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別了《信報》

2016/7/31 — 23:00

來不及在我的專欄講的七句話,請大家代我表白:

一、 多謝所有關心我的人,包括傳媒、政界和學界的讀者、朋友、同事、同文,以及一些素未謀面的中外人士。不少人替我感到不平,我都心領,但希望大家節怒。我其實不難過,反而感謝《信報》讓我斷斷續續佔用它的版面整整二十五年;我在信報寫評論,是從1991年開始的,到今天剛好四分之一世紀。97之後,特別是在這幾年的氣候裡,報紙還容忍我在專欄裡「大放闕詞」直到上周,想必是有人替我擋了很多風風雨雨,所以儘管今天要封筆了,我還是心懷感激。

二、 我讀理科出身,文字工作非我本能,書寫從來都十分吃力,不像莫札特作曲那麼量大質高。近幾年每周兩篇各四千字左右的文章,從構思、查找資料到成文,總得花我五個以上的工作天、每天起碼十三四個小時;遇上要出門遠行,更會事先選好日子,算準在舟車上可拿著平板揮指疾書的小時數,甚至搞清楚了能否在轉機空檔裡用機場的Wi-Fi把稿件送出,然後才訂旅票,所以絕少脫期。如是者多年,著實辛苦,所以,收到《信報》的停筆通知的時候,主要是覺得如釋重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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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天下無不散的筵席。2004年我給特府中央政策組辭退,自我流放海外;07年,當時新的《信報》高層力邀我回巢當主筆,我考慮了幾個月,終於答應,但講明只做兩年。2010年初約滿離任,我到日本教學,承諾不定期替《信報》寫專欄。13年初,《信報》高層跟我說,希望我寫多些,我鑑於時局需要,答允了,還辭去日本的教席,專心寫作。同年夏天,《信報》一連串「大地震」,至去年年中,連MD也去職;同時,我也聽到我的專欄也快要抽起的說法。今年三月底,《信報》通知我,因為經營困難,給我的潤筆要一下子減少約六成,專欄則還可以繼續。我與《信報》榮辱與共許多年,對此完全不介意。上周五,總編輯以電郵告訴我:改版停欄。為什麼?

四、 佔運之後,我同情年輕人,在我的文章裡支持他們提出任何關於2047香港二次前途問題的主張。採取這個態度,連一些朋友也不諒解,其實我的出發點很簡單,就是在年輕人提出激進觀點之時,希望幫助抵擋來自政權的打壓和一些不盡公正的指摘。例如有些新興團體主張港獨,一旦遭到政權對付,危險不會止於失去參選權,更會涉及人身自由與安危。我為此苦思之後,抽象繼承了台灣政治運動裡的「法理台獨」概念,向主張港獨的朋友們提出「法理港獨」之說,即只在一般理解的現行香港法律制約和法治框架下提倡和宣傳港獨。此說所包含的運作空間,在未來三十年裡極可能都夠用,而且那樣提倡比較安全,政權較難找到藉口打壓倡議者、分化社運、分裂社會。我認為為免社運蒙受不必要的損失,不宜提倡港獨,要提倡的話,只能是「法理港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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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法理港獨」對倡議者比較安全而訊息所含的業力不減,結果只能導致政權更深度不安。介紹和分析這個概念的文章,上星期一在我的《信報》專欄刊出,明顯觸及了政權的一根脆弱底線。

六、 佔領後期,我向社運界提出「暴力邊沿論」,給暴力設一個不自觸的上限,是同一用意。社運人堅定而和平地逼近、踏進權力的底線,當權者不退讓就只有施暴,從而喪失管治的合法性,種下自身滅亡的種籽。這是一個與公民抗命同理的概念。社運人不可能提倡積極暴力,去盡也只能當政權暴力的積極受害者。今天,民主回歸及和理非非已無法繼續支撐整個社運,需要修正,「法理港獨」與「暴力邊沿論」就是兩條新的紅線,再要踰越必須是另一種情況之下 — 但願那種情況永遠不會出現!

七、 我不同意「言論自由已死」的一類說法。自由屬於人的本性需求,外力打壓,僅僅是增加了行使自由的代價;莊子早已對自由的這種本體存在作了充分論述。人性裡的其他正義因素,都是因為摻和了自由,成為了所謂的「氣」,燦爛流溢:「是氣所磅礡,凜冽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位以尊;三綱實繫命,道義為之根。」活在暗色黃昏,依然侃侃地講人權、法治、民主這三綱,因為在我們的人性基因裡,自由在不息躁動、吶喊。

 

二零一六年七月三十一日
於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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