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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點:原罪背後 3】要「民主」還是要「回歸」?

2015/5/21 — 14:43

(【匯點:原罪背後】其他文章按此

作為香港史上首個以「民主回歸」作行動綱領的組織,匯點在今日,為人所識、受到讚譽,或許還有更多的是,遭到咒罵。

然而,無論功過如何定評,最少可以肯定的是,這個組織在香港歷史上,有它的獨特角色。「民主回歸」的路線,亦幾可說是左右了香港自八十年代至今的政治及社會發展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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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回到最初,「民主回歸」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除了要「民主」和要「回歸」之外,這四個字還有甚麼內涵?為何匯點要選擇以它作綱領?當年經歷七十年代反殖思潮洗禮的年輕匯點成員,追求「民主」可以理解,但,為甚麼要「回歸」?

要解答這些問題,不得不先從匯點的誕生談起。而歷史恰恰就是愛開這樣的玩笑:談匯點的誕生,必須先把「民主回歸」暫時擱在一旁。因為在「匯點」之名初次出現的時候,它本是一個與香港前途問題扯不上邊的鬆散團體,甚至從來沒想過要正規化,走上議政、以至參政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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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從六國飯店說起。

 

(一)一個知青團體的誕生

六國飯店,是今日灣仔告士打道 72 號那座四星級酒店的本名。這座飯店早在 1933 年開幕,1986 年重建後,才改稱為六國酒店。

在它還是「飯店」的 1982 年某天,幾個知識青年在裡面一所餐廳吃飯,當中包括今日依然活躍議政的 Q 仔黎則奮[1]、呂大樂[2]、王卓祺[3],與及去年仙遊的曾澍基[4]等。他們都是不同年代的港大人,不是做過《學苑》就是搞過學生會,共通點是同樣關心社會時事。

那天他們關心到的話題是一部名為《靚妹仔》的電影。

由麥當雄執導的電影名作《靚妹仔》,在那一年的 4 月 21 日上映。電影講述數名未成年少女離家出走,墮入風塵的故事,寫實地反映了當時香港的青年問題,對社會造成相當震撼[5]

然而在當時的香港知識分子界,《靚妹仔》卻牽起了一場力撐與狠批的論爭。

 

匯點:理論派與行動派的結合

那個年代,學運出身的知識分子畢業主要從事教育、社工或傳媒工作,而在這些界別當中又可概括分為喜好講理論的「理論派」和強調實踐的「行動派」。

不少「理論派」人士對《靚妹仔》反應正面,讚揚電影批判了社會上的道德主義。另一方面,一些「行動派」的人士,特別是教師與社工,卻對此片有頗大不滿,認為《靚妹仔》的風行變相鼓勵青少年學壞,如時任教協會長司徒華便直斥批評這部電影教壞細路。

在六國飯店吃飯的一行人談到這件事,有感理論派有理論派撐,行動派有行動派插,兩個陣營無甚交流。可不可以製造一個機會,讓眾人可以聚首一堂,交流意見?

於是在 1982 年 7 月 4 日,題為「青少年問題所在及解決方法」的研討會在界限街天主教大專聯會會所[6]舉行。數十名有識之士,匯聚一點,唇槍舌劍但和而不同,志在討論,不求結論 — 這個論壇的名字,就是匯點,Meeting Point。

因此你會明白,所謂「匯點」,其實就是理論派與行動派的交匯點。

匯點 Logo

匯點 Logo

這一點在未來日子也成為了匯點的特色。匯點成員中理論派有曾澍基、黎則奮、劉迺強等人,行動派則有任職社工的王卓祺、曾樹明[7]、社區組織協會 (SoCO) 的馮可立等。

正如匯點初始成員何芝君所言:理論派有行動派沒有的視野與分析力,行動派有理論派所缺乏的實踐功夫。兩者結合,最好不過。

 

匯點的精神領袖:曾澍基

匯點的初始成員大部份來自港大。不過在《靚妹仔》的研討會上,在座其中一人是中大歷史系 1979 年畢業生。這個人久聞曾澍基的大名。席間聽曾澍基講話,只覺他果然博學多才,條理清晰。

