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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賤」是中共帝國治下的人民「劣根性」嗎?

2018/3/7 — 12:18

. 《醜陋的中國人》與《菊與刀》封面

. 《醜陋的中國人》與《菊與刀》封面

從人類學和社會學角度看,探究一個族群的思想、行為和習性是頗有意義的研究課題,不過,由此相關觀察、調查和數據得出結論,並加以引申而概括解讀,或過度演繹,便往往容易陷落「以偏概全」或者「以全概偏」的窠臼。  所以筆者閱讀這類書籍時經常自我警惕,就算以描述大和民族性格的名著《菊與刀》來說,雖然多少反映出日本人的普遍特性,只是一家之言的參考資料,筆者不敢貿然視為一種刻板式印象(stereotype),好像說法國人浪漫、德國人嚴謹和西班牙人慵懶等的濫調。 因此之故,筆者讀余杰《卑賤的中國人》時一直心情忐忑,多次擱置下來深思。

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剖析中華民族在中國文化醬缸污染下被扭曲的醜陋面貌;鍾祖康的《來生不做中國人》揭示中國共產黨政權對人倫道德的嚴重摧殘,致令中國人盡顯出奴隸特性;如今余杰的《卑賤的中國人》寫得更露骨和更尖銳,以「醬缸中的蛆蟲:不是醜陋,而是卑賤!」為題的自序,直指當下中國人惡俗不堪的「劣根性」就是「卑賤」,而且「卑賤人格由流氓文化、太監文化、優孟 (筆者按:戲子、藝人) 文化三者合力形塑而成……不是社會身分和經濟地位上的卑賤,而是指精神和人格層面的卑賤」(註一)。

余杰對於「中國人」的批評可謂尖刻決絕,下筆如揮刀,剛烈勇悍的砍伐,反映出其原籍蒙古族「猛漢」性格。 他是內地異見人士和人權捍衛者,劉曉波夫婦的多年摯友,一直以來飽受中國共產黨的逼迫折磨,2012年流亡海外,筆者理解其對這個殘暴政權以及那些助紂為虐的附從者深惡痛絕。  他猛力鞭撻那些黨官和企業家(如馬雲)的弄權謀財,也不放過演藝人士(如成龍)的諂言媚共,當然不屑那些在官媒和學院為黨國賣命的御用學者和文人(如蕭功秦、胡舒立、胡鞍鋼、孔慶東)的失德無行。 余杰本著恨鐵不成鋼的心態,對「知識人」(筆者按:知識分子) 更加不留情地鎚擊棒打,毫不含糊的表示「我尊敬的老人是……被放逐至死也不屈服的劉賓雁,是……敢於說真話的周有光,是怒髮衝冠痛斥暴君毛澤東的劇作家吳祖光,而不是……孤芳自賞、自認為世外高人的錢鍾書和楊絳夫婦」(註二)。 話裡有話的一語中的,筆者相信令不少喜愛楊絳作品「怨而不怒,哀而不傷」筆觸的讀者情何以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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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余杰對文化界和學術界人士有著過高的期望,以至「不切實際」的要求,認為「知識人」必須扳直腰板敢於據理為民請命抗爭,甚至衝著專權政府為公義赴湯蹈火。 因此,他對諾貝爾醫學獎得主屠呦呦領獎時的表現看得極不順眼,挖苦「她刻意漠視和遺忘那個時代(筆者按:指鎮反、反右、大饑荒和文革)黑暗而邪惡的本質,只記住自己成功的時刻。所以,她不假思索地在諾貝爾獎演講的大廳中秀出了毛(澤東)的那張親筆題詞」(註三)。 對於筆者曾經視為一條好漢子的艾未未,也被他揶揄一番:「艾未未是另一種版本的張藝謀或莫言。他們最開始以反叛者或批評者的姿態,贏得了對中國非常隔膜的西方文化界的熱情追捧;然後他們又用在西方擁有的崇高聲譽,在共產黨那裡換取高官厚祿,榮華富貴」(註四)。 總的來說,筆者必須承認,儘管余杰說得不留情面,的確不無道理。

筆者理解一般常人生活在極權國度中的無奈和無助,認命依存甚至甘於做奴隸的還是居多,所以納粹期間不少猶太人像羔羊般馴服地列隊任由宰割,史太林鐵腕下成千上萬的蘇聯人無聲無息地陳屍冰封雪擁的路上。 事實上,在專制政治環境中,人民承受的壓力極大,正面價值觀被扭曲,更容易凸顯出人性的軟弱、虛偽、愚昧、墮落和無恥。 無論如何,筆者總要不斷提醒自己:對於普羅大眾求溫飽享安樂和以穩定生活為重的心態總是存幾分寬容和一點體諒,不忍心苛責。 可是,筆者對於應該秉持獨立人格和堅貞情操的知識分子,還是有一定期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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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狠狠直斥「中國人」的「卑賤」,筆者未必完全苟同,但是畢竟心裡極為不安。 也許這正是獨裁國家機器對人性造成的深遠破壞,扼殺了人民的純樸素質,暴露了民族深層的惡劣本性。 當前已是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中共帝國新年代,那麼,就算筆者未能武斷的說清楚「卑賤」真是中共帝國治下的人民「劣根性」,不過,相信在未來日子的香港,筆者可以預見:「卑賤」的香港人應該愈來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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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余杰《卑賤的中國人》(2017),主流出版有限公司,第20頁

註二:上述原書第294-295頁

註三:上述原書第240頁

註四:上述原書第25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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