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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點:原罪背後 2】歷史,就是起點

2015/5/16 — 15:06

七十年代在港大荷花池拍攝的合照。其中黎則奮(前排左一)、曾澍基(後排右四)、王卓祺(後排左四),曾樹明(後面最左)、何芝君(前排右四),於八十年代初,成為匯點第一批成員。(照片由黎則奮提供)

七十年代在港大荷花池拍攝的合照。其中黎則奮(前排左一)、曾澍基(後排右四)、王卓祺(後排左四),曾樹明(後面最左)、何芝君(前排右四),於八十年代初,成為匯點第一批成員。(照片由黎則奮提供)

(【匯點:原罪背後】其他文章按此

( 編按:為了方便讀者了解文章順序,本文標題改為【匯點:原罪背後 2】,【匯點:原罪背後 1】是本專題的前言《一場民主運動的誕生與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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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定要問咗先,你們怎樣理解(匯點)這件事?」訪問當日,黎則奮劈頭問記者。

作為匯點創會成員,他的態度,其實不難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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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年,特別是 831 人大落閘後,許多人指著「民主回歸」四個大字,大肆批評。於批評論者眼中,當時的知識分子單純基於對中國共產黨的信任,便貿貿然跟香港主流民意對著幹,推動民主回歸,是無知,是幼稚,更是罪孽深重。而作為全港第一個主動倡議「民主回歸」的論政團體,匯點及其成員,就自然成為罪人中的罪人。

事實上去年九月中,D100 主持黎則奮聽見社會上對匯點及民主回歸、如潮湧來的質疑聲音,曾經撰寫一篇文章作回應:

要批判民主回歸論,請先翻閲當年的文章,針鋒相對,如果連基本的人事也不清楚,胡亂發砲,張冠李戴,只會令人哭笑不得。

— 黎則奮《誰是民主回歸派》,2014-09-14

「很多人由去年開始鬧民主回歸,說支持者便是罪人,很多後生仔話,若不是你這班衰人當年提民主回歸,我們就不用被賣豬仔。但其實,大部份人不知道歷史。」黎則奮正色直言。「我不是想 be defensive,又或者為匯點、民主回歸去辯護,根本無必要。但你一定要睇返整個歷史脈絡,先有得討論。若不是這樣,咁拗來做乜?你鍾意點講,咪講到夠囉。」愈說,就愈動氣。

氣憤,因為由始至終,他想強調的,只有兩個大字:歷史

「現在有個普遍的問題是,無論什麼派別都好,好多人都好似覺得,歷史由他開始。」

因為歷史由「我」開始,所以配上朦朧鏡的港英年代,永遠是美好的;因為歷史由「我」開始,所以旨在「建設民主中國」的八九民運,鐵定與「我」無關;因為歷史由「我」開始,所以倡議「民主回歸」、被中共瞞騙三十年的匯點成員,當初要不是頭殼壞掉,肯定就是蒙昧良心。

「歷史不是割裂的,有因有果,不是偶然。」

於黎則奮眼中,批判匯點又或民主回歸,絕對沒有問題,甚至理應批判。但批判的意義,應當是承傳、揚棄與超越,而非呼天搶地,撒野叫囂。因此若要再思匯點,當務之急,尤其未曾經歷那個時空的年輕一代,就在於認清歷史,承繼歷史。

「五四夠唔關我事啦!但歷史就是這樣,並非你話割斷就割斷,是一代一代接落去。」

歷史,就是起點。

黎則奮

黎則奮

(一)決定性的七十年代

對不同背景的香港市民來說,「七十年代香港」有一種特殊的意義 — 那是香港社會的黃金歲月,那是大家的好日子。而在差不多所有關於香港的過去、現在與將來的論述中,都有七十年代這一環節,而且佔上一個相當重要的位置。可是,對於七十年代香港,大家只是抱著想當然的看法,不覺得有需要重新認識那個年代。

— 呂大樂《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2012 年

作為論政團體,匯點的歷史始於其成立年分,1983 年。

然而,若我們真箇希望了解匯點眾人的「民主回歸」主張之源頭,則必須往時間軸線的前沿追溯。要認識的,不獨是香港前途問題被擺上議事桌時的八十年代初,還有一切尚未成型的,七十年代。

原因很簡單,大部分匯點成員都參與過七十年代學生運動,而今天回想,無論是呂大樂抑或高達斌,都會承認,他們的思想以至信念,都源於七十年代所接觸的人物、書本、思潮,以至在殖民政府統治下於香港社會發生的一場又一場,大小不一的社會運動。

