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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高牆未拆 港府吃力不討好

2019/10/24 — 13:08

日前,特首林鄭月娥在一片爭議聲中,發表任內第三份報告,提出土地、房屋、民生、交通及醫療是特區政府的首要解決問題。報告發表後,坊間的負面反應可以說是意料之內。原因是施政報告不但沒有針對香港當前的社會動盪,提出可行性建議,反而嘗試把矛盾轉移到土地房屋之上。

更重要的是,施政報告沒有嘗試重新與公民社會建立共同語言,面對政治體制先天向新政治經濟特權階級傾斜,作出應有的承擔,導致特區政府陷於吃力不討好的局面。

首先,筆者從來沒有否定土地房屋是香港的深層次問題,但作為政府在解決問題之先,應從大局着眼,而非被動式回應。例如政府從來沒有就香港市民應該「安居樂業」,還是「安居置業」作出有意義的分析;而現在政府提出的方案,雖說出售資助房屋佔了一個重要部分,但仍然沒有解釋到,若政府能夠為市民帶來安定繁榮的生活,置業這個元素是否真的如此重要?市民活在香港,置而不樂,甚或活在不安中,又是否有助解決深層次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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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施政報告中就土地房屋的建議,過去三年提出者眾,政府的土地大辯論中亦自行有羅列相關建議。可惜大辯論之後,便沒有下文。筆者明白管理風格是因人而異,但作為執政者,作為負上政治責任的決策者,切忌邏輯說不通,沒有連貫性。現在「覺今是而昨非」的做法,難免讓人覺得是以土地房屋問題,應酬民間對政治體制的不滿。

其次,施政報告的附篇第二章的開宗明義是「良好管治」,卻只用63隻字去回應行政立法及近期社會的緊張關係。至於因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而引起的治安問題及管治困局,更沒有任何一個篇章作出針對性回應。即使內文有提及「有良好意願,也必須要開放包容」,也沒有提出如何有效地吸納民意,重建良性互信的溝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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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一直關心青年發展,發現附篇第二章有提及政府的人才庫中,年輕人數目由2017年的900人,大增至3500人。不過,他們並非全部可以經過「兩分鐘快閃面試」就可以躋進各政府委員會。即使他們有機會加入建制體系,他們的建議是否一如附篇第八章:與青年同行中所指出,仍以「交流、創業」為主?若交流、創業是這批加入政府的年輕人,向政府提出有助青年「三業三政」的方法,政策離地之餘,亦令人懷疑政府選賢與能的準則。要知道,行政長官主持的高峰中,是沒有包括青年的。

因此,坊間認為這份施政報告是拼湊,是顧左右而言他,是沒有針對政治體制作出檢討,並非無的放矢。筆者明白,香港的政改是涉及中央與特區之間的管治問題,但即使暫時把普選束之高閣,又是否應該向市民釋出誠意,最少在體制內,作出認真可見的檢討,讓市民感到特區政府是廣開言路呢?

政府經常強調已經有不同渠道方式去吸納市民的意見,卻沒有從唯物辯證法的矛盾論中,學會欣賞敵人的勇氣。

港英管治的遙距模式,尤其在67暴動之後,就是透過將一些非決策權力,例如地區諮詢委員會,進行權力再分配,重點吸納反對派意見,與市民建立管治命運共同體,而避免了學者杜贊奇所提出,政權內捲化情況(Involution,即長期從事一項相同的工作,並且保持在一定的層面,沒有任何變化和改觀。通常形成一種自我懈怠,自我消耗)。

君不見,在「牢牢掌握中央對香港全面管治權」的主旋律之下,特區之內獲分享政治權力的,上至問責高官,下至諮詢委員會委員,大部分都是以政治立場先行。造成政府能夠接觸、吸納的民意,往往與政權同質化極高,自行製造了回音谷效應。

加上今屆政府取消了中央政策組,沒有進行民調等客觀基礎。在制度上,政府最易獲得的信息,便是透過內捲化,早已躋身各委員的權貴,輪迴地進一步固化新政治經濟特權階級,因政治體制傾斜而得到的利益。這非但不能掌握民情,更令政權與市民存在制度性高牆。特區政府總部設在「堅離地城」,關鍵即在於此。

要知道香港仍是一個崇優的已發展社會,重置中策組最少可以為特區政府建立一堵防火牆,無奈以現時的社會氣氛與政府管治威信下,恐怕不少有志之士也覺得為時已晚了!

原刊於經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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