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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見保釣

2015/3/4 — 18:47

釣魚台,圖:維基百科

釣魚台,圖:維基百科

據報,今天保釣行動委員會2名成員啟程前往北京,要求將釣魚台歷史納入中國教科書。這提醒我應該把去年寫的一篇文章拿出來發表。這篇文章,是筆者China Rise: Strength and Fragility一書的日文版序言。我年少時,就是1971年的保釣運動,喚醒了我對社會的關注的。但現在我要正式跟民間保釣運動說再見了(雖然這個見解至少已有十年長)。而這篇文章就是要解釋這個見解的。現在有些年青人由於反大中華主義,當然不會保釣。不過我從1975年開始,雖然繼續保釣,但早已不是根據任何民族主義,而是根據國際主義和平等主義。但恰恰這個立場,今天又決定了我們普羅人民不應該再搞民間保釣。文章原題是《願中日民間攜手發起兩國民間和平運動》。

筆者,2015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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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我14歲,第一次參加的社會運動,正是保衛釣魚台運動。當時是出於很樸素的民族感情。這種民族感情是從小就培養出來的,不過不是由學校。在英國殖民統治下,我的小學所教授的有關中國的知識,少到只教過兩個中國名人的故事,一個是孔子,一個是孫中山。我懂得的有關日本侵略中國大陸和香港的事情,以及由此滋生的民族感情,都是由大人的記憶,以及傳頌的故事而來。我爸爸不時就會講到「香港淪陷」於日本的時候的故事,「一個日本兵見路過的行人沒有向他敬禮,就『刷』一聲舉起刺刀,從背後一刀刺死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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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保釣歷史
那一代激進化青年,不久就分化為主要兩大流派,即民族主義派和國際主義左翼。主流都傾向前者,而當中又以無條件支持中共的「國粹派」為主(親國民黨的民族主義者已經非常邊沿化。此外還有同情基層的自由主義青年,但他們基本上避免政治活動)。我經過了好幾年的思考與觀察,最後轉到了社會主義立場,再加入了托洛茨基主義的團體。那時是1976年。民族主義無法吸引我。當我讀到有關國民黨抗日的歷史,就已經令我反思民族主義。抗戰時有民謠「前線吃緊,後方緊吃」(趕緊多吃)諷刺國民黨,暴露所謂民族共同體的背後,其實還是衣分三色,食分九等;或者,用近年流行的講法,就是最富有的1%和其餘中下階層的99%這樣的分化對立。光解決民族獨立問題,雖然也重要,但獨立了,也不過是民族中的權貴階級,從此獲得了壓迫剝削窮人同胞的優先權而已,而壓迫與剝削的制度依舊。國民黨時代的中國如此,毛時代的中國,程度雖有不同,卻不能說可以忽略不計。那時貧富懸殊大大低於國民黨中國,但是,首先,比別人低不等於不顯著;其次,除非你像毛主義者那樣,只算經濟賬不算政治賬,對一黨專政甚至一人專政之違反最起碼的政治平等,竟然熟視無睹,否則,中共打造的新「中華民族」,還不是一樣分化為統治與被統治者?