這個人就是創辦曙光書店的馬國明。三十年後的今日,人們尊稱「馬老闆」的他依然說,至今沒有見過一個人的口才比曾澍基更了不起。

當時曾澍基 32 歲。暱稱「曾基」的他曾任港大學生會副會長,以社會派領袖的角色與國粹派對壘。直至離開匯點那一天之前,曾澍基一直擔任著匯點大腦、精神領袖的角色。如今已是浸大新聞系助理教授的匯點創會成員杜耀明,回首當日,依然視曾澍基為啟蒙老師。

曾澍基。圖:曾澍基 facebook

曾澍基。圖:曾澍基 facebook

 

和而不同 百家爭鳴

也是因為有好像曾澍基那樣的人,許多學生才會受匯點這個組織,深深吸引。匯點成立時還在港大政治系就讀的葉健民[8]就說,曾澍基對他而言是一個模範。

「覺得作為一個讀書人,關心社會關心中國,不一定要參加選舉,也可以像曾澍基那樣發揮影響力。」葉健民道。匯點正式成立之後,他主動向匯點副會長楊森要求加入。那是後話。

曾澍基再加上黎則奮、畢浩明、呂大樂等知識分子,令當時的匯點產生一種以理服人,百家爭鳴的風氣。許多匯點人今日回首,都會不約而同懷念那段彼此熱衷知識交流,即使立場迥異也可做到和而不同的日子。

葉健民

葉健民

三十年後葉健民說,匯點當年是一個「政治慢活」的年代。

「作為一個對政治有興趣的人,八十年代是一段『快樂』的時光。快樂的原因在於那是一種百花齊放、充滿各種可能性的年代,左中右觀點可以互相包容,…更鄙視原始的情緒發洩,人人都帶點天真自以為能為香港尋找出路。」
— 葉健民,《匯點:政治慢活年代》

 

(二)從《靚妹仔》到「民主回歸」

1982 年,中英聯合聲明談判第一階段開始,關於香港出路的討論開始白熱化。

關心社會的匯點人也自然而然地,把焦點從《靚妹仔》轉移到更嚴肅的香港前途問題上。當時黎則奮、王卓祺、曾澍基等人,亦開始在不同場合發表文章,探討 97 問題。

上述眾人都有一個共通點:他們都支持香港回歸,認同香港是中國一部份。其時在《信報》任職的張健波[9],把這些文章輯成一書,交給馬國明的「曙光圖書公司」出版,是為《五星旗下的香港 — 香港前途問題探討》。

它的封面上,畫著一個染紅了的香港,上面還有一大四小五顆大星。

 

匯聚力量 支持回歸

要是這本書在今日出現,恐怕從作者到設計師到出版人都會被指媚共,引起一番狠批。事實上在 80 年代初,撐回歸的聲音也是極其敏感的。《五星旗下的香港》文章一出,即引起社會輿論強烈批判,《南華早報》更曾經形容這些回歸支持者是「紅衛兵」。

參加過《靚妹仔》研討會的匯點人們,見彼此站在同一陣線,又不約而同遭受圍攻,便有意繼續以「匯點」之名,再組織研討會,討論香港前途問題。

當時一份「匯點內部座談會通告」,紀錄了一眾匯點「聯絡處成員」的名字:

1982 年 8 月 1 日,在何文田社區組織協會[10],匯點「97 方案」座談會正式舉行。會上,匯點人們商討了香港面對 1997 的各種可行出路。緊接著在同年 10 月 31 日,他們又舉辦了一個名為「香港未來構思」的大型論壇。當時在座者除了匯點人之外,還有仍未入局的劉迺強,和最終也沒有加入的司徒華。

至此,雖然名義上論壇是為「香港未來構思」,其實匯點人們已經找到了他們認為最理想的香港前途:民主回歸。

 

(三)何謂民主回歸?

1982 年末,匯點人們開始撰寫一份名為《我們對香港前途的建議》的計劃書,準備在翌年初的成立典禮上,向外發表。

這份建議書全文二千餘字,分為「基本信念」、「對現況的基本了解」和「具體建議」三部份,而「具體建議」又再細分成「政治」、「經濟」、「社會」、「法律」四個細項,詳述匯點對香港前途各方面的看法,是為史上首份完整描述「民主回歸」構思的文件。

