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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與詩

2016/5/27 — 11:58

生命有限,時間有限。我們實在有太多重要的事,因為重要我們不得不把它們分門別類,甚至把一些排到較後的位置。

六四於我而言有著某種啟蒙意義:文學常常與政治相涉,但文學一定不止於政治。慢熱而懵懂的我,2012第一次到六四晚會,感覺只是擠,而情緒高漲。接著幾年沒去,轉為寫詩去讀詩會。主要是我怕投入過量的情感,這種情緒把我淹沒,令我不舒服。反而沒有對死者尊重。我想主事者應該警醒,這樣做其實是將人推離於群眾。

我寫詩,不過對於苦難,我懂得些甚麼呢,我真的能夠為它「代言」嗎?保持著甚麼的距離和姿態才算得上適合。我不知道。而且我一直在想,詩這個形式是不是真的能盛載那麼多,超出它範疇的東西。事實上六四愈來愈難寫了,無論是來自題材內部的虛耗,還是整個本土思潮所導致的輿論風向,都似乎不合時宜了。可以想見,討論會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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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晚會現在行禮如儀,變成感覺良好的例行公事。的確是有這個可能。正因為如此我才不覺得問題出於六四身上,如果真是形式上的問題(特別是那些口號),那就形式上改,從態度上更新它。或者,由一種集體的悼念化為個人的悼念,這樣也可以。

這個瘋狂運轉的社會,講求效率,迫使我們靠邊站,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必須和你的政治取態掛勾,否則你就是表裏不一。這樣好辛苦,屢屢用各種框架替人定性。決定下得愈快愈好,許多事情根本就沒有時間去想,未及消化,各種不安焦慮就立刻過來,揪住你的衣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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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需要裝作很有想法,從而遮住那些不安焦慮。變相你還是要跟大隊走,可能是做了很多事,但都未必是主動的尋求,只是被洪流推著走而已。「政治不正確」的標籤隨時會貼在我們的身上,剩下強烈的不信任。緊抱這種「不信任」可以使自己「安全」一點。

那樣的話,我還是我嗎,我只是從屬於「我們」而已。一個面目模糊的「我們」,原來我們都害怕被孤立。

如果連晚會都變得無用,寫詩是不是更加無用呢?是的,寫詩是最最沒用的,謝默斯希尼就說過這樣的話:「在某種意義上,詩歌的功效等於零──從來沒有一首詩阻止過一輛坦克。」

好多人說:「你不會改變到這個國家的,而且香港自身難保,還有空管別人。」

我知道啊。但是就一定要將悼念六四扯上國家身分認同嗎。

我不喜歡這個國家,我不對她有甚麼正面的情感。政權的醜惡不用多說了,此刻還在侵蝕著我們。

但可以暫時讓我們當回一個人嗎。就做一個人。

我想,不用為悼念加諸過多的包袱,甚麼政治目的,也不要以為悼念可以解決問題。我不會以為寫東西就可以減輕任何的實際痛苦。但是抵禦遺忘,抵禦漸漸的麻木無感,是我可以做的。

其實詩歌和燭光的意義是一樣的,不是打算去照亮甚麼,它在,它在守候。它是弱勢的光,一經點燃,不需要如何激昂,但你總知道它在。多黑暗也不能阻止。

對於傷害的遺忘,於我看來,也是件可怕的事。是種無形的凌遲。

六四,我不把它當作只是個發生在「中國」的事。因為它是關乎人的浩劫。生命被抹消,一些人對另一些人的肆意殘害,這不是發生在甚麼地方的問題。這是徹底的苦難,不是按個燈掣一樣隨時可以熄滅的。

六四不是完結,六四是思考的開端。當然不是悼念就完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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