但我還是支持保釣,不過,不是出於民族主義,而是出於國際主義立場:那個時候的中國和日本,一個是經由下層革命剛擺脫了半殖民地地位的國家,另一個是帝國主義國家,而且一直與美國聯手圍堵中國。中共政權當然不像它自己所講的那麼好(遠不是社會主義,連過渡社會也不是),但多少是反帝,因此相對進步一點。而任何增進帝國主義的版圖與權力的東西,例如日本佔據釣魚台,更要反對。這也是我和其他同志都仍然支持保釣的原因。再者,兩國還有一個強弱分別,即日美同盟強而中國弱,而人的基本道義,同國與國的基本道義有一點相同,就是挫強扶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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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今天我不再保釣了。因為上述兩個理由都不再存在了。中國今天不只不再反資反帝,反倒變回資本主義,而且是惡質資本主義。中共為核心的官僚資本,靠殘民而自肥。它一邊以維護民族利益為幌子,一邊卻為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而犧牲農民生計,加速農村破產,無以為生的2億5千萬農民只好進城打工;然後,中共又以國家機器壓制農民工的罷工和結社自由,好幫助私營資本(包括了巨量外資)殘酷剝削農民工。在這個過程,同時,如果中共不是同美帝合作,世界血汗工廠也是建立不起來的。正是因為靠出賣自己的窮人同胞和資源,中共政權才能累積巨量外匯。逐漸地,中國不只成為世界數一數二的出口國,而且也成為全世界數一數二的資本輸出國了。就這樣,中國資本崛起的大戲,很快就上演第二幕:它們像所有跨國企業一樣實行全球經濟擴張,尤其是到落後國家進行經濟殖民主義,去剝削外國勞動者和污染當地環境。在秘魯,中國的首都鋼鐵廠多年來都在壓制工會,導致罷工頻仍;在緬甸,中國萬寶礦產公司因為污染環境而被當地人抗議;在希臘,中國遠洋集團收購了希臘最大的碼頭之後,大量裁員,並因此而獲得希臘政府獎勵,得以買入更多碼頭股份(2014年3月16個國家的碼頭工會曾因此發表聯合聲明反對希臘政府賣盤)。

三十年前,當中共開始走資之際,中日經濟互補作用多於競爭。今天,這個局面隨著中國工業技術升級,隨著中國變為世界最大資本輸出國之一,它同日本的競爭一面,便日益超過互補一面,尤其在亞洲。在這個大環境下,兩個政府之爭奪釣魚台,不過是其亞洲爭霸的延伸,成敗都無益於勞動人民,只會有害。

最後,今天中日形勢的特點,就是改變了過去一百多年一弱一強的局面,而演變為兩強對峙,這時,就更無所謂要挫強扶弱、發起民間保釣的必要了。

中國人對於抗戰的記憶雖然仍然鮮明,連國歌都是抗日歌,但到了今天,當中國成為超級大國的時候,我們更應該了解到,中國沒有受侵略的危險,而中國今天的最大敵人,已經不是外敵,而是萬惡的官僚專政和官僚資本主義。同樣,如果說,在中國受日本侵略的時候,中國民族主義尚有進步性,則今天的中國民族主義只有反動一面了,只能變成大漢沙文主義了。

中共走資之後的外交政策
我不再保釣,意思是既不贊助國家以行動(更不用說以戰爭)保釣,更不贊助民間以行動保釣 – 這只能是火上加油。但這不等於支持日本繼續佔據釣魚台。一位日本左翼作家也解釋為什麼不應支持日本佔據釣魚台時,這樣說:「我們之所以一貫反對日本對『尖閣諸島』的領有權,是基於以下理據:日本對『尖閣諸島』的領有與1894-1895年甲午戰爭後對臺灣殖民地統治是不可分開的,而這種戰爭行為,連國際法都完全不能視為正當的。」2 尤其是安倍晉政府三上台後,已經成為日本多年來最為右傾的政府;其成功推進解禁集體自衛權,便是最好例子。我們不能讓這個右派政府在釣魚台上的政策得逞。

平心而論,近年來釣魚台的爭議加劇,日本政府的責任更大。中共一貫的立場是雙方承認爭議並將之擱置。是日本政府將釣魚台單方面國有化而打破這個數十年的默契。

雖然這新一輪的鬥爭並非中共挑起,但是無論如何不能相信中共能夠在以後的較量中,都能真正按照最有利於人民的方案來謀求解決爭議。所以,不僅中港台民間不應再以行動保釣,而且應該趕快與日本民間聯合發起兩國人民和平友好運動,共同反對兩個政府任何訴諸武力的政策。

20年前,香港有一位無政府主義文化活動家,曾經說過,釣魚台應該屬於魚的。如果此話在那時還不是很有說服力,今天該有了吧。就讓釣魚台變成兩國共同的海洋生態保護區吧。絕不容許兩國統治者為這麼幾個小島發動武裝衝突,更不用說戰爭。