甚至我們可以說,這班人於七十年代的思想與經歷,基本上已經決定了八十年代初,當香港前途問題被擺上中英談判桌、百姓嘴唇邊的時候,他們所抱持的態度和立場。

當然,就如同為匯點創會成員的呂大樂上面所說,今天每當提起「七十年代」,我們的腦海裡總有太多太多前設,和太多太多似曾相識。我們會立即想起麥理浩,想起廉政公署,想起公屋,想起獅子山下,然後蓋棺定論說,那是香港的好年代。

但在當年活躍於學生運動以至社會運動的匯點眾人眼中,「七十年代」可能不是這一回事。談到這個年代,他們想起的,可能是保釣、反貪污捉葛柏、認中關社、金禧事件、油麻地艇戶……

以及少不免的,國粹派與社會派之爭。

故事,理應要由這裡開始說起。

何芝君

何芝君

(二)認中關社的社會派

一九七三年,經過兩次回國學習之旅,香港學生運動的內部矛盾浮現。主流意見是認識中國,先定下大方向,才處理周遭問題,以免旁生枝節。我屬領袖之一的少數派卻認為,殖民地不公義比比皆是,奉行社會主義的祖國大陸,沒理由反對在香港本土內進行抗爭行動。

七三年夏末的一個中午,我與王卓祺(其後的《學苑》總編輯)、黃醒華(當時的學聯會長)屬少數派的學運份子,加上不算是我們同路人的吳正中,於港大附近、皇后大道西尾段的龍華茶餐廳進食。其間我提出,既然大家意見明顯地分歧,有必要「正名」,以區別界限。討論後,我建議稱自己等人為「社會派」,對方為「國粹派」;記憶所及,三位皆無異議。返回港大,少數派同仁,包括黎則奮、張家興、和曾樹明,都接受這兩稱號。

— 曾澍基《「國粹派」、「社會派」源考》,2001 年

七十年代的大學校園,特別是活躍於學生運動的一群,普遍分成兩個派別,兩派人深入學生會及學生報等不同組織,互相仇視,不停纏鬥。當中以「國粹派」較認同中共施政,主張通過靜態的「認識中國」宣傳活動,拉近中港人民意識形態的差距;「社會派」則認為,唯有透過參與動態的社會運動,走進本土社區,深入平民百姓,大眾的社會意識方得以提高,社會改革才得以展開。

而在匯點人當中,大部分當年都站在「社會派」。除了上面提到的曾澍基、黎則奮、王卓祺等「元老」,份屬「社會派」而又成為匯點第一批成員的,還有何芝君、馬國明、杜耀明、呂大樂等。

社會派的背景,造就這一群人當年的信念。

「我們其實都幾似現在大學裡面,雨傘運動的人,比較關心社會的不公平。」前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副教授何芝君回首當年事,最記得的,是兩派分別。「國粹派緊跟國內的路線,好多時做的都是喧寒問暖,團結同學的東西,就好像現在的民建聯。」至於社會派,則比較著重獨立思考,「大家要識諗嘢呀,參與得來也要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因此早在港大校園的時候,她已跟同路人勤讀馬克思和毛澤東選集等左翼讀物,思考怎樣令社會變得更好。

為了抗衡國粹派每年舉辦的「中國週」展覽,作為社會派大本營的港大現代思潮學會甚至會舉辦名為「拉美透視」展覽,專門介紹拉丁美洲之種種。「因為我們要對抗中國週囉,哈哈,社會派不應該單顧國內。」有份搞展覽的何芝君笑著補充。

對於兩派之爭,1974 年入讀中大的曙光書店創辦人馬國明有相同觀察,「當時大學校園的學生會由國粹派壟斷,他們最著重搞『中國週』,個口號是『認識祖國』。」他回憶 1976 年四人幫倒台前,崇基學生會有壁報被貼上大字報,寫著「反右傾翻案風」,「內容就是將《人民日報》的社評大大隻抄一次,戇居到暈,我當時睇到莫名其妙,老實講,班國粹派就是無腦。」馬國明微笑,「不過講句公道說話,他們是赤子之心,真的是現在的『真心膠』。」