建議書以「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的一部份」起首,強調「民族主義是我們基本原則之一,也是我們考慮香港前途問題的出發點」,唯亦指「民族主義並非唯一的原則」「認同中華民族,不等於認同任何現存政權或政黨」。可圈可點的細節包括「立法局改為市議會,市議會的大多數議員由全港市民選舉產生…市議會主席由市議會自行選出,同時為中國人民代表大會的當然代表」「香港設立市長一職,由香港全民投票選舉產生,然後由中國政府認可」「實現言論、通訊、新聞及出版自由」「香港服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但在內部行政上仍然保留獨立的法律體制」

 

「新三民主義」與「港人民主港法治港」

民主回歸背後的理念,是新三民主義,即「民族」、「民主」與及「民生」。匯點是這樣理解這三個「民」字的:

「民族」: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而是「在情在理的肯定我們是中國人,香港是中國的地方」;

「民主」:不是一夜間全部民主,而是「循序漸進,逐步開放」;

「民生」:經濟合理化,不是打倒資本家,而是「要求些會資源有較合理的分配,讓全港市民分享安定繁榮的成果」。[11]

或許這句話更能簡潔解釋民主回歸的理念:港人民主港法治港。這八個字源於鄧小平提出的「港人治港」概念。只是匯點嫌它不足,又在中間加插了「民主港法」四字。

匯點如此解釋此話含意:

「法律最後還是要人去運用,需要適當的政治體系相配合。法治要與民主相輔相成,不然的話,如果出現『京人港法治港』,也未必是我們想見的情況,更違反了『港人治港』的精神。我們認為『港人民主港法治港』,更能概括香港市民普遍的意願」。
—《中英談判與港人治港》,1983年7月3日

 

民主回歸論的不足與辯解

從今日回頭看,不僅是新一代,就算是在許多前匯點人眼中,「民主回歸」的構想確實是不夠完善的。比如,為甚麼市議會只有「大多數」議員由全民選舉產生?選舉,又怎樣選舉法?普選還是小圈子選?真普選還是假普選?誰有提名權?所謂「循序漸進」的民主,怎樣「漸進」法?底線在哪裡?如何防止中共操控選舉結果?

某種意義上,正是因為當初這些問題沒有想清楚,導致了香港今日的困局。

面對批評,儘管許多前匯點人未必否認,不過他們還是有其自身說法 — 無論你稱之為苦衷,抑或藉口。

第一,民主回歸論之所以對中共不夠戒心,是因為當時香港知識分子對中共仍存有盼望。這既因為 1980 年,趙紫陽出任國務院總理,中國出現前所未有的開放局面,前途可期;亦因為當時資訊流通遠較今日不足,令港人對共產黨的鐵腕手段,未有透徹了解。

第二,民主回歸論之所以不夠進取、仔細,是因為當時香港民主進程仍處於初生嬰兒階段。事實上香港史上首次選舉,要等到 1982 年才出現 — 而這還不過是一場區議會選舉而已。這場選舉不僅制度簡陋,當選者其實也幾近沒有實權。

加上當時香港社會主流意識對民主訴求甚低,對許多匯點人來說,「民主回歸論」縱有不足,在此社會背景下已可說是思想上的飛躍。畢竟 80 年代的他們,難以預視中共會以小圈子方式幕後操縱選舉結果,甚至拋出「假普選」方案。

當時的匯點人,只一心懷抱理想,期望香港在回歸中國之後,實行民主自治 — 不僅如此,他們想的更是在香港得到民主後,進而為整個中國的民主化而努力。

這就是「民主回歸」的終極目標。事實上,曾澍基早在 1976 年已經說了:

「總括而言,香港人民有雙重的任務,不只針對香港問題,亦針對中國問題。但香港的發展要與中國的發展相配合;究竟中國的民主化運動是以甚麼方式進行?速度如何?對香港都有極大影響。…」
— 《香港往何處去》,曾澍基,1976

 

(四)要「民主」還是要「回歸」?