如果說中共在釣魚台爭議中,其原定立場(擱置主權爭議)並不過份,但在南海,它就傲慢得多了。它以繼承中華民國的「九段線」為名,將其領海擴寬到與很多國家發生領海糾紛,而且與對日政策不同的是,不曾提出擱置爭議,相反,而是越來越多採取武裝行動去爭。我不是國際法專家,無法從這個方面討論。我只想談談中國民族主義者(首先是中共自己)常講的什麼「神聖領土一寸不讓」。此不過欺人之談。中共過去差不多70年,與各鄰國訂立了多少邊界協議,難道完全按照清朝或者中華民國的疆域地圖嗎?當然不是了。中共立國後與朝鮮的邊界談判就不是這樣。

「這一時期…中共中央逐步確定了解決邊界問題的指導方針:第一,根據中國的和平外交政策,邊界問題要通過談判來解決,而不能用武力改變現狀。第二,清朝末年、北洋政府、國民黨政府形成的一些邊界談判資料,可以作為法理根據。對於歷史資料的研究必須遵循三項原則:承認歷史事實;不能割斷歷史,但要看到歷史的發展;要根據今天的情況和國家的政策來看待歷史。第三,對於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邊界,『已由舊條約確定了的,應該按照國際法的一般原則處理』。…在幾年後處理中朝邊界的問題上,中國似乎並沒有根據國際法一般原則,在1909年條約的基礎上展開邊界談判,而是放棄了圖們江江源地區的大片領土,基本上按照朝鮮的要求劃定了兩國邊界。這樣,原本屬於中國的98平方公里的天池,54.5%歸屬了朝鮮,而中國擁有的面積只佔45.5%。至於圖們江江源地區,從1909年的《間島條約》到1962年的《中朝邊界條約》,按照地圖比例尺估算,中國出讓的領土大約在1,200平方公里左右。」3

黎安友及施道安的《尋求安全感的中國》指出,「多年來,為了解決邊界糾紛,北京把130萬平方英里聲稱擁有所有權的土地給了北朝鮮,寮國,緬甸,巴基斯坦,塔吉克,吉爾吉斯,哈薩克,俄國及其他國家。」 4

中共的大國沙文主義
中共在邊界談判上,從來都不只根據一個原則(自稱的領土),更不是「寸土不讓」,而是看兩國關係,彼此的強弱,以及當時的「黨的根本方針政策」。中共在南海爭議上傲慢得多,當然首先因為東南亞各國是小國。但同樣重要的是,「黨的根本方針政策」,自從中共走資以來,已經發生了根本改變。在中共立國之後一直到1970年代初,那時中共口頭上還高喊革命和反資本主義,甚至有時過了頭。但這也使到中共當時比較少一點大國沙文主義,相反,有時甚至顯得有一點點國際主義呢。毛澤東和周恩來在會見亞洲一些國家領導人的時候,總是為以前中國皇朝侵略而道歉。在中朝關係上也一樣。1958年毛澤東與來訪的金日成說:「歷史上中國對朝鮮是不好的,我們的祖宗欠你們祖宗的債。⋯⋯你們的祖宗說,你們的領土是以遼河為界,現在你看,把你們擠到鴨綠江邊去了。」 5現在呢,官媒不是自我吹噓「中國自古以來就是愛好和平的國家,從不侵略人」,就是凶神惡煞的說「那裡自古以來就是我們中國的領土」。鄧小平還強調在外交上要「韜光養晦」,但到了習近平,由於自覺中國強大了,尤其由於樹立外敵總是有利於轉移日益嚴重的國內矛盾,所以在外交上從此變得更傲慢,尤其是對亞洲鄰近小國。

為什麼有這種改變呢?除了因為中共階級性質發生質變並帶來意識形態上的質變之外,還有物質利益上的根本變化。外交不過是內政的延續,而內政也不過是階級利益的工具;如果連政權的階級性質也改變了,內政外交無不跟隨改變。毛時代的中國追求「自力更生」,而鄧後的中國,卻深深融入全球資本主義去分一杯羹。中共為了支撐世界血汗工廠,為了獲得更多外匯,現在一半石油以及無數原料,都要依靠入口,而經濟增長,一半又依靠出口。現在,中國更成為資本輸出大國了。經濟擴張必然帶來政治與軍事擴張。這才是決定了中共必然變得更為大國沙文主義的根本因素。