對於國粹派的盲目愛國,社會派大肆批評。「我們在香港喎,一味認識祖國,香港嘢唔駛理咩?」於是大學時代的馬國明,積極參與本地社會運動,聲援社區的清拆事件,「弱勢社群被壓迫,我們什麼都做不了,只是去聲援,精神上支持。」但這些工夫,國粹派是不會做的。

這就是社會派中人所做的事,拜讀左翼理論,然後付諸行動,走入社區,用於本土。

但這也不過是他們表面上在做的事情。若要深入了解這班社會派,也就是匯點人的前世,我們必須剖開他們的腦袋,解構這些(當年)年輕人的思想。

然後我們會發現,在社會派中人的腦袋裡,有兩個概念,頗為顯眼。

1975 年,港大現代思潮學會就「拉美透視」展覽而出版的刊物。

1975 年,港大現代思潮學會就「拉美透視」展覽而出版的刊物。

三、匯點中人的民族意識

「流在我們的血管裏的,始終是中國人的血液,文化的遺傳性並非可以在二三代之內磨滅的。況且,自香港成為殖民地之後,她與中國的聯絡從未真正割斷,而居民的移徙情況亦使我們沒有懷疑過自己的民族身分,無論我們對大陸裏當政的人(清廷、國民黨、中共)持的是什麼政治態度。」

— 曾澍基《民族主義、回歸與改革》,1982年

第一個,毫無疑問是「民族」,就像被社會派中人視作思想導師的曾澍基這篇文章所寫那樣。

這兩個大字,在三十多年後的今天,成為許多痛恨「民主回歸論」人士大肆抨撃的理據。特別是去年 831 人大落閘、「民主回歸已死」的呼聲席捲全城之時,鞭撻聲音尤其浩大。

上月突然辭世的學者曾澍基在 1982 年撰文《民族主義、回歸與改革》,客觀地理解這篇文章,正是指出「回歸」之念就是基於民族主義;當中亦指出觀念並不單是如何看待三條條約,可是除了圍繞大一統思維之外,就沒有其他具體的論據……在此呼籲「民主回歸論」的主事者,請鼓起歷史人物應有的勇氣,承擔起這個積壓了 32 年的責任。

— 林鴻達《民主回歸之歷史因由和責任》,2014 年 9 月

很明顯,「死抱民族立場」,是不少人痛恨匯點的最最最主要原因。

但問題是 — 夾雜在這份恨意裡頭的,有多少是一廂情願式的指控?「因為擁抱民族立場,認同自己流著中國人的血,所以漠視主流民意,堅持回歸祖國懷抱」,這套說法,究竟有多真實?甚至乎回歸基本,匯點中人的民族意識,究竟是否全部像曾澍基一樣,「始終是中國人的血液」、「沒有懷疑過自己的民族身分」?答案未必如我們所想。

許多受訪的匯點人都承認,當年他們身邊那班人,大多信奉一定程度的民族主義。

「其實同一代人都是這樣的思維,這代人不會夠膽突破的。」黎則奮回憶,這種「匯點主流」的民族主義,指的是承認中共為中國唯一合法政權,亦認同香港的主權和治權將來屬於中國。

擔任匯點第二屆幹事會秘書、現為商人的畢浩明亦認同,匯點中人的民族意識,跟同代的香港人其實也差不多,「我認識的匯點仝人,不見得有比一般人更强的中華民族感情,但亦唔可以話比一般人薄弱!起碼我們在學生時代無積極搞認祖,但有人搞認祖,我亦無抗拒!」

匯點成員之一、現為城大公共政策學系教授葉健民,甚至記得自己第一次到大陸旅行的情景:「那時搭火車由廣州搭到北京,唔係搭飛機,又會好有興緻,起碼上去那程,一路坐在窗口,不停向那些同胞揮手,覺得好過癮。」他說,那是一種很樸素的民族感情。「當年上北京,成日聽到的普通話就是『沒有』,買咩都冇,那個年代,你只可以去友誼賓館、友誼商店買嘢,但當時的文風好樸素,你的感情因素就更加強。」

匯點人有沒有抱持民族主義?答案好像是「有」。

但有趣的是,每當直接問到受訪者自己當年的民族意識,他們卻大多予以否認。

例如當年在中大學生會見識過國粹派大字報「威力」的馬國明,「老實講,我所謂民族立場好淡薄,我見他們學生會戇居到暈,你唔好搞我。」

黎則奮亦然。「我從來不是民族主義者來的,就算我係,也是好早的時候,六七暴動時是同情左派,未入大學前曾經 buy 過毛派,但好早已經唔 buy。」他一貫地斬釘截鐵,「如果你話講本土主義我最早添,1977年寫灣仔,話我籍貫係灣仔,我是異端來的。」

