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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的香港、亞洲和全球意義:世界公民與建設民主中國

2015/6/7 — 18:53

2015年6月5四,支聯會宣佈13.5萬人出席今年的維園的六四悼念晚會。

2015年6月5四,支聯會宣佈13.5萬人出席今年的維園的六四悼念晚會。

【文:郭志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助教】

從向民主烈士獻花到聆聽著每位含恨而終的天安門母親背後的故事與多年的辛酸,筆者總是帶著激動,浮現起一個問題:「到底要多少的義憤,才能支持一個人風雨不改、不畏壓逼而必須要中共還子女一個公道?」同樣地,到底要多少義憤、堅持,才能使香港人二十六個寒暑以來連續不斷舉辦和參與六四集會,高呼平反八九民運、建設民主中國?筆者生於90年後,未親眼目睹過六四屠城的即時畫面,但卻多少感覺到,自己真正認識到香港的可貴,是與六四事件離不開的。

「六四」與香港身份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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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作為一個獨立而重要的身份,第一波的討論出現於回歸前夕,而後來沉寂了相當久的一段時間後,終於再被諸如《香港城邦論》到《香港民族論》等書重提而成為香港政治議題中不可迴避的一個問題。筆者在此無意回顧與評論各種香港人身份的論述,但卻想提出一點:我們很難離開六四去理解「香港人」作為一個獨立群體。

如果身份認同是指一個人到一個群體如何定義及理解自己的特徵的話,那麼身份認同的建立過程就必須透過與「他者」區分來突顯及讓自己看清楚自身以致所屬群體的特性。六四作為一個時代的分水嶺主要是由於它清楚讓香港人看到一種價值的區分與斷裂──諸如對基本人權的尊重、對正義的最基礎要求、對民主的追求等等。六四在中國人與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之間製造了一個缺口,繼而令兩種身份背後的價值取態產生了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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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這個分別,自然延伸的道路有兩條:(一)北進,即以香港作為基地,將價值北移推進;(二)自保,即希望透過在憲制上清楚區隔中港兩地來防止香港被中國同化。這種因從身份認同缺口而延伸出的路線爭議,到今天仍然存在,而且仍在激辯之中。姑勿論每一種取態的好壞,但如果將六四去掉,我們將無法理解整個「香港人」身份演進的歷史脈絡,以及我們為何走到今天這一步。

世界公民視野下的「六四」及「建設民主中國」

由於悼念六四似乎與香港身份認同和中國身份認同等特定群體身份離不開,於是近年便浮現一種論調認為悼念六四以及要求建設民主中國,本身是一種受中國民族主義束縛的魔咒,因為背後總假設我們對中國的不公義有特別的責任。

在這一部份,我希望帶出的重點是,悼念六四及建設民主中國的基礎可以是多重的。固然「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份因而有責任利用其優勢推動中國民主」可以作為其中一個基礎,但這並不是唯一的基礎。我將會從中國民主化在亞洲及世界的意義這兩點上闡述。

亞洲意義

康德在1795年提出了「永久和平」(perpetual peace)的命題,當中指出民主國家的商業和集體理性特徵會使這類國家有一種和平的傾向,而民主國家與民主國家之間亦極少會發生戰爭。換言之,如果一個地區的國家大都是民主國家,這個地區就會相對和平。[1] 這一命題在不同的實證研究中都得到肯定,歷史上並未出現過兩個成熟的自由民主政體之間的戰爭。[2] 現時中國在南海邊界問題、釣魚台領土問題,以致中印邊界的領土爭議,皆有機會導致不同規模的軍事衝突。中國作為亞洲中舉足輕重的一員,其對戰爭的取態以及政體決定戰爭與否的機制,本身就對亞洲和平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故此,利用香港既有的語言、制度、地理及教育資源優勢,去推動中國民主化,其實就是比其他地域更有效去推動亞洲和平的一種方式。

世界意義

若脫離狹隘的民族主義視野而將自己視為世界公民,由這身份延伸的其中一個責任是──我們有義務去減低世界的不公義(world injustices)。我們對不公義的責任有兩種,一種是積極責任(positive responsibility),另一種是消極責任(negative responsibility)。前者指的是我們有責任去減低世界現存的不公義,即使這並不由我們直接導致;後者指的是我們責任去補償自己所有份導致的不公義或不主動去引起不公義。[3]

