分是我對香港媒體的信心,或者對香港言論自由這套價值的懷疑。

我回想出來的是香港媒體在近幾年來不斷的倒退,公信力媒體如何被染紅,中資操控的媒體如何以中立的身份暗撒媒體宣傳,還有各種中國政府勢力入侵香港的案例和歷史事實。假如我身處別國,我也許沒有如此大的恐懼感,假如香港本土青年所說的香港國是成立的話,那我應該免除了這種恐懼,因為我相信這個獨立建國的前提是你有充足力量捍衛得到你們自己的核心價值。

維園晚會之前舉辦了一個小型論壇,我記得黃浩銘曾舉很多例子,說明六四衍生的中國問題如何不斷地影響香港和入侵香港。起碼在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這一塊是認同的,香港現在是否還在抱著這兩塊牌匾立貞節?看到香港的新聞自由世界排名不斷下降,難道這個核心價值還不足以引起警覺?如何重建香港的新聞自由,媒體公信力,傳媒職業道德等等命題,難道是可以切割中國而說?

這又回到本土思潮最不可逃避的現實:香港與中國無法切割。難道今日香港新聞自由的倒退,是自己所為?假如當年八九民運中以《世界經濟導報》為導火索而發起的捍衛新聞自由的媒體運動得以成功,那麼今日香港的媒體會不會有另外一番面貌?

很多香港的內地人都自帶了老大哥給的自我審查,面對所有關於政治或敏感事件作為擋箭牌而逃避採訪,這當然是中國體制使然,但我們探討的可能性是,香港媒體有沒有足夠的公信力讓受訪者能免去最基本的人身安全問題,也就是說新聞中個人的隱私保密政策能不能足以讓受訪者放心?

我記得那位實習生說過:放心,我們老闆講過唔會咁做。這似乎是一個定心丸,但作為媒體,這顆定心丸理想狀態是當我呼吸第一口香港空氣的時候已經服下,這才值得叫核心價值,而非今天切割這切割那,而忽視了讓香港社會全面倒退的最大的問題根源,最大的敵人是誰,當你把所有的東西都切割完,那香港也就完了。

其實面對那幾位年輕的記者採訪的熱情,我早已放下了所有的警戒,我似乎感覺到他們對媒體職業的盡責和熱愛,我的恐懼多少對他們有點不敬。如有下次,在足夠自我保護措施下我也不會拒絕這些熱情的媒體人。當然,我期待未來的六四那一天,我們在維園再無需喊出「平反六四」,那就是中國實現轉型正義那一天。

此時,我們在場的所有人都可以免於恐懼暢所欲言,自由,再無分中港……


(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為〈恐懼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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