畢浩明今天回想匯點後來的「親北京」舉動,也不認為與「民族」太有關連:「同北京對話,是一項面向香港將來的實務,無需要民族主義驅動!保衛釣鱼台行動就好唔同,少了民族主義同對日本軍國主義仇恨,你唔會參加!」

答案好像突然又變成了「無」。

更大可能的是,真相在「有」與「無」之間。七十年代匯點中人的民族意識、中國聯繫,不是出於血脈的單一盲從(像國粹派),也不是今天年輕人那種義無反顧的抗拒否認,而是徘徊其中,混雜多元的一種狀態。

這種狀態,部分源於左翼「反資反殖」的思想,對於進行社會主義的中國,他們有一定程度的憧憬。

「當時不會將中共視為敵人。」何芝君解釋。「因為我們的 background 都是讀馬克思主義,為何讀馬克思,唔讀 Weber,都是有一定意識形態的方向,都是社會主義 versus 資本主義,所以才反資反殖。」即使是文化大革命,她也曾經有好感。「我記得當時聽到話上山下鄉,其實都幾好喎,真是去服務一些好偏遠的人喎!赤腳醫生點解唔好呀?中國的困乏之中,你肯去窮鄉僻壤去做醫生,點解唔好呀?」

正因如此,當時的學運,無論是國粹派抑或社會派,經常都會問,「中國往何處去」。國粹派會問,明顯是基於單純的民族主義;社會派也這樣問,則多少反映了這班左翼對理想社會主義國度的期望。

偏偏當年沒有互聯網,資訊不流動,身處香港的他們對於神州大地的種種,都不太清楚。「是呀,對於文革,當時我們所知道的事實,實際上不是太多。」資料不足,只得用直覺判斷。

直覺是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已經不算是最壞的選擇。

「我們之中無人會 question 是否應該有共產黨的。」何芝君再說,「因為你睇返轉頭,國民黨都好腐敗嘛。」當年的台灣跟今天完全是兩個模樣,白色恐佈時期的國民黨以特別刑法充當政府整肅異己的工具,迫害異見人士(如獨立運動人士、左翼人士),在香港的知識分子眼中,注定不是樂土。

與之相比,「那時共產黨有咩威脅啫?無威脅的。」黎則奮強調當時的背景如此。

「這不過是 lesser evil 的選擇。」

事後審判,我們當然可以批評這班七十年代的年輕人過於短淺,看不清共產黨本質。但這種批評,卻不能抽空於時代背景。而這,恰好是今天想像不了何以「反資反殖」的我們,最難理解的。

對於這班社會派出身,後來成立匯點的知識分子來說,其民族意識、中國連繫以至對中共的想像,不僅緣於「血脈相連」,還混雜了左翼思潮、資訊不足、「lesser evil」等種種因由。

而在身處七十年代的他們心目中,更加 evil 的勢力,不在北方,而在本土。

它的名字,名叫「殖民地政府」。

四、社會不公的罪魁禍首

對於今天這一代香港年輕人來說,「反殖」恐怕是天方夜譚。港英、殖民,只會「戀」,談何「反」?

黎則奮對此感受很深。「他們根本連港英年代哪些值得戀,哪些不值得戀,都唔知!你問我呢,香港最美好就是六、七十年代,但感性上他們都無認識,戀乜叉,有資格戀應該是我們喇。」他思忖片刻,再補充:「當然我會諒解,因為對港共極度不滿,青年人反叛,所以有情緒反應,如果我是他,可能都會咁,一定受社會歷史條件限制,影響思維。」

而事實上,別說眷戀,身處殖民管治年代的匯點人,對於港英政府,心裡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恨。如果說這班年長於七十年代的人有什麼共通點,「民族」不是正確答案,「反殖」可能更接近真相。

當然他們每一個人「反殖」的原因,都迥然不同。有人出於普世價值原則,對大剌剌的「殖民地主義」堅決說不,就像何芝君。

「(我是)反對殖民地主義,你有什麼理由去同英國話,你再收留我啦,又或你再畀『太平門』我們啦。普世價值上,殖民主義是壓迫性架嘛,係咪呀?」她說來理所當然。「無理由面對一個殖民地的宗主國,你仲要求它留低。」

