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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獲最佳電影奬時重讀〈The Author as Producer〉

2016/4/5 — 14:31

《十年》劇照

《十年》劇照

電影《十年》獲最佳電影奬,FB隨即被洗板屬意料中事;一些讚許這齣電影之餘,對電影的藝術表現有所保留的人士,在FB這種社交媒體被揶揄,甚至謾罵,亦不意外,不竟社交媒體已一再被證明難以作理性的討論。但《十年》獲最佳電影奬所引起的爭論並不限於社交媒體,繼林建岳、黃百鳴發表了呼應《環球時報》的言論後,頒奬給《十年》的金像奬主席爾冬陞亦表示《十年》獲奬是「情勢」使然。

恰好因為出現這麼多爭論,更須要對這齣獲奬電影作公正的評價,而公正的評價必須首先認真探討政治和藝術的緊密關係。那些讚許《十年》,但對其藝術表現有保留的人士,大抵認為政治歸政治,藝術歸藝術;Walter Benjamin的講稿”The Author as Producer”一開始便引述上世紀三十年代,在左翼圈子裡頗為盛行的見解:一部政治傾向正確的作品毋須表現其他品質(“A work that shows the correct political tendency need show no other quality”)甚至說: 只要作品具備正確的政治傾向便必定同時包含其他品質(“A work that exhibits the correct tendency must of necessity have every other quality”). 班雅明認為只要作品具備正確的政治傾向便必定同時包含其他質素的講法值得深入探討,他認同這講法,但卻必須具體證明,不能教條地提出。 如果說班雅明的”The Author as Producer”是專為《十年》這齣獲奬電影寫的,未免故弄玄虛;但《十年》獲奬後引起的爭論應令社交媒體的群體亦會有耐性嘗試理解班雅明這篇為一次最終沒有舉辦的講座而寫的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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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作品有正確的政治傾向,便必定包括其他質素。

要證明這種論調首先要說明怎樣才是正確的政治傾向。班雅明指出一般的做法是問: 作品對當時的生產關係表達了甚麼態度,接受嗎?作品是否反動?(“What is the attitude of a work to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of its time? Does it accept them, is it reactionary?”)即是說正確的政治傾向純屬政治表態而已。班雅明認為問這樣的問題無甚意義,應該問的是作品運用的技術(technique)。 班雅明指的技術不限於作品的表達手法或技巧,更涉及作品本身的藝術形式(artistic form)。《十年》是一齣電影,相對於戲劇或其他表演藝術,電影是嶄新的藝術形式。對《十年》這齣獲奬電影有保留的人士,通常質疑甚藝術表現手法和技巧,這些質疑卻忽略了從電影這種嶄新的藝術形式去討論問題。要公正評價《十年》這齣獲奬電影的藝術價值和意義必須把評論提升至技術的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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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齣電影,《十年》在香港電影史裡創造了好幾項新猷。首是《十年》由五套短片組成之餘卻絕對沒有令觀眾覺得鬆散和互不相關,在藝術形式的層次上,單是這一點已是莫大的貢獻。筆者相信一些年輕的導演日後定必倣效《十年》這齣獲奬電影的做法。班雅明指出:“An author who teaches writers nothing teaches no one. What matters, therefore, is the exemplary character of production, which is able first to induce other producers to produce, and second to put an improved apparatus at their disposal.”雖然班雅明談論的是作家,但《十年》的導演們正好啟發其他年輕導演!

個人認為那些對《十年》的藝術表現手法和技巧有所保留的人士,忽略了技術或藝術形式這個更值得探討的問題。另一方面個人認為對《十年》這齣獲奬電影的中肯批評應是有關” to put an improved apparatus at their disposal”這一點。

五套短片中,其中一套談論粵語被普通話取代的問題,短片談論的確是一種令人憂心的趨勢,但影片對為何要捍衛粵語卻完全沒有探討。當然在這個問題上,即使是香港現時一眾聲稱「本土派」的人士亦只能提供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理由(粵語比普通話更少受胡語污染,因而更能保留唐、宋的音韻云)。要求一套短片提供答案或許有點兒那個,但恰好因為粵語有可能被普通話取代,為何要捍衛粵語便更不能含糊其詞!公正評價《十年》便也必須指出電影指出問題之餘,並沒有提供任何可供參考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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