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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記的下集 — 日本改元「令和」的思考

2019/4/3 — 15:07

日本改元「令和」,語文專家也圍繞著這此二字文心雕龍,希望看到年號後面的思想。

中華文化圈下的人,多數自小就被灌輸,中國文化孕育了日本,所以也習慣用文化帝國主義解讀日本的一切。在「令和」一事,我們就看到一個「能指」和「所指」脫勾的絕佳例子。「令和」二字因為指涉太廣而等於無意思,是一個任意填充的裝置。要了解新年號的意思,還是宜從官方的釋經政治入手。

內閣官房長宣佈新年號之後,天皇之下的首相安倍晉三親自解釋,「令和」二字取自日本現存的最古詩集《萬葉集》,是一首關於梅枝在初春開花的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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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萬葉集」

安倍見記者親自解釋,首相官邸發文告導讀:選擇《萬葉集》,因為這是一本「象徵我國豐富民族文化和悠久傳統的國家書籍」(我が国の豊かな国民文化と長い伝統を象徴する国書であります);沒有說出來的,似乎是「四書五經」的「外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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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和」二字本身是沒意義的,有意義的是《萬葉集》才對。天皇年號不再取自中國的「四書五經」,固然象徵日本要再次「發明」自己的「非中國傳統」,又是安倍政權對皇室派系的勝果。歐美自由派媒體或不少中國人因而紛紛表示,放棄使用中華古典定年號,是日本政治「右傾」、民族主義上升的符號。

中國人也暗示日本進一步遠離中國,就會導致戰爭。特別是安倍政權長久謀求修改「和平憲法」,爭取「軍事正常化」。「否定中國(一個怪物般的集合體),即否認和平」的論述,又結合日本大東亞戰爭的侵華臭史,更顯得言之鑿鑿。

然而導致大戰爭的思考模式,究竟是「脫華」還是「太華」,莫說西人搞不明白,漢字文化圈的人也搞錯起碼一百年。

「很華」的日帝國主義

事實上我們到靖國神社內的「遊就館」,就可以看到不少有趣的右翼史觀。例如說日本打仗,是為實踐「王道」和「世界大同」這樣的宏大敘事。例如其中一個展板這樣介紹:「大東亞戰爭」是為了日本的自存自榮,並且希望建構一個「人種平等」的國際秩序。

這個「國際秩序」在現實中,應該是指日本佔據韓國、滿蒙等地的肢解中國行動。日本也實際幫助滿洲建國,聲稱要成立一個「五族協和」(漢、滿、蒙、朝、日)的「王道樂土」。

所謂「王道」,意思亦深遠矣。所謂「王」,自然是天皇的統治;至於「道」,孔子的《論語》說,「參乎!吾道一以貫之。」道是一個的,所以統治也是一個的,不可能是民族自決式和主權式的。王道樂土,是一元統治的世界(而非國家)。

20 世紀初,種族學說亦早已影響亞洲,反殖反殖亦變成顯學。日本要解釋自己統治其他種族,也借助曠古的中國學說,也就是「王道」的號召。滿洲國實踐了日本的政治思想。日本基於國際聯繫而曾無法明言的,滿洲國都說明白了。

「王道」二字,王與道都是「一」,對應東亞五大族群,都團結於一個王的統治之下。「大東亞」團結起來向西方殖民者說不,只是整個思想的外層,而其內部仍然是中華秩序,只是領導者不再是中國,改為日本。

今日遊就館的歷史筆觸仍然是一派自我中心的中華風,則可見上世紀的戰前/時日本,「華風」必更盛。積極參與政治的日蓮宗當時有一句口號:「一天四海皆歸妙法」,同樣是「合一」的想像;軍國日本的政策口號「八紘一宇」,就是「天下一家、大同世界」。

這些口號的根源,來自《四書五經》的大同思想,以及春秋戰國痛苦戰爭而的催生的超國家體系和平憧憬(統一就會帶來和平)。

從豐臣秀吉到大東亞

縱觀歷史,日本從 16 世紀末豐臣秀吉打算入侵朱明王朝,到近代的中日戰爭,日方秉承的意識形態,都是繼承自中國的華夷思想,縱然後來有「脫亞入歐」的宏亮口號,但「底」還是難改。

豐臣秀吉攻打中國,開戰前發國書給韓國,表示:

「……欲假道貴國,超越山海,直入於明,使四百州盡化我俗,以施王政於億萬斯年。」

從這裡看,世界仍然是一體,只是日本的「我俗」高於中原的俗,戰爭便爆發了。很多人說一直以來,中國不講「民族」而講文化高低,因此沒有種族衝突,就溫柔恭儉讓了。但其實一方自認文化高尚而產生的優越感,也可以釀成帝國主義的。

豐臣秀吉不久之後的江戶幕府年代,學者山鹿素行寫過一本書叫做《中朝事實》。這本書說,日本「自古以來」沒有被夷狄征服,仍保存古老的禮義,日本才是「中朝」;而西邊的大陸多次陷於夷狄,已經不配稱為中國。