踏入 1983 年的第二天,一行二十三人聚首於社區組織協會,是為「匯點第一次周年大會」。

眾人在當天正式宣誓,成為匯點創會會員。

當此中國處於歷史轉捩點,香港處於歷史轉捩點之際,我願意加入「匯點」,犧牲我的部份時間、精力與金錢,與其他會員一起建設富強繁榮、自由、民主、法治、公義、和平的社會而努力。我願意遵守「匯點」會章。
— 《匯點會章》,1989 年 12 月修訂版

 

民主回歸 人言人殊

然而如果你在這些創會成員當中,問他們每一個人,為甚麼支持民主回歸?你會發現,他們的答案千差萬別。

杜耀明承認,匯點當年對「民主回歸」四個字的討論,並不足夠。

「有時一日問題未出現,你就不會(把議題)討論得夠充實,只會講空泛原則。」他說。

民主回歸,民主回歸。民主與回歸其實是兩個迥殊而無必然關係的概念。

在匯點,有人更強調民主,有人則側重回歸。但他們都是民主回歸的支持者。籠統而言,匯點人支持民主回歸的理由,可分為以下三類:

 

(A)反殖

首先要說明的是,「民主回歸」並不是80年代初香港社會的訴求。恰恰相反,絕大部份香港人,希望 1997 後,香港可以「維持現狀」。

1982 年社會組織「香港觀察社」發表的民調結果就指出,「維持現狀」是其時港人最願意接受的方案。87% 對「維持現狀」表示「非常好」、「幾好」或「普通」。

只有 12% 港人願意接受香港歸還中國。

當時不少團體都曾提出過反對回歸的方案,如鼓吹英國繼續租借香港的「續約論」,與及讓香港名義上成為中國一部份,但實際上仍交由英國管理的「主權換治權」等。

時任立法局議員周梁淑怡一篇文章,很能反映這些觀點:

「我們享有高度自由,大概是所有非民主政制之冠…政治穩定、基本上尊重個人自由、完善的管理制度、政府和市民間的合作精神,以及洞悉國際形勢和本身的處境。所有這些因素,都促使香港人致力生產,達到遠較鄰近國家為高的生活水準。…香港要繼續安定繁榮,唯一方法是保持過往所以致之的制度。…我們一向把握著繁榮安定的鎖匙,真正關心香港的人為何要更換繁榮安定之門的鎖匙呢?」
— 《保持現狀 繼續安定繁榮》,1983 年,《信報財經月刊》

正如黎則奮形容:「民主回歸其實是當時的少數派,就好像幾年前的本土港獨一樣。」

黎則奮

黎則奮

然而匯點一行知識分子所唱的論調,卻與民意背道而馳。

「他們說維持現狀,當然接受不到啦。」杜耀明說得有氣。「你參加得學運,做乜維持現狀?反殖架嘛大佬!」

杜耀明口中的「學運」,指的是中運(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言)、釣運(保釣運動)、捉葛柏等等。那是香港學運史上的火紅年代。當中包含的,既是一代學生對自身華人身份的回溯,又是對殖民政府貪污與歧視的不滿。

黎則奮的話不難理解:「你想想,這個年代成長的(學運)青年,怎會願意被英國佬繼續統治?」

值得一提的是,「反殖」不一定等於「親中」。何芝君就強調,自己一心只希望反對殖民統治,對於中華民族主義,則觀念淡薄。

「在普世價值上,殖民主義是具壓迫性的嘛。」她說。「無理由面對一個殖民地的宗主國,你還要叫它留低!」

所以,她支持民主回歸。

 

(B)民主契機

儘管去年在英國公開的解密文件顯示,上世紀英政府確實曾有意在港推動民主,只是因為受中共阻撓而作罷,但在80年代,匯點人並未知悉這一點。

他們的看法是,殖民政府在港統治多年,而民主竟無寸進,將來也看不到民主化的可能。若要讓香港走上民主的道路,單純向英政府爭取不是辦法。唯一的可能是運用一個獨一無二的歷史契機 — 1997。

杜耀明是匯點人中,特別強調民主契機論的一員。對他來說,匯點一直是一個「民主 project」。

杜耀明

杜耀明

「政權的改變才可以推動香港走向民主。」他解釋說,民主契機論源於中英雙方在香港交接時必然產生的矛盾:英國為了在香港光榮撤退,必定會力求取得香港民意支持;想得到民意支持,最聰明的做法就是香港民主化。與此同時,中國要贏人心,必定要安撫港人與投資者,在一定程度上承諾「港人治港」。如此一交一接,香港就可以在空隙裡頭爭取最大的民主空間。

「這是一個動態的博奕遊戲。」而對杜耀明來說,匯點則是試圖在這個遊戲中撈「民主油水」的中間人。

講民族情懷,杜耀明自言很弱。

「真正的民族主義必然同時存在民主。」他把話說得清楚。「因為民族屬於所有人,而不是單一政權的,否則那就是一個由少數人操控的民族,就是民族不能自主。民族要能夠自主,一定建基於每一個人都有平等參與的權利。」

