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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武派稍休息 不合作運動接力

2019/7/31 — 15:54

不合作運動

不合作運動

國務院港澳辦記招會公開力撐林鄭月娥及香港警察後,警方便立即以暴動罪檢控大批示威者,有律師指出,部份被控人士可能只是在附近聲援,但因清場時「走得慢」,也遭被捕和被控暴動罪。網民普遍因這種鐵腕手段感到震怒,昨晚更有大批市民包圍警署要求釋放被捕人士。

制度上,警察權力已經缺乏制衡:監警會缺乏調查權力、委員多是親政府人士、投訴科也是「自己人查自己人」, 兩個監警制度形同虛設,經已長期被人所詬病。香港警察近月來多次的涉嫌濫權濫暴行為更令舉世震驚(例如 612 金鐘鎮壓、714 血洗沙田新城市廣場、721 上環鎮壓及元朗的所謂警黑合作等)。而當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演變成全港跨階層跨界別的共識時《香港許多警察幾乎是目前堅持反對成立該公道合理機制的最大反對力量《反映害怕專橫權力遭受削減的心態。

自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日前就政府處理的手法道歉、大批警員涉嫌違反警察通例匿名投訴張建宗、多個警察協會亦要求張道歉後,香港似乎已經變成了許多論者所擔心的警察國家,即本是維持治安的警察系統,權力已經失去法治地區應有的制衡,成為崇尚以高壓手段維持社會秩序的一種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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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警察是半軍事化組織,裝備精良,每年財政預算不斷增加,人數佔人口比例屬全亞洲最高,權力卻不斷擴張,愈來愈不受約束。若示威者繼續與其硬撼,就算警察公信力和士氣大減,前者付出的代價(包括嚴重傷殘和遭長期監禁)亦大,亦未必可以產生想要的後果。筆者對奮不顧身為香港投入社會運動的前線抗爭者(以年青人為主)表示由衷的尊重和感激,亦率先寫文主張以眾籌支持警暴受害人控告警務處處長(應包括副處長(行動))等方式去為受害人爭取公義。但在當前的惡劣形勢下,建議主張勇武抗爭的示威者先作短暫休息,為走更遠的路重整抗爭的策略。其實此刻各方人道支援被捕或受傷人士及其家庭其實一樣重要,而暫時退下、隱藏和療傷其實既是為自己和戰友安全,也是為將來打更好一戰作好的思想和行動準備,開明的人應明白這不是背叛運動和戰友。

不作勇武抗爭,是否沒有其他方法去改變不公義的社會制度?筆者同意一些在民主國家適用的「和理非」抗爭方式,不適用於像香港這個背後有龐大專政力量支撐的威權政府,例如怎會有一個民主國家裡面七份之一或二的人口在遊行,而政府不會倒台?和平示威在香港仍然重要,但只應如實地看成是一種集體表態和民意的強烈表達。筆者認為不支持勇武抗爭的和理非派,應考慮設計一些有效的不合作運動, 以迫使當權者讓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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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不合作運動?這個名詞在香港出現了幾年,但網上對此較少有系統的討論。首先必須明白,統治者的權力基礎,來自人民、團體和機構的合作和服從。不合作運動的精髓,就是拒絕與不義政權合作的全民良心運動,目的是令政權感到無法管治,迫政權讓步。它是人人可以參與的防衛性運動。

不合作行動有許多方式,廣義來說包括各種阻礙、杯葛、拒絕、拖延甚至「超合作」行動。一般來說不合作行動不會包括暴力行為(暴力是指蓄意傷害他人,造成或極有可能造成傷亡),雖然常常會包括各種干涉和阻撓,但它不會採用暴力,原因是爭取社會大眾認同,亦不讓政權有藉口鎮壓。這應該完全合乎和理非派的要求。當許多勇武派青年打算犧牲性命為香港時,除非和理非派實際是犬儒派,否則此時此刻沒有不參與最少一種行動的藉口。

其實在香港,市民一直有實踐各種形式的不合作運動。筆者簡單地以政治、社會、經濟層面去作分類:

政治層面:廣為人知的是議會拉布,但其實包括各種形式的不服從命令(例子如一九二三年德國和一九六八/六九年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公務員和人民抵制外來政權命令,反對外國侵略)、各國歷史悠久的公民抗命、甚至包圍政府部門和阻撓辦公等。由於這些行為部份涉及較多的法律後果,未必人人能夠承擔。

社會(人際)層面:例如對在九龍灣連儂牆向義工毆打十三拳的敗類(不排除背後有人指使)、對嚴重濫用暴力又不覺悔疚的個別警員,和不知廉恥又不斷作惡的議員和官員,親戚朋友校友各工商業服務員在社區表達恥與為伍的態度。由於人是社會動物,若這行動廣泛進行,這種冷漠造成的心理壓力和社會排拒可以甚大。

經濟層面:2014 年本來計劃的佔領中環(後來變成演變佔領金鐘等地)當屬於這個範疇。其實中外最為人熟知的例子是罷工。其他人曾舉出的例子包括車輛慢駛、不存款到中資銀行、不合作交稅或差餉、不向建制派議員擔任董事的集團或商戶消費等。由於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部分這類行動可能會有對本港經濟有很大影響,亦可能較易會令政權讓步。

不合作運動若要成功產生防衛性力量,可能要留意以下其點:

一般來說,能夠打擊當權者的權力來源和資源的行動,比較有效。所以需要小心分析每種行動的後果和影響。當然,就算只是象徵性的行動,若能讓參與者體現真誠磊落的生活(即異議作家、前捷克總統哈維爾的所謂「無權勢者的力量」),社會亦理應包容欣賞。

其他的考慮包括:

若涉及法律後果, 可能會令參與人數減少。

有一些行動, 可能會對公眾帶來不便,例如不合作撘乘地鐵運動。不過其實就算是示威遊行, 也會對一些沿途商店造成不便。問題是這種手段, 需要與想達致的目標和當刻的民憤合乎比例,這樣公眾才較易接受。處理的方式, 要看時機, 若實行時可考慮提早通知, 讓公眾有心理準備能作適當選擇, 及多作溝通請求諒解支持, 甚至提供一些補救等 (例如鼓勵日後多光顧生意受到影響的良心小店)。平時民間團體應多作社區教育, 解釋不合作運動的意義,及多了解民眾的疑惑。

另外可能是實際能否發動的問題,例如香港的法例不足以保障政治性罷工。解決方法是需要從長計議, 包括獲得有關行業工會支持、成立罷工基金支援因罷工甚至遭解僱而無薪的員工,或是以另類方式發起「三罷」, 例如鼓勵不方便參與的市民以不或減少消費取代罷市、以告假或按章工作取代罷工、以罷課取代罷學等。

總結而言, 不合作運動若能細心策劃, 其產生的影響力未必比勇武抗爭少,長遠效果可以甚大。但由於它往往需要人民廣泛參與和從長計議, 亦表示需要與政權作較持久的日常抗爭。勇武抗爭及不合作運動各有優劣, 有些人認為適宜互補。我們面對的敵人(表面上)是這樣的強大, 而歷史上無論南韓、台灣以至東歐各小國擺脫暴政其實也不是短時間能做到的事,在困難時刻和宿命論當道的社會中,有心人互相理解支持其實顯得最重要, 能讓失落的人保持盼望。大家停一停如實地細心分析運動至今的進展和當前的形勢、各種威脅和機會,想想下一步的策略、行動和怎樣做好協調, 筆者認為也是應該的。再次感激所有為香港未來抗爭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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