以今日的眼光來看,日本當時乃至後來的世界觀,仍然是華與夷的對立。只是日本不能忍受自己是夷,除了做論述去說明日本也「很華」,最直接的自我證明方法,就是戰爭。打贏就是「華」,打輸就是夷。

尊卑情結與唐船記憶

豐臣秀吉的「文祿、慶長之役」,和大東亞戰爭存在一種內在的繼承關係,也就是一直存在的「大東亞共榮圈」(中華文化圈)由誰人領導,誰是正統中心的問題。大東亞戰爭是這種中華意識中「尊卑情結」極具影響力的直接反映。

戰時日本對中國表現的藐視,是對「唐船記憶」的反動。也就是日本從唐朝學到了中國學問,也學到一套三綱五常、尊王攘夷的世界觀,而他們很快就發現,在此世界觀中,無可否認日本是蠻夷。隨著日本不斷深化律令制和開化(華化),這種自卑感也不斷增加,最終導致其後代的激烈反彈。有了自我意識、尊嚴覺醒之後,誰會認為自己是 inferior?

但由於這套同心圓的朝貢式世界觀,乃當時唯一存在的東亞國際關係想像,因此日本人唯一能夠做的,就是在固有框架中顛倒華夷名份,用論述及征服去證明日本非蠻夷而是中華,是君子而非禽獸。

中日之間幾百年的交往問題,都糾纏於這套驕傲和自卑、中心與邊緣、文明和野蠻的古老想像。一切戰爭在此意義下都可以歸類為:「上位者自認有權掠奪下位者」,或者「下位者激烈的想要變成上位者」。

我們有時會開玩笑,謂日本若在二戰時征服了中國,在中國史那就會變成「和朝」,就像蒙古人和滿人建立「大一統」政權之後,中國史家就不得不將之「納入正統」。而事實上日本也是想成為另一個「中國」,可能是蒙古帝國,或成功統治多個民族的清帝國,而這又反映於日本人對蒙古和滿清的特殊興趣。

日本這個「中心—邊緣」的華式世界觀甚至蔓延到整個世界,認為作為中心的東方,遲早要與西方蠻夷最終決戰。為了準備這一天,日本要加強實力,經營自己的「外圍」,例如韓國、台灣、滿蒙等地。所以日本帝國主義的真正內涵,其實是中華文化養份中的帝國主義傳統。

正如老一輩的日帝主義者,全部都是華化極深的人。軍國主義重地遊就館的「遊就」二字,就取自《荀子》〈勸學篇〉的典故;八紘一宇、王道樂土,充滿典故和華風,這都不是巧合,因為日本的帝國主義思想,絕對是中國式的。

後現代的庸俗歷史解釋法:一切戰爭都是因為民族和國家主義抬頭。流風所及,歐戰經驗也被套用於解釋大東亞戰爭。然而「中華文化」在背後的脈絡和陰影,他們是無視的。日子久了,東方人也自我東方主義,只會用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去解釋一切,好像日本就是另一個納粹德國,彷彿是因為「種族主義」才興起戰爭。

然而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更像是「中華秩序」而不是納粹德國的翻版。

激烈的種族主義會導致衝突,但無疆界的「世界主義」/ 超國家主義,同樣很適合用來粉飾戰爭。

「令和」背後的出埃及記

看不到這,是「進步派」的特點,也是他們西方中心主義的特性。為甚麼西媒會認為新年號從根源上「去華」,就代表政治上「右傾」,亦同此理。從這個意義去看,日本這個新年號,反而是閉關自立自守的訊號,宣佈拋棄中國意識中將異己「盡化我俗」的擴張型思想,反而切合如今日人只求和平的現狀和期許。

而事實上日本人也早就從渴望「王道普照世界」,變成連戀愛都嫌麻煩的「佛系」國家,一切大中至正的「中心思想」都失落了,有人因此切腹自盡,而中國的宏大敘事卻方興未艾:一帶一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斷增加的軍費、擴張型的外交和干預、「政治儒教」和「傳統學說」的復興,才是新戰爭和新壓迫的源頭。

比照近代的幾個年號,前面的都是野心勃勃。「明治」,來自《易經》:「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關於權力與統治;「昭和」,來自《尚書》:「百姓昭明,協和萬邦」,說穿了不就是「統一天下」?這些聲色俱美的文字後面,其實就是文飾過的歷史血跡。

相比起來,後面的兩個年號,「平成」和「令和」,一個比一個小確幸,後者拋棄了「四書五經」的傳統,不受天朝統治,也不想做天朝,而是奔向歐美為首的列國體制。這恐怕才是「棄華」背後的深意。

日本的政治和文化菁英,對這些微言大義的事,從來不輕忽,密圈比任何人都深,所以官方導讀不斷強調「年號首次脫離四書五經」,不會是興之所至,而是向內外發出訊號:無論如何,日本都是國際秩序的當然成員,也不謀求改變現狀;中國要建立大東亞共榮圈,要復興,回到古籍裡說的那種光榮;而日本說,我現在已不發這春秋大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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