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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線教師在無恥政權下的自省(上)

2019/7/1 — 19:47

6 月 27 日,學生於律政中心外示威

6 月 27 日,學生於律政中心外示威

【文:辛雋霖 @教育工作關注組】

討論教師專業,絶不能抽空於所處時空及政局,師生都處於社會中,都是此時此地公民。教育是為了籌劃更好的未來,更必須勇於面對此時此地的問題。任何打著持平中立旗號的組織,妄圖阻止師生在校內校外指出政府的失誤與傲慢,註定為民主社會所唾棄。

因此,前線教師應不時思考專業知識如何回應時局。教科書所傳遞的知識及價值觀通常都有這個前設:社會制度普遍合理,管治者為廣大市民負責。當下混亂的時局已脫離常軌 — 無恥政權躲在可合法使用武力的警隊後,以官位賦予的、不受民意制衡的權力逃避責任,若教師只會依書直說,學生會認為教師離地、無知、偽善,甚至會認為教師是為不義政權塗脂抹粉的幫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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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提出七個要點,希望各位同工不吝指正。上篇先闡述其中三個要點。

一、和平遊行必然是公民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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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審法院已肯定和平集會自由對民主社會的重要性(見附錄一)。在無視正當論據的情况下,某些組織一概將呼籲和平遊行醜化為政治動員,說穿了只是不希望令政府難堪,無視學生作出價值判斷的能力。

當然,教師亦須向學生清楚表明,和平遊行雖然是正當,但並不代表所有意見必須以此方式表達。我們亦絕對同意,教師若利用身份帶來的權力、同儕群眾壓力、利誘等方法促使學生在無視論據及事實的無知狀態下遊行,明顯違反教育本意。

教師不會建議學生參與或不參與遊行,只會向他們鋪陳不同觀點及教授不同思考方法,協助學生疏理價值觀。教師若阻止他們參與和平遊行,是侵犯他們的權利,因為香港兒童受《兒童權利公約》(下稱《公約》)保護,其中「參與權」包括「有主見能力的兒童所發表的意見應獲得適當尊重」、「兒童應有自由發表言論的權利,包括取得和分享各種信息和思想的自由」及「兒童享有與他人和平會面及參加團體組織的自由權利」。

二、教師可具有專業教師與政策倡議者雙重身份:

或許有人認為,教育由公帑資助,教師有義務協助政府施政。然而,當政府施政有悖常理、影響學生(現在以及未來)福祉的話,孰輕孰重顯然易見。

重點不在於支持或反對政府施政,而是邏輯與理據。所以,楊潤雄局長指出教師向學生解釋社會爭議議題時「不是將自己的想法或個人政治想法放在內」,完全站不住腳(附錄二)。參考田方澤的說法(附錄三),就是教師可具有專業教師與政策倡議者雙重身份。《香港教育專業守則》支持這種說法,尤其是「對公眾的義務」及「作為專業工作者的權利」章節。

三、對政府的不對等權力保持敏銳:

同工必須理解這個事實:政府掌控龐大資源及多種渠道宣傳政策,是為先天優勢。政府發放的資訊與觀點,似乎理應有一定的權威性及正當性。不過,當政制偏向既得利益者、官員無須為自己錯失負責時,同工必須小心解讀政府發放的資訊。

與政府宣傳機器比較,出自公民社會針對政府政策所提出的合理觀點及理據,因為他們資源有限,很可能淹沒於資訊洪流中。在如此政制中,這些民間意見顯得十分重要,可使教學達至真正持平。我們備課,必須有效收集並整理有理有節的民間意見,從而審視官方理據是否合理。(這點會於下文第六點再闡述)。

我們相信真理愈辨愈明。無稽、無知、無理的觀點,如出自政府、知名人物或組織的話,更應該向學生鋪陳並加以討論。難道學生不信任他們,要歸咎於教師將他們的歪論告知學生嗎?

附錄:

一、終審法院於Leung Kwok Hung & Others v HKSAR (2005) 8 HKCFAR 229 案的判詞,首三段已開宗明義點出和平集會自由對民主社會的重要性(中譯):

「和平集會自由是基本權利。它與另一個基本權利 — 言論自由息息相關。言論自由與和平集會自由是寶貴的,也是民主社會的基石。

這些自由對社會的穩定及進步極其重要,以下是數個互為相關的原因。民主社會的本質,就是以公開對話與辯論解決衝突、張力與問題。這些自由不僅確保對話與辯論不受無理阻礙,也鼓勵市民熱烈討論。一個民主社會能使觀念自由市場(market place of ideas)保持興旺。這些自由使市民可以公開作出批評、申訴冤屈、尋求糾正與濟助。這不僅與各種機構行使政府權力有關,也與其他公共部門以外的組織有關 — 在現代社會中,它們都對市民有著重大影響。小數及弱勢者的意見可能令人討厭、不得人心、令人反感甚至有所冒犯。不過,寬容是多元社會的特點。這些自由保障小數及弱勢者可適當地發表意見。

本案中的遊行是和平集會的一種。參與者透過遊行 — 由一處走到另一處 — 發表意見,是一種有效的傳播工具。遊行被恰當地稱為移動中的集會,參與者的訴求可傳播得更廣。遊行是一種強而有力的表達方法,也是民主社會(包括香港)中常見的現象。」

二、楊潤雄局長就校友聯署反對修改逃犯條例事件回答記者提問:

「我覺得在學校裏應專心做好教育工作,社會的議題如果學生有疑惑,我希望老師能做持平的解說,而不是將自己的想法或個人政治想法放在內。但正如我經常說,學校是解惑的地方,如果學生對這些議題有疑問,他是應該提出,學校亦應盡量幫助解決。如果學校認為對事件未完全了解,需要教育局或相關部門做解說,我們樂意如此做。」

三、田方澤在〈專業不是面對大是大非不作聲〉(6/6《明報》觀點版)一文中指出:

「如果老師身處學校教育現場,毋庸置疑應保持理性、客觀和持平地鋪陳不同觀點。但一如香港知名公民教育學者梁恩榮教授在研究中指出,在符合理性、客觀和持平的情况下,教師自身亦可向學生表達自己的立場和理據,更有助學生思考和保持批判性。專業客觀和個人立場的展示,本身並無矛盾。

其實教育專業守則有其應用範圍,應只規管老師的教學工作,而不牽涉課餘作為一般公民參與公民事務的權利。將針對老師個人的專業工作要求,擴展限制老師作為公民社會一員的倡議工作,無疑是偷換概念,亦不符合專業守則第三章支持老師有其一切基本人權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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