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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

2017/7/1 — 12:28

在九七前夕,香港人一面訴說香港荒誕卻無恥的精英主義,在社會制度中,樂於制造前途無望的失敗者並盡情剝削忽略,一面熱烈的感覺到祖國那虛情假意的溫情。而往往這些感情都是作出來的。政治與自己無關,好快快移民離開,是那時的人口頭蟬。

那個時候表面是一種盛世,電影正播放著閞玩笑一樣的「97未到都已經入咗棺材」,臨時立法會在深圳,兩局在存廢之間,六四集會下年未必可以舉辦,樓價被炒到一個不可接受的高點,經濟豪賭及中產暴發戶的俗氣令人既討厭又可愛,這都是十足的荒謬無疑。不過,這些事情實在太過明顯了,其實已經說盡這城市人的命運將來都是多舛。愈來愈接近七月一日,恐懼其實已經沒有意義了。

同在八年前開槍屠殺人民的解放軍在邊境,進入了香港,路旁人民夾道歡迎。那些因為文革逃離的香港人。有好些可能聽過《三大紀律、六項注意》,但恐怕更多的沒有聽過《四渡赤水出奇兵》,那樣,黨軍隊專政,對香港人就是事實。其實命運就如與蘇軍進入布拉格,或是五十年代用軍隊坦克打倒了蘇佔柏林示威民眾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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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國軍隊,坦克機槍,八年前做成成千上萬人民失去生命的工具,就永遠放在香港的核心地帶,是我們自由的底線 : 黨國可能有一天會把好的人及壞的人,一起清洗,如同倒塌之前的蘇聯,那種黑皮衣的人,有一天會令你的鄰居親友消失,死在一個不知名的亂葬崗下腐爛。

托爾斯泰用「理性的婚姻」這句話來形容軍隊締結的回歸,本來二個地方的愛情,非是基於感情的,必然是難以永固的。但犬儒是阻止不了的,死亡是從那一炮一槍就決定了,而那時死亡不需要任何理由,道德及理性被扭曲的愛,混雜了對死亡及消滅的恐懼,還在期盼還有把失敗者踩到墓裡,還希望發財功利就是真實的自主,很多時甚至比抽象的自由更重要 : 只要有物質可以炫耀,好像我們幾代香港人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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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能沒有感情,但當感情本身變成某種價值、衡量是非的標準,或是開釋某種行為的藉口時,就變得非常危險。最恐怖的罪行往往出於最高貴的愛國情操,而人是洋溢着詩意的動物,在聖潔底愛的名義下殺人放火。」

昆德拉寫這段話卻是基於一九六八年蘇聯揮軍入侵捷克的時候。當時,在滿佈俄國士兵的街頭,他路過一個俄國兵的檢查站,俄國兵對他搜查完畢後,問他:「你感覺如何?」這個士兵沒有惡意,也無心譏諷,他說,「這是一場大誤會,你得知道,我們愛捷克人,我們愛你!」

昆德拉接着寫道:「你整個國家被數以千計的坦克踐踏,政府領袖抓的被抓,罷免的被罷免,而一個佔領軍竟向你宣傳愛的訊息。……他們大部份像他說的一樣,揮軍入侵抱的不是摧花賊的殘忍快感,而是苦戀者的情懷。為什麼這些我們深愛着的捷克人死也不願照我們的方式生活:為什麼我們要用坦克去教他們如何去愛?」

之後有一電影《玻璃之城》透過愛人之死,去訴說香港荒誕卻無恥的精英主義一如回歸中國後的繁榮,會承繼下去,「精英的永遠是美麗精英,垃圾的是永遠的垃圾」,但是這極絕望的上流主義,都已經被金權就之能成為成功者扭曲規律打破了,很多人面孔由以往的暴發醜陋,變成無恥而卑鄙,就正如米蘭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所說 : 「我們在沒有被忘記之前,就會被變成一種媚俗。媚俗是存在與忘卻之間的中途停歇站。」

我們沒有辦法動機去阻止犬儒,坦克車及機關槍,也仍然默認了一種另一種扭曲到底的恐怖秩序。我們那時是多願意「虐待他人」,或甘願「被人他所虐」。命運的理由沒有意義,只要不好的事與自己無關,或是把壞事塞給別人自保,就可以了。

今日,有女市委員長,提出要由幼兒就對黨國產生傾心之情,人民都要去用愛的態度來面對把人民置於死地,視民眾專嚴如糞土的黨國。

這是一場大誤會嗎 ? 我們愛黨嗎? 我們愛進入香港鬧市的機槍軍人嗎? 黨及國愛我們嗎 ? 命運及公義,在集體的犬儒及默認下,有意義嗎 ?

為什麼我們要用坦克去教我們如何去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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