首先的問題是,到底香港作為一個群體有否直接引起中國現存的不公義,從而產生出相應的消極責任?我不肯定,但無可否認的一點是,我們的確有從中國現存的不公義中得益,而當中最具體的是各種透過剝削內地勞工而獲得的廉價產品。[4] 由於中國問題太多太闊,筆者只會專談一個問題:戶口制度。

現在中國出現的國內移民(internal migration)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改革開放以來超過2億的人口從農村遷移到城市,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城鄉收入的巨大差距,農村人口透過走進城市,便能增加收入、改善家庭環境、為子女提供更佳的教育機會等等。[5] 然而,中國政府自改革開放以來便刻意利用戶口制度作為一種提供廉價勞工來推動經濟發展的機制。戶口制度的核心是,每個人出生時會根據母親的戶口所在地被分配一個戶籍,而一個人所能夠享有的福利(教育、醫療等)多寡,是與該戶籍所在地的地區政府財力緊緊扣連。當離開了戶籍所在地,其他地區的地區政府並沒有義務為非該區戶籍持有者提供任何福利保障。所以,大部份農民工都生活在沒有福利保障的處境之下,加上鄉村的工資水平過低,不論城市工作的條件如何惡劣,工資如何不合理(但總比農村高),他們都只得繼續留在血汗工廠裡頭。

或許有人會問,那為何他們不反抗?是不是由於如某些論者所言,內地已經變成了「地獄鬼國」,因此他們連基本的反抗也不懂,只懂得做順民?不是的。如果我們認真嚴肅去檢視數據,在1993年全國的大型群眾抗爭有1萬宗,到2003年有6萬宗,而去到2010年有18萬宗。[6]從2003年到2010年不足十年間,大型群眾抗爭增加了三倍,而在2010年,中國平均每天就有493宗這類抗爭。內地人民一直都有向各種不合理的制度設置及待遇發聲,同時也實實在在的做過多次抗爭。在香港的主流論述之中,彷彿在八九六四以後,內地人民就再沒有對不公義作出控訴,再沒有為自己應有的基本權利站出來,對施加於他人或自己身上的不公義只有冷漠。這種看法不僅是偏見,也是知性上的不嚴謹。

當清楚看見中國正在發生全球最大型的結構性勞工剝削,而中國作為世界工廠,出口遍佈全球,同時,戶口制度之所以能夠維持,又與中國並無有效的民主機制將群眾壓力轉變成制度內的政策壓力有極大關係時,建設民主中國就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而是在消除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當中一個極大的邪惡。作為世界公民,我們應該有責任去積極減低這種龐大的不公義;作為從中得益的群體,我們有責任去修正這種龐大的不公義;作為世界公民視野下的香港人,基於地理、語言以及連結上的優勢,我們更有理由去透過六四作為一個切入點,透過提倡建設民主中國來為全球公義作出重大貢獻。

走筆至此,我最後想帶出的是:(1) 遺忘六四,我們將無法理解香港之所以為香港的歷史脈絡;(2) 悼念六四、建設民主中國的理由,可以有多重,民族主義的視野是一種,但如上文所述,即便從世界公民的角度,我們也有特別的理由去關注這兩點;(3) 放棄北進,多少是一種劃地自限的「鳥籠主義」,它所看不到的,是香港可以在世界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註釋:

[1] I. Kant, "Perpetual Peace" (I795) in The Philosophy of Kant, ed. Carl J.

Friedrich (New York: Modem Library, I949).

[2] M. Doyle, ‘Kant, Liberal Legacies and Foreign Affairs’,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12, (1983) pp. 205-35.

[3] T. Pogge, ‘Severe Poverty as a Violation of Negative Duties’ Ethics &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 (2005) pp. 55-83.

[4] 筆者並非指這種得益是單方向的。中國亦當然有以不公義的手段從香港取得各種的利益,也因此中國亦對香港有各種道德上的消極責任。

[5] Chen, J., Wu, K., Sung-Chan, P.L.P. (2012). Families on the move in China: Challenges, Strategies, and implications. China Journal of Social Work, 5(2), 109-122.

[6] Lee, C.K., & Zhang, Y. (2013). The Power of Instability: Unraveling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Bargained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8(6), 1475-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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