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冷戰光影》— 電影審查制度如何扭曲政治和文化生態

2019/3/1 — 15:21

1970 年代位於彌敦道的普慶戲院。(資料圖片,來源:政府新聞處)

1970 年代位於彌敦道的普慶戲院。(資料圖片,來源:政府新聞處)

【文:吳國坤(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副教授)】

自二十世紀初電影發明以後,瞬即成為全球最普及的大眾娛樂和最賣錢的文化工業,而在現代社會聲光化電催生下的電影「奇觀」(spectacle) 和引人入勝的「大眾故事模式」(public storytelling),一直成為政府「文化管理」(cultural governance) 與監控 (surveillance) 的對象,尤其當其牽涉意識形態宣傳部分,當政者往往以行使審查機制,對電影進行查禁或修改(刪剪) ,以免損害執政者的政治利益或「歪離國家和民族大義」。蓋文學藝術作品既然屬於文化意識形態範疇,當其一旦與官方意識形産生衝突,便會受到政府横加約束。

中國自古以來,歷朝地方政府便對戲曲演出施行查禁措施,甚或銷毀戲曲小說文本,原因大多是其有違儒家倫理,或視為邪説異端,或傷風敗俗,有悖倫常。政府通過行政法令來制約違禁書籍文本的流通和閱讀,使其消失於歷史記憶中,本身就是一種政治文化手段,從來是當政者的「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 的具體表現方式之一,在中國歷朝,從無間斷。1930年代民國期間,國民黨文宣部門開始厲行電影審查措施,仗賴儒教的傳统精神,舉科學的大旗來掃除「封建」和迷信,以「新生活運動」為名,行黨國專政之實。1949年後新中國共產黨建政,對文化和電影監控無異於前人;民國和新中國儘管其文化及政治語境不同,但其電影政治和文化制約態度其實遙相呼應,就是對具有廣泛大眾影響力的電影,國家肩負使其淨化道德和政治的任務,也呼應儒學的道德理,電影故事也須要兼顧文以載道的精神。 

廣告

由此古今嬗變的角度審視下,李淑敏《冷戰光影: 地緣政治下的香港電影審查史(1945-1978)》一書對英殖年代港英政府如何行駛港對香港電影的審查,別具研究意義,並為對華語電影文化圈中,中、台、港,以至東南亞社會的有關研究,補上重要的一章,為其他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基石。作者對香港從1940至1970年代的港英政府的電影審查政策,細緻地爬梳,反覆比較,論證和分析,並訪尋香港、倫敦和新加坡的檔案資料館,孜孜不懈,並非單單為了瞭解殖民地的文化政策,因為作者認為,這不過是一般政治歷史學者以自上以下的角度去分析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那不足以為讀者提供透徹的圖像,以明瞭電影審查對電影生産、傳播、以至大眾接收這個複雜的過程,而這個過程必先放置在宏觀的冷戰歷史和國際社會脈落之中,和更廣義的文化史源流裡,才可得窺部分的真章。因此,本書的貢獻不止於從檔案史的研究中,縷述冷戰期間的香港歷史與電影文化的曲折細節,或者是在中、美、蘇大國角力下,香港如何成為亞洲的一個重要的「冷戰小戰場」(minor Cold War front),亦即政治學者所稱香港為「東方的柏林」(Berlin of the East) ,而更實在是殖民地成為國共鬥争的另一場域,以電影和文宣取待攻城武略。

本書研究中隱含更重要的啓示是電影審查制度如何透視統治權力何以扭曲政治和文化生態,又如何把弄以至漠視民意。作者念兹在兹的是作為商業化和歷史上不受黨國控制的香港電影,又如何自處於殖民權力的監察機制下,委曲於大國的政治角力下,衍生出自身本土電影的策略,發出頡抗的聲音。而電影以至廣義的通俗和流行文化,其處處冒犯统治權力的禁忌,及其間的長期而持久的角力,自古至今,中外皆然,不會因為冷戰結束而終止,這是本書更大的弦外之音,和讀者在閱畢本書後引申出更大的期待和探討精神。