她這種反殖民地主義的立場,源於左翼思維。「Q仔(黎則奮)、曾基(曾澍基)他們根本就是左翼嘛,他們出《左翼評論》嘛,我是認同那樣嘢,真是傳統的 left wing。對我來講,大家都有種反殖的意識,而這種反殖又不是義和團式的反殖,不是逢外國人都衰那種,而是從體制上 question。」

有人出於原則反對殖民,也有人放大雙眼,觀察到當時社會處處不公,因此歸咎罪魁禍首。

「當時仲有好多寮屋,好多時政府走去拆,但無安置,等你自生自滅,好似現在荃灣榮豐咁。」馬國明當年積極參與學生運動,有時聲援被趕絕的小販檔攤,有時關心籠屋問題。走在社會最前線,對於港英政府的惡行,他看在眼內,頗為感慨。「起碼我知道,好似現在一樣,表面上香港是繁榮,但是好多弱勢社群被壓迫呀,要住在籠入面。」所以對於港英政府,他反感;對於盲目擁護港英的,更痛恨:「我對那班親英的,好似對現在的建制派咁的感覺。」

另一匯點成員、現為立法會議員的葉建源,也對殖民地管治的黑暗做法,記憶猶新。「殖民地管治基本上就跟整個人的尊嚴,是對立的。七七大示威,岑建勳等人,在維園是被警察扑濕的。」說的是 1971 年 7 月 7 日,全港大專生為「保衛釣魚台」發起示威,結果演變成流血鎮壓。警察為阻止示威行動,動用了防暴隊、警棍及老虎槍,撃打手無寸鐵的學生,有示威者被警司威利用警棍毆打,頭破血流。

翻開事件翌日由各大院校出版的聯合號外,你會發現裡面好些描述,例如是:

七時十七分,警方警告如果人群不從速離開公園便會用警棍亂掃。此時情況萬分惡劣,中區警司威利指揮並帶領使用警棍向坐在草地上的群眾橫掃及腳踢。

防暴隊頭戴鋼盔,手持滕盾、警棍、老虎槍及催淚彈,從維多利亞公園的東面朝示威者方面推進。

示威至此趨近尾聲。一場原可以平靜無波的示威抗議行動,經警察的加入及濫用暴力,竟然變成為血淋淋的暴力事件。

竟然是這樣似曾相識 — 就像雨傘運動中,在龍和道、添馬公園上演那、一幕幕驚心動魄的血腥場面。

四十三年前港英政府處理事件的態度,以至警隊鎮壓示威者的手法,就跟今天的特區政府、香港警隊,不相伯仲。

這就是殖民統治,這就是今天許多人懷念眷戀的,殖民統治。

除此以外,還有更多更多的匯點人,每天走在街上,如常呼吸,如常心跳,然後在日常生活的血脈氣息之中,把港英殖民的壞處盡收眼底。

「曾幾何時,大學有鬼佬唔知教乜……我在學時這種不知所謂鬼佬講師能保持教席,可能就因為香港還是殖民地,這種情况港大比中大多。」畢浩明有此回憶。「St. John(港大的聖約翰書院)又招些牧師來港,遊埠咁,是殖民地標誌,好無聊,當然覺得香港不需要(這些東西)。」

八十年代中期加入匯點的葉健民,當時年紀稍輕,但對於殖民時期的香港,他同樣沒有好感。「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就會覺得港英沒有現在講得咁好。」例如說,廉政公署成立前的香港,根本就是另一個模樣。「我自己細個,親歷過周街貪污的情況,對我們來說是好自然。」他甚至說,自己的成長階段當中,幾乎從沒有一個經歷,會令他對英國人產生強烈好感。「雖然我做童軍,差不多日日都念誓詞,話對女王效忠,但是無意思的,這些說話。」總之,對於英國,葉健民自問很難有發自心底的認同。

另一不願具名的匯點核心成員,對於港英時期的身分認同,有深切感受。當時他負笈英倫留學,「一下飛機,揸 BNO,如果你寫 nationality 是 British,Immigration 是會在你面前塗走你的。他真的會在你面前話:You are not British。所以好難忍的。你話你係咩呀?」是屈辱,也是陰影。