國家的具體邊界,尤其是距離本土幾百幾千公里外的荒島,應該盡量以友好和平的方法來解決,而非大起干戈。而解決辦法,當然原則上可以包括一些讓步。尤其是向小得多的鄰國讓步。在邊界談判中,無所謂「寸土不讓」,否則連談也不用談了。如果從前可以讓出幾千里土地,現在卻「寸土不讓」,那只是因為當權者自己變了質,或者敢於對小國擺起天朝架子,隨時覺得自己有權去討伐或者「教訓」人家。這也是為什麼,毛時代的中國,儘管有無數缺陷,曾經得到世界上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工農運動和反殖運動的尊敬。今天,從非洲到亞洲,都可以看到普通民眾舉起叫中國資本滾回中國的示威牌。更令人憂慮的是,由於中共壓制一切反對聲音,特別是勞動人民的聲音,所以在外國勞動者眼中,無法區分中共統治者與中國人民兩者其實不同。

願中日民間攜手發起兩國民間和平運動
然而,中共統治下的中華民族,當然不是利益一致的共同體,而是分裂為1%和99%的兩個「民族」。前一個「民族」專制、無恥、貪婪,而且最不愛自己國家,所以大部分權貴都有外國銀行戶口,內儲巨款,隨時準備供其家人移民後享用。後一個「民族」被壓迫、被蹂躪、被剝削、被愚弄。2006年,一個叫網易的網站進行調查,發現64%的受訪中國人表示「來生不願再做中國人」,而首選的理由是「做中國人沒有尊嚴」6。 我們希望,今後各國人民在反對中國資本的有害行為時,不要殃及池魚,像今年5月越南發生的盲目攻擊華人那樣。

同樣,希望中國人民也了解到,其實有兩個日本,一個是財閥官僚的日本,另一個是勞動大眾的日本。真正要為侵略戰爭和經濟擴張主義負責的,是前一個日本。至於後一個日本,一直溫暖著我的心。多年來,多少日本左翼和進步團體都在努力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包括當前反對日本政府解禁集體自衛權。當我們還是保釣的時候,多年來都得到日本《橋樑雜誌》的聲援。此外,日本工會朋友也向我示範了什麼叫國際主義。2010年11月,我在東京參加了全勞協每年春秋二季舉行的「東京東部權益總行動」,其中一站,就是和五個中國研修生一起去跟雇主討工資以及補償。我事後寫的一篇報導這樣說:

「組織中國研修生的工會『全統一工會』的中島浩先生、東京東部權益總行動總指揮的岸本先生(東京東部工會),帶領那些研修生以及其他工友到仲介機構。最初那個老闆拒不談判,後來我們一大夥人湧進他的辦公室,老闆才不得不老老實實做下談。我離開前跟中國研修生道別。我記起十多年前在日本碰見一些中國人,他們跟我說,在日本,如果被日本老闆或警察欺負,只有求助於左翼的工會,才會得到善意幫助。四海之內皆兄弟(還有姐妹)這句話,對勞動人民來說是多麼真實。」。7

我過去十年,經常到歐美各國與當地工運朋友交流,也到處遇到同樣無私的國際主義精神。「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馬克思這句話沒有過時。

 

寫於

2014年7月7日

 

注:

1)柘植書房新社出版。

2)《反對《領土國家主義》!》,平井純一,趙文譯。http://www.workerdemo.org.hk/0001/20120826.01S.htm

3)《中朝邊界爭議的解決(1950–64年)》,沈志華、董潔,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issue/articles/124_1103001.pdf

4)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Andrew Nathan & Andrew Scobell,中文版,左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台北,2013年,272頁。

5)同註2.

6)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0609/10234.html

7)http://www.worldlabour.org/chi/node/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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