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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談談下一任教育局局長……

2016/12/28 — 18:20

早前寫就〈如果何漢權當上了下任教育局局長……〉一文(註),朋友傳來短訊,表示理解曲筆戲寫之意,卻不同意抬舉了此人,也有朋友戲語何漢權讀罷此文必然心花怒放,終夜失眠期待鴻鵠將至云云。 此外,筆者雖然以為何漢權出身歷史系正好配合當前教育局銳意推展中史科的契機,胡扯其仕途亨通可期,不過也得補說幾句:何漢權畢竟畢業於中華民國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背景上是政治禁忌,因此還是趁早往北京師範大學走一遭,撈個歷史系研究生之類的頭銜,擦身洗底,並且惡補一下共產黨的歷史觀和捏造歷史的政治手段……。

到此閒話休提,筆者還是說說對於新一屆特區問責官員中教育局局長的一些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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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除醫療服務和社會福利服務之外,教育服務是香港特區政府為市民提供公共服務中的另一個重要範疇。 去年度資料顯示,教育經費近八百億,佔政府開支總額16.7%, 佔本地生產總值(GD.P.)3.3%,服務對象的不同年齡學生逾一百萬人。

事實上有關教育資源的調撥和分配,教育政策的制訂和推動,以及在實際運作層面對學校的督導工作等,由教育局全權負責處理和跟進,教育局局長更是轄下逾五千名員工之首,職責重而權力大,對下一世代的教育和成長,以及對社會未來發展影響深遠。 那麼,香港人到底希望有一位怎樣的教育局局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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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暫且無意列出包括落實幼稚園教師薪級制度、全面實行小班教學、徹底解決合約教師問題和增加大學資助學位等等的一張冗長清單,期求下一任教育局局長「埋單找數」,卻只是從宏觀角度談談香港教育局局長應該對香港特色的教育有怎樣的認識,以及如何面對中國共產黨對香港教育的干擾。

不少教育學者指出教育功能不僅只在於培育個人心智的成長,也具備社會作用和政治意義。 傳統文化的承傳、人力資源的栽培和社會文化資產的積存都是重要的社會作用議題,而國民意識的培養和國家歷史觀的認識亦具政治意義。 不過,香港過去百多年來在英國殖民地政府治下,教育政策當然並不是建基於國家體制模式和社會文化歷史特色的認知和發展,卻只是在於控制少數官立學校的操作,以資助辦學團體辦理學校形式作為教育體制的主體,概括來說,其實旨在培訓公務人員,以及著力維繫其殖民統治,缺乏「國民教育」(national education) 理念的遠見和承擔。

不過無論如何,這樣的殖民地教育特點,在形式和內容方面都還是有著西方自由主義和人文意識的色彩,有別於內地那一套操控模式的教育系統,對香港來說無疑是政治上的倖存和教育上的異數。 平情而論,香港殖民地統治的歷史在政治上可視為「屈辱」,但是在現實生活上卻是「可幸、可喜」的歷史現象,有必要正面評斷,甚至值得珍惜。 回歸後在「一國兩制」原則下,香港特色的教育體制和運作基本上並沒有重大改變,筆者深信其實無必要作任何「去殖化」的重大改變。

須知道任何國家的掌權政府都著重發展「國民教育」和關注相關的教育政策,「插手」以至「左右」教育事務,這是政治現實。 不過,專政的中國共產黨更視教育為具有政治任務的工具,認為是塑造下一代意識形態的手段,必須灌輸以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教育觀,從而培養和鞏固年輕一代「忠黨愛國」的心志。

共產黨從來毫不掩飾這樣的觀點和策略,因此,中國模式的「國民教育」必然透過不同方法、形式和內容滲進香港教育的制度和課程。  「民心回歸」、「國民身分認同」和「防範散播港獨思潮」等都是共產黨關心的問題,認為必須在學校教育方面加強相關認知,灌輸正面訊息和造成有利當前國情需要的影響。 教育局年前引進「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所觸發的風波,以及近月來有關修訂中國歷史科課程的動向就是明顯的例證。

這些年來,筆者當然意識到「大陸化」的現象早已逐漸在香港社會各個層面和範疇產生了影響,教育界絕對不能倖免,因此不會天真無知的認為任何一位新任教育局局長完全有能力和膽量抗衡整個國家機器施加的干預壓力。 不過正因如此,香港教育局局長面對嚴峻考驗,必須敢於在維護「一國兩制」下香港教育特色的大原則下,以理性態度、專業識見和政治分析的能耐,嘗試說服、化解以至排拒共產黨對香港教育的粗暴干預,雖然這也許是「與虎謀皮」的凶險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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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詳見20/12/2016《立場新聞》「博客榜」〈如果何漢權當上了下任教育局局長……〉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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