當然,我們也可以質疑這種反殖意識的真確性。它會不會只是事後回想的悔不當初,而不是那時那刻的真實心情?這的而且確,是合理懷疑。

因此,翻開七十年代匯點人所寫的文章,可能更準確地了解當時這班知識分子,對於殖民統治的真實看法。

經濟利益是殖民地存在的主要原因,殖民地主義根本就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向外擴張的一種形式。要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除了赤裸裸的暴力壓制外,還需要其他比較「軟性」的方法。政治上「分而治之」,文化上加以壓抑,意識上加強控制便成了非常重要的統治手段。

— 曾澍基《香港式殖民地制度》,1975 年

這篇文章寫於一九七五年五月,頗為完整地呈現出當年仍然在學的曾澍基,身為社會派的思想導師,對香港殖民統治的想法 — 於本質上殖民主義跟不公平劃上等號,它意味著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不對等的關係,而這種不對等既然存在,統治階級自會想盡一切方法,維護自身,以至宗主國的既得利益。

曾澍基在文中更引了當年哄動一時的著作《香港:一個必須答辯的控訴》(Hong Kong: A Case to Answer) 中一小段文字,進一步闡述殖民統治對香港社會的「禍害」:

在香港,沒有:

最低薪金標準
有薪分娩假期
最高工作時間限制(十八歲以上男性)
傷病援助
失業援助
寡婦及幼兒的保險援助
全民的免費醫藥治療
強迫教育

眾人一致推崇的理論家曾澍基想法如此,其他當年飽讀其著作的匯點人有近似的見解,也就不難明白。

但今天我們看到以上文字,仍不免失笑。基於普世價值的原則反對殖民,也許尚能理解,然而今日回望,眾所周知,港英政府(尤其是麥理浩任內)於七十年代,正正對香港社會,以至平民百姓,做了許多許多的好事。在百姓心目中,這些好事,正好造就了香港社會今天的繁華盛世。如此看來,當年他們反殖的理據,又似乎不是那一回事。

這是事實一面,同時恐怕又是誤會一場。

1976 年版《香港與中國之間》,曾澍基著,封面由畢浩明設計。

1976 年版《香港與中國之間》,曾澍基著,封面由畢浩明設計。

五、沒有民主的自由香港

以當代香港的社會史來看,「麥理浩時代」是過去幾十年裡歷久不衰的一個神話。它並非單純是殖民政府的思想工作、政治灌輸的後果,又或者只是一種論述的建構,而是實實在在嵌於香港人的生活經驗,建基於具體的社會變遷之上的意識形態……這種想法限制了我們反思的空間,同時壓抑了某些反提問及批判的可能。

— 呂大樂《「麥理浩年代」的殖民性》,收錄於《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2012年

上面提到曾澍基那篇文章,收錄於 1976 年由一山書屋出版的《香港與中國之間》。這本紅色小書,封面由畢浩明設計,幾年後跟曾澍基一同成立匯點的陳文鴻(現理大教授)、黎則奮和王國柱等,則給予編輯及財政上的支持。

這本小書,也啟發了當時許多有志參與社會運動、文化批判的青年學生,其中一個是呂大樂。去年曾澍基逝世後,呂撰文悼念友人,並提到:「我一直保存自己在 1976 年所買的《香港與中國之間》,事隔多年再翻一次,仍記得當時腦袋所經歷的震盪。」

這份震盪,也使呂大樂即便事隔多年,回望七十年代的香港,依然頗有戒心。2012 年,他出版《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解拆香港主流社會對這個「好年代」的種種神話。其中一篇題為《「麥理浩年代」的殖民性》,開宗明義,透過閱讀三十年後解封、時任港督麥理浩與倫敦政府往來的書信文件,點出今天被許多人忽略,當時香港社會的殖民性。

其中很重要,而又有助我們理解匯點人於八十年代初提出「民主回歸」背後因由的,在於麥理浩年代對香港政治改革的不作為。

又或這樣說,八十年代之前的港英政府,根本不願意在香港推動任何形式的民主改革。

在上任初期,麥理浩的議程中並無政制改革這一項,原因很簡單,因為就如同一眾前任港督,他需要看中國臉色。因為政制改革被視為一種有機會引起中方強烈反應的舉措,繼而有可能衝撃到殖民政府管治,麥理浩不得不有所顧忌。

呂大樂於書中描述,到了 1974 年,事情起了變化。為了嘗試「建立一種建基於公民的自豪感上的本地認同」,令百姓不再視港英政府為外來政府,便於管治,麥理浩開始重新考慮改變政制的利弊,但同一時間,他於跟倫敦的外交通訊又強調,在香港「邁向正常以選舉為機制的負責政府之路存在障礙」,甚至明言自己未能「看見在本地市民之中對真正的民主改革有任何明顯的興趣」。