廣告

本書的幾篇章節,可分作前後兩部分。前半部討論1940至1970期間的許多電影審查個案,以至港英政府跟倫敦的英國同僚及新加坡殖民地官員的錯綜複雜的書信交往,為讀者勾勒出比較清晰的圖像,去瞭解他們如何適應當時的處境,制訂適時的政策,目的是維持香港政治「中立」(neutrality) 的立場,絕不許政治糾紛有損香港的經濟環境。英國人這種 「因時制宜」的政治外交手腕 (political expediency),堪稱獨步,也令讀者多明白香港過去的殖民地特質 (coloniality) ,確有其獨特之處。港英政府由早前50年代嚴禁中共電影在港放映,演變至後來在60年代末對台灣以至好莱塢的反共題材處處提防,處處顯露英國人的靈活政治管理哲學。其中作者詳細翻閱港督葛量洪 (Alexander Grantham) 的材料,其在位時 (1947–1957) 强烈的恐共及反共立場也確實影響港英政府的立場和1950年代初的殖民政策。檔案資料又顯示在文化大革命的1966年期間,香港一家戲院播放一套有關毛主席的革命電影時,劇院門堪羅雀,令其中在監視的英國官員大大放心,以後可以不用太禁制有關的電影,以免激怒左派激進分子。作者的研究在在顯出檔案的力量,為我們重繪過往歷史的真像。

作者在本書的後半部分篇章,討論1960年代後半葉開始至1970年代,港英政府從電影的政治審查轉向道德審查,其時冷戰的氣氛在香港逐漸消褪,在外圍政治形勢不太那麼吃緊的時候,港英政府顯得更關注本土需求,更須留意外國電影以至部分香港電影 (例如邵氏公司) 的電影内容,尤其當電影涉及暴力與色情的電影情節,亦即是說,電影審查的實施由戰後的冷戰國際政治和對外關係所主導,逐漸邁向1970年代政府開始重視本土的民意反應和要求。這一方面,1967在香港發生的文革式暴動事件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直至1967年底一連串騷動事件告一段落,社會民生逐漸回復軌道,政府才意覺有必要在香港攪好民生,減低貧富懸殊産生的戾氣,才可增强殖民地政府的認受性,因而1971年港督麥理浩 (Murray MacLehose) 上任以後,得以落實一系列的社會經濟措施,開始要認真回應社會訴求,而書中記述1970年代政府進行了民意調查,研究民意是否贊成實行電影分級制,使審查制度更透明,而分級制度更能適合不同年齡階層的觀赏尺度,從而可使電影製作更趨多元化。

1970年代的電影分級討論其實也是因應國際間的形勢,戰後一代在歐美社會逐漸成熟,而電影内容也開始為年青一代主導,是以催生不少衝擊傳統家庭倫理以至男女道德關係的影片。眾所周知,美國好莱塢自1930年代在天主教的壓力下,電影製作厲行「海斯守則」(Hays Code) , 直到1968年 Hays Code 才被美國電影協會 (MPAA) 分級制度取代,而港英政府能夠緊扣國際形勢,在1970年代對電影分級制進行討論,可惜民意歸民意,新的電影分級檢查法令要到了1987年才在殖民地貫徹執行,這又反映出英殖官員的長官意志,在體現新的社會需求和實行新的措施時,就會傾向保守。

作者在本書中充分映從紥實的檔案史料爬梳中,研究者可以如何還原歷史的部分真像,配合有關文化檔案和文本研究,來釐清電影史以至文化史的脈落。作者的研究架構,又可能引領讀者作更多的思考,到底在冷戰思維下的電影文化政治,在冷戰後期及後冷戰時期是否已告一段落? 1981年,台灣導演王童的《假如我是真的》在香港遭到禁映,同年,白景瑞的《皇天后土》只在香港上演一天就馬上被撤下。《假如我是真的》描述文革之後官僚特權、走後門等荒謬情況,該片被香港政府禁映,恐其「可能被用來當作宣傳片」而且「不符合香港利益」。《皇天后土》描寫文革批鬥暴力,影片以包含「政治宣傳」和「破壞與鄰近地區關係」為由而被政府禁映。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後,筆者最記得的就是兩部台灣的禁片在香港忽然解封,因而趁機可以跟大學同學到影院觀看。兩套原在1981年被禁的台灣反共電影,為何在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後不久即批准在香港公映?這還需政府開放更多的機密文件,才可查出真相。此外,本書的研究方法可以作出抛磚引玉的示範效果,特別是當代社會政治文化中,「審查」(censorship) 的意義和機制就更形複雑,已經不限於一時一地的政府長官自上以下的政策所為,在全球化經濟和網絡通訊無遠弗屆的今日,國際大商賈掌控大量的文化資本和網絡訊息及數據等,言論及藝術表達自由同時可以受制於商業利益,大商賈與政府的關係又是千絲萬縷,研究者可能要從政府允許開放的檔案資料外,發掘其他的當代資源,進一步思考文化制約與審查這個歷久常新的命題。

李淑敏《冷戰光影:地緣政治下的香港電影審查史 (1945-1978)》

李淑敏《冷戰光影:地緣政治下的香港電影審查史 (1945-1978)》

(標題為編輯所擬;本文為《冷戰光影:地緣政治下的香港電影審查史(1945-1978)》之推薦序,著作現於序言書室、誠品書店、Kubrick 有售。)

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