「直覺上好像是 side with 中國好過 side with 英國,但其實對我來說都是 indifferent,誰能把香港導向民主進程,我就靠那邊站。」

三十多年的歷史,的確證明,民主契機論某程度上是對的 — 自80年代起代議政制改革,到後來彭定康的「新九組」方案,某種意義上都與香港回歸不無關係。

只是去年北京推出 8.31 方案,又證明某程度上,民主契機論是錯的。

「歷史現實跟我們主觀想像是兩回事。」如今回望,杜耀明如是道。

 

(C)民族主義

在今日,對中國仍抱有民族情懷的香港人,會被負面地貼上「大中華膠」的標籤。一來從文革到六四到今日,中共政權已有太多事例,讓香港人對它的誠信跌至冰點;二來中國經濟起飛後,大陸人諸多不文明舉措令許多港人恥於與「中國人」為伍;三來,時移世易,種種原因下這一代的香港已建立了屬於他們的本土意識。

然而回到六四未發生、經濟未起飛、本土意識未萌芽的80年代,對當時許多香港知識分子來說,中國確實是一個值得愛護和信任的國家。黎則奮坦言,民族主義是當時匯點的主流意識。

曾澍基這段文字,很能反映匯點人對中國的信心與感情:

「…中國由一個貧窮落後的破爛攤子,發展至現今初步昌盛繁榮的社會主義社會,其間實在經歷了不少翻天覆地的變化。…毛澤東主席的一句『六億神州盡舜堯』便充份地顯示了這種(社會主義的)氣慨!只有在一個不折不扣的共產主義社會裡,人人皆為舜堯的理想,才可以實現!而中國人民所已經表現的奮鬥精神和堅強意志,正好替這個理想打下了一定的主觀基礎。…」
《六億神州盡舜堯》,1974

又如劉迺強,單憑他在信報的專欄名稱,已可見其民族情懷:《胸懷祖國 放眼世界》。早在 1980 年,他已在這個欄目中提倡「中國香港化,香港中國化」,稱這就「好比一雙青年男女,要互相取悅遷就對方,才會有幸福的婚姻」。

自言抱有強烈民族意識的,還有李華明[12]。回憶多年前在加拿大求學的日子,他依然記得有日,一個鬼佬見他黃種人臉孔,向他講普通話。李華明對他說,我不懂說普通話,但通英語。

鬼佬道:「你是中國人也不懂講普通話?」

正是這一句話,讓李華明意識到自己的身份:「覺得自己是中國人,不是香港人。」

1978 年,李華明自加拿大返港,1984年在楊森引薦下加入匯點。他直言,這個組織之所以吸引他,某程度上正是因為匯點透露的民族氣息。

李華明

李華明

 

港獨?

今日的港人讀在這裡,或會提出一個問題:既然有回歸「契機」,何以不推動港獨?

回想當年在匯點的日子,葉健民坦言這個組織從來沒有質疑過應否回歸的問題。「即使有匯點人不認同國民身份,或者可能對共產黨有各種各樣的批判,但我從未來他們口中聽過『我們應否獨立』的問題。」

為何會這樣呢?

與匯點並無關係的香港文化學者羅永生,或許可以為這個問題提供一個比較客觀的答案:

事實上,追求香港獨立的聲音,既沒有在八十年代中英談判期間出現,在邁向 1997 的「過渡期」以至「回歸」後的頭幾年,「港獨論」也都沒有成為氣候。原因除了當時普遍香港人並不視中國人身分是互相矛盾,並且有頗強的中國民族意識之外,也因為香港媒體慣性地都有自我審查違反大一統主張的習慣。例如報章普遍都視台獨、疆獨、及藏獨為高度政治敏感的問題,香港獨立的主張更被視為奇談怪論。…
—《香港本土意識的前世今生》

除此以外,問到許多匯點人如黎則奮、盧子健為何非要回歸不可,他們都會不約而同回答說:「政治現實」。之所以不搞港獨,對匯點來說是因為,「根本行不通」。當時由黎則奮主理的《信報》專欄「論盡太平山」中,就有一篇由吳默然撰寫的文章,如此解釋「行不通」的理由:

香港人可沒有甚麼足夠的動力去進行這樣的鬥爭。世界上只有三種因素會促成這種長期流血的運動,是民族主義、宗教思想和階級仇恨,在香港,這三種因素都缺乏,所以,香港人不會這樣去爭取「自決」。既缺乏足夠動力和政治上的理由,進一步的爭取「獨立」,就更難出現了。
—《「自決」夢話》,1982 年 7 月《信報》

「當時不是問你回不回歸,由頭到尾講的是『怎樣回』的問題。」葉健民如是道。於是,「怎樣回」這個問題,終於還是把匯點帶回到這四個字上:民主回歸。

 

(四)小結:成立典禮和匯點的「親中形象」

1983 年 1 月 10 日≪大公報≫

1983 年 1 月 10 日≪大公報≫

好歹民主回歸的方向訂下了,但怎樣走下去,怎樣不會走歪,又是另一問題。

1983 年 1 月 9 日,天氣微寒,間中下小雨。下午,一行創會成員在灣仔溫莎公爵大廈磨拳擦掌。嘉賓抵達,記者到齊,主席劉迺強開始發言。介紹過「匯點」的組織架構及成立背景後,他把咪高峰交給副主席楊森,宣讀《匯點:我們對香港前途的建議》。

讀畢,研討會隨即舉行。背景寫著「匯點:香港前途建議」的論壇上,除劉迺強和楊森外,還有匯點邀來的四名外界政經人士,包括鄭宇碩[13]、江大惠[14]、劉佩瓊[15]與及何俊仁[16]

其時正在成立典禮上採訪的其中一名記者,來自《大公報》。翌日,《大公報》以差不多共大半版篇幅報道此事。

「(匯點提出建議)這是值得鼓勵的。只要大原則一致,甚麼意見都可以談。大原則是同意香港主權屬於中國,中國將於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整個地區……」
「編者的話」,《大公報》,1983 年 1 月 10 日

這份親中報紙,幾乎把整份《匯點:對香港前途的建議》作全文刊登,除了這一段 —「認同中華民族,不等於認同任何現存政權或政黨。歷史是發展的,沒有任何一個違反大多數人民利益的政權可以永遠不變革而存在。」

成立典禮舉行三周後,匯點一共二十二名成員召開了正式成立後的「第一次會議」。有會員提到,「香港前途研討會」反應比預期熱烈,但「略有親中形象」,「認為應將匯點形象中性化」。

看到這「親中形象」的,當然不只匯點中人,還有中共政府。三個月後,一個叫做許家屯的人從北京被委派到香港,出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察覺到這個組織的存在,他將會在匯點成立一周年的慶典上前往親自恭賀。與此同時,匯點與新華社的交流也日益頻繁,一些成員開始成為新華社的常客,當中幾乎每周都會進出這個中共駐港機構的,是劉迺強。

誰是劉迺強?關於他,許多匯點人自言打從一開始已不太熟悉。而更少人知道的是,他為甚麼會走入匯點,成為創會會長……

許家屯出席匯點成立周年典禮

許家屯出席匯點成立周年典禮

(【匯點:原罪背後】其他文章按此

──

[1] 黎則奮,現職時事評論員,網台 D100 主持

[2] 呂大樂,現任香港教育學院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香港研究講座教授

[3] 王卓祺,現任香港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

[4] 曾澍基,去世前為浸會大學經濟系退休教授

[5] 當年《靚妹仔》叫好叫座,在第二屆電影金像獎中獲七項提名,上映三星期票房 1033 萬港元,其時一張戲票價錢僅約 10 元而已。

[6] 天主教大專聯會會所,位於界限街134號明愛中心6樓

[7] 曾樹明為曾澍基之弟

[8] 葉健民,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

[9] 張健波,前《明報》總編輯,現為《明報》編務總監

[10] 其時社區組織協會會址位於何文田公主道54號

[11] 撮自《民主改革與港人治港──「匯點」文件集》導言,劉迺強,1984

[12] 李華明,現職公關,民主黨成員。

[13] 鄭宇碩,時任中大講師,現任香港城市大學政治學講座教授

[14] 江大惠,時任中大崇基神學院講師,現居多倫多

[15] 劉佩瓊,時任理工經濟系講師,現已退休

[16] 何俊仁,時任執業律師,現為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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