你無興趣,所以我不搞了。

結果,在「避免觸怒中方」同時又想「保持香港政治穩定」的考慮下,麥理浩最後做的政制改革(甚至跟「民主」無絲毫關係),就是於 1976 年將立法局的議席數目增至四十六個,然後委任了四位比較貼近草根背景的本地基層領袖進入議會,僅此而已。

而這就是七十年代香港社會經歷的政治改革,沒有民主成分,沒有公開選舉,只有由上而下的委任議員、官守議員。

那時候的香港,未有代議政制(直至 1984 年政府推出《代議政制綠皮書》,詳列立法局民主化過程);市政局議員一半委任,另一半在有限度選舉權的制度下被選出。

香港市民,要到八十年代初才真正開始接觸到選舉,和民主。而港英政府主動作出改變,很明顯也不過因為時代巨輪轉動,香港前途問題被擺上中英談判桌上。沒有這個契機,香港的政治制度是如何,沒人說得準。

匯點創會成員、浸大新聞系助理教授杜耀明亦有這個想法。「因為港英老奸巨滑,你推到他要動,才動;不要,就不動。假如無主權變動,他們不會搞代議政制改革。」比曾澍基、黎則奮後一代的他,當年已經判斷,要推動香港走向民主,不能單靠本土力量。環顧七十年代,單靠本地推動到的社會改革,只有「反貪污捉葛柏」後成立廉政公署一次。「壓力團體政治加社區行動,組成結集本地力量,是不成規模推動整個社會權力變革。」尤其是政治體制,性質敏感,更難由下而上爭取。

「假如無回歸,香港只會繼續在英治底下 hea。」這是杜耀明今天的結論。

於是,我們漸漸能夠明白,時代究竟在匯點中人身上留下怎樣的痕跡,致使他們到了八十年代初,時代巨輪開始滾動的時候,站在「民主回歸」的一方。他們可能一如後人的批評,單純為了基於血緣的民族意識,更同樣不能抹煞的,是這幫人因時代背景而生的反殖思想,以至對於民主,真正的民主(而非麥理浩式民主),的熱切追求。

「沒有民主的自由,這件事我完全不可以接受。」馬國明的說法,最是直接。

所以現在回想,港英統治下的七十年代香港可能很黃金,很美好,也很自由,但對於不少知識分子而言,由始至終,社會卻(至少)缺了一件東西。

民主

*     *     *

六、小結:基於歷史的批判辯證

這就是香港的七十年代。

七十年代尾聲,黎則奮跟曾澍基、何芝君等人從大學畢業,卻未忘「社會派」理想,於是搞《文化新潮》、《左翼評論》雜誌,又組成「大風社」,時常走上灣仔譚臣道的一山書屋,跟昔日的學運同伴,相約議論時政。

用今天的角度,就是「吹水」。

離開七十年代,步入八十年代,這班「社會派」(還加上杜耀明、馬國明、畢浩明等人)因為「吹水」,吹出一個名為「匯點」的論政團體;然後也許因為時代,也許因為吹水,「匯點」成為全港首個有組織性推動「民主回歸」團體。

The rest is history.

「所以我一定要問你們,怎樣理解(匯點)。」回到黎則奮劈頭那番說話。「好多人完全唔明這段歷史,你同他討論,就是嘥氣。」

作為匯點創會成員,兼「民主回歸」其中一個重要推手,黎則奮說自己絕對歡迎批判「民主回歸」。「但你應該用別的態度,啱就留低,唔啱就 discard,歷史就是咁演進。可能之後有人會批判本土主義,因為歷史環境不同了,好正常。」所以批判沒有問題,問題在於用怎樣的態度,以及他始終強調的一點:歷史

當然,認識過七十年代在匯點中人身上留下的思潮痕跡過後,你也不必就此斷言今天很多人的反思與批評 —「民主回歸」是幼稚,是無知,是被中共瞞騙,是背棄香港百姓今天的福祉 — 是錯誤的。

但至少,你不能將這班人的主張,單純視為「頭殼壞掉」、「蒙昧良心」的結果。他們的想法,在時代背景的框架下,起碼有根有據。

「歷史不是割裂的,有因有果,不是偶然。」

匯點的故事,正正由這裡開始。

(【匯點:原罪背後】其他文章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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