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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把文革遺毒帶來香港

2016/5/19 — 20:54

五十年前,中共中央政治局發出《五.一六通知》,把黨內不同派別視作死敵,進行你死我活的敵我鬥爭,更到處尋找敵人,把鬥爭擴展到社會每個領域,再通過運動群眾,以慘無人道的政治和武力衝突,全面剷除反對毛澤東的朝野內外人士。此後十年,毛澤東全面奪權,政治權力一人壟斷,社會陷入不斷鬥爭,經濟停滯不前,思想千篇一律,是名副其實的十年浩劫。

文革的可怖,不單是個別領導人喪盡天良,而是整個權力制度對野心家缺乏制衡,甚至可以說,讓執政者為所欲為,壞事做盡,傷害最多的人。換言之,即使毛澤東沒有獨攬權力,或者掌權力另有其人,權力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足以是萬惡之源。建國前,遠至上世紀30年代,中共在不同根據地大規模肅反,冤假錯案數以萬計,到40年代延安整風,一時之間,諜影重重,其實是領導人以各種藉口迫害異見者,以求趕盡殺絕。

建國後,中共強勢執政,1951年毛澤東討伐電影《武訓傳》,使文藝界全部姓黨,1957年反右運動,以陽謀引蛇出洞,把55萬人打成右派。接着火頭燒向黨內,國防部長彭德懷批評“大躍進”無知、冒進,反被罷黜,再打成右派、反黨集團。到60年代,毛澤東為要滅絕異見,由文藝、經濟到歷史、哲學的無數黨內權威,都一一被打倒,同時大搞株連,每趟都有成千上萬人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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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到文革後,鄧小平帶着歷史的重託推動改革開放,為中國尋覓新路。但面對89年民主運動,卻可以絕不手軟,下令軍隊屠城。到習近平上台,一面反貪打老虎,一面整頓異己,清洗意識形態領域,嚴厲對付維權人士,把更多權力集中於總書記手上。這一切極端行動,都以極權制度為支撐,分別只是掌權人的胸襟。

當然,目前的社會境況與文革當年不可同日而語,但執政者對絕對權力依然緊握不放,對異己依然視為仇敵,以言入罪,不容半點“妄議”,有時甚至不顧真相和公義,如不去追究假奶粉和豆腐渣工程的製作人,卻但求維穩,對追討責任的受害人親屬諸多刁難,甚至恐嚇、檢控和判刑,以示權力不容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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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這種統治者君臨天下、容不下半點異見的文革心態,便不難理解張德江訪港期間,香港警方何以勞師動眾,大幅提高警戒級別,採取“反恐保安行動”,目的就是杜絕反對聲音向當權者表達的機會。其實“恐怖分子”有嚴明的法律定義,其名單亦已刊憲,根本與近日上街抗議張德江訪港的政治團體無關,但警方卻以對付恐怖分子的強硬手法應對。儘管與文革期間的武力鎮壓不可類比,但警方的罔顧事實,以堂而皇之的藉口,自欺欺人,以圖扼殺言論自由,彼此可謂互相輝映。

可悲的是,香港保安當局已失去獨立判斷的能力。港人在山嶺掛上“我要真普選”的直幡,是行使表達的權利,若不礙他人的其他權利,當局有責任盡量協助掛幡人,只須同時限制圍觀者,避免造成危險。相反,警方竟以避免有人圍觀直幡,引致安全問題為由,派員到獅子山頂紮營看守,實際上是想嚇走掛幡者,剝奪他們的表達權利。警方該做的不做,不該做的卻做了,還不怕貽笑大方,以歪理解釋敗行,與當年文革“抓革命、促生產”那種偏離常理的誇張說法,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隨着政府全力奉迎張德江,罔顧事實、編織藉口、扼殺言論自由這些文革遺毒,也植入了特區施政者的腦袋當中。

(原文刊於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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