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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兆佳作為一個社會現象

2016/10/23 — 14:41

劉兆佳

劉兆佳

幾個月前曾經寫過一首詩〈題劉教授〉,幾個月後看來,應用的範圍已經越來越大了:

教授不嬲是下流,倚權傍貴渡春秋。
為餐晏仔輕名節,埋沒良知稻梁謀。
仕人風骨今何價,道濟神州值幾兜?
江湖豈及廟堂暖,捨民事君競風頭。

被幾千年封建意識毒害的中國式知識分子,一旦墮落起來,可以去都無㡳深淵也不自知。而封建專制帝王也樂得去圈養這些只說中聽話的知識分子,甚至會好好利用他們,把他們奉為國師、顧問,好讓他們成為其他臭老九的典範。這一類人自己墮落,也要別人一同墮落,否則無以掩飾自己的道德淪喪及學術敗壞。他們甚至會面不紅、耳不赤以學識祭酒自居,實際上就是要令整個知識界跟他一樣成為封建專制獨裁政權的走狗幫腔。這一類所謂知識分子,在社會及政治上的地位上可能明顯高於在朝廷及宮圍內外為王帝作跑腿的太監閹人,但實際上都同樣是被去了勢,都是被閹割掉,只是被閹割掉的器官不同。最好笑的是很多這一類所謂「大教授」、「學術翹楚」還以為自己好勁好叻,以為自己重好「大枝嘢」。在當今香港,或者說在過去20多年的香港,這一位劉教授正是這一類所謂知識分子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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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國傳統的臭老九不同,他們的生活條件遠遠更優越;他們的處境比過去那些皇帝的僕人安全;他們接觸的理念、理論、社會價值也應該完全可以讓他們突破傳統華夏醬缸文化的桎梏。他們這一類人受西方學術方法的訓練,能夠讀到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術著作,學到不少古希臘以來西方文化學術傳統、人文科學價值、現代政治的理論與倫理。就算不能個個都成為大師,每一個讀書人、每一個知識分子,都可以對社會作出微不足道的貢獻。如果每一個知識分子,或在當今社會被賦予知識分子身份的人都能夠這樣做,那就算是面對政治強權及獨裁威壓,每個人都可以燃起點點微弱的光,讓整個社會有更佳的機會找到出路。

要做到這樣,其實也不是很困難。只要保存一點點的學術良心、抱持最基本的求真說理的態度、對人性中的機心自私多一點反省自制。再加上如果能夠拋開傳統知識分子那種迂腐頭巾氣,做到「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常存於念、謹記於心:「知識分子首先應該是社會的良心」這個簡單的道理和做人原則,那讀書人就算可能有時會鑽牛角尖、有時可能會昩於現實、個別也能出於執著於微末而未能總觀全局;知識分子肯定也會犯錯誤,肯定也會錯判形勢,但我相信只要保持上邊談到的態度,總應能夠為社會做一點點好事、盡一個普通人最起碼的社會責任、承擔一個知識分子對社會、對人民、對國家應有的最起碼道德義務及道義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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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且劉兆佳這一類人,以及今天在大學賺得永久教席,基本上已經上了岸的那一撮人,比起這幾年在企業文化及管理主義淪陷的大學體制內掙扎求存的年輕學者幸運得多,他們就更應該有條件帶頭孭起這一種知識分子應有的承擔。他們根本不需要擔心要「戚戚於貧賤」,薪高糧準之外,也不用擔心會被現在那些重重不休的評核機制玩死。何必做到咁低莊?不是因為愛國、不是愛護香港、不是本着良心、只是幾個字:「汲汲於富貴」。吃飽了飯要求名,要政治強權的肯定和打賞,要做當權者的顧問及國師。

由香港回歸過渡至今天回歸19年了,劉兆佳這個人對解決香港的政治困局作出了什麼貢獻?對當權者理順香港的政治困局有個什麼精闢有效的建議?不要忘記,他不是普通的維園阿伯、敗夫走卒,他是社會學的「大教授」,不少人說他是「政治社會學」在香港的鼻祖級人物。但過去20多年,他除了作當權者的幫腔、以當權者的代言人身份向港人發話,有時甚至會以最能掌握北京當局的思路以自居,向香港人提出種種的威嚇。除此之外,他對解決香港當前的政治困局作出個什麼貢獻嗎?他以社會學者、政治社會學者這個身份對中國大陸的政治走向清明有過片言隻語嗎?他有盡過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嗎?他對年青後學展示過任何知識人應有的道德承擔嗎?

到了今天,他的言論越來越小學雞。就連一個普通文化水平的凡夫俗子也能看穿他的談話有多荒謬搞笑。就算要做跑腿,其實也可以做得堂堂正正,不需要遮遮掩掩。作為政治學社會學者,竟然可以把所有對政治體制的基本常識及處理政治問題的合法合理方法放在一邊,北京可以依據基本法那一條向香港特首下達指令?這樣做會對一個兩制構成什麼破壞?是不是北京下達指令便可以凌駕就立法會組成的所有相關法律?這一做法對長遠的社會穩定會構成那些影響?香港就會長治久安了?還是對立更嚴重更動盪?

這些都是智力水平一般,具備基本分析能力的人都能夠想得出的問題,偏偏這位「大教授」、「社會學者」、「政治社會學的香港鼻祖」、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就可以置之不理。

劉兆佳不斷以「學者」、「大教授」、「知識分子」這些身份,講一些極度「反常識」及「反智」的話之外,他這一種作為還不斷在敗壞香港學術圈的風氣,帶頭示範如何「打著知識反知識及反良知」。如果最有條件作為「社會良心」的知識界也尚且如是,香港社會的走向淪落及敗壞也就更是難以挽回了。

上個星期,有三百位所謂歷史學者聯署了個聲明,聲討青年新政兩位新丁。部份也是我的朋友,他們當然有權表達他們的意見。對「支那」兩個字,我也從一開始已經發表了一些引起盲撐青政的「道旁兒」強烈反應的言論。但任何立論都應該建基於一個符合邏輯及理念的推論。在這個基礎上,不同的意見和分析可以紛陳、可以百花齊放、可以互相激盪,這才是一個健康的社會。但大家花點時間看看他們的那份宣言,再重聽一下他們的代表在電台所作的闡述,那就不難發現,在香港當前的政治局面下,劉兆佳的作為可能已經不再單是個別知識分子的沉淪與墮落了。香港看來將會越來越多這一類「劉兆佳式的知識分子」,劉兆佳已經進化成為一個「劉兆佳現象」。這看來有機會成為未來政治學研究中的一個很有趣的研究課題,或許這才是劉兆佳這個人對當代香港社會研究、對社會學、對政治社會學作出的最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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