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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佔領中環」,請先讀《劉曉波傳》— 致民主路上的朋友們

2017/7/8 — 11:28

資料圖片:2017年七一遊行中,有市民捧著「釋放劉曉波」紙版道具

資料圖片:2017年七一遊行中,有市民捧著「釋放劉曉波」紙版道具

(編按:文章原刊於2013年4月)

筆者致意:親愛的讀者們,久違了。無法在「開放雜誌」與各位交流思想已經足足一年了。自去年三月回港一行後,我與胃癌搏鬥了一年,經歷化療,全胃切除和漫長的康復期,現在我又活過來了。很高興,我仍然可以和大家一起戰鬥。

在這場「佔領中環」運動之前,我推介余杰專著《劉曉波傳》,是因為運動有一個薪火相傳,承前繼後的性質。希望在戰鬥之前,在討論具體方案之前,先在思想上裝備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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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忘記,1989年成千成萬學生市民參與的和平非暴力民主運動,是慘遭中共的解放軍、坦克、裝甲車武裝鎮壓,而演變成建國以來最慘烈的「六四」血案的。當時市民學生反抗的對象是秉承毛澤東遺訓:「有了權就有了一切‧‧‧(利益)」的中共中央和鄧小平。現在由戴耀廷副教授、朱耀明牧師及陳健民副教授所發起的「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的反抗對象,亦是同一個本質未變,以維護「黨權」為治國之本的七人中共中央政治局。更甚者是,這個中央透過在港地下黨的秘密運作,已經成功地捧出地下黨員當上特首,實行對港的直接管治。面對如此局面,我們需要慎重思考些甚麼?有甚麼重要的經驗需要承傳,不應重蹈覆轍呢?

最重要的一點是:當時群眾聚集於天安門,没有人提出過警告:中共會否大開殺戒,肆意屠殺?人們,包括我在內,都被「人民」兩個字所欺騙。甚麼人民政府,人民共和國,人民解放軍,北京市民就是因為相信「人民軍隊不殺人民」而跑到復興門,木樨地,西單路口堵截勸說解放軍。没有人估計到那狼心狗肺的鄧小平竟然下達必殺令,無數市民學生壯烈犧性成為亡靈。當時我們不相信中共會開槍,實在是太多善意的幻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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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如果有萬多人成功地佔領香港中環,中共會出動解放軍開槍殺人嗎?這真是一個嚴肅而沉重的問題,來不得半點輕忽罔顧。有人認為,中共不敢,因為香港不同於天安門,是國際金融中心。但筆者認為,吸收「六四」慘痛教訓是必要的,凡事應從中共的本質去思考,不應過份樂觀。我們更要吸收「八九民運」的經驗,承傳運動的精神優點,避免重犯錯誤,把「佔領中環」運動做得更好。「佔領中環」,將是與「六四」一脈相承的民主反抗運動,我們不應也不能把它切割。(筆者按:事實證明,中共未敢出動解放軍開槍鎮壓由「佔領中環」演變而成的「雨傘運動」)

「六四」前後至今,最具象徵義意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人權活動家,政治評論家,諾貝爾和平奬得主劉曉波。他的摯友,著名青年作家余杰在《劉曉波傳》中,發掘豐富翔實資料,經過傾力梳理,印正,分析,全面展示劉曉波五十七年生命中的學術思想,政治理念,踐行民主人權活動的人生軌迹。見證了劉曉波在思想上,精神上不斷自我突破,邁向更高境界的精神旅程。呈現一個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優點有缺點,既直率又浪漫的劉曉波。本傳記是余杰的獻身之作。書中提出多方面的經驗值得我們去借鏡,去學習。現僅記下幾點本人的心得,以供參考:

1. 信念。「信念」先行很重要。「佔領運動」發起人公佈了「信念書」,把運動定名「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讓參與者用愛與和平的信念作為精神資源去充實自己,去行動。這恰與劉曉波在法庭上最後陳述的「我没有敵人,也没有恨」是一脈相承的。他指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將毀掉一個社會的寛容和人性,阻礙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他更主張寛恕必須與正義之間取得某個平衡點。劉曉波的信念與「佔中」運動的「信念書」是一致的。

2. 自我完善。佔領中環的參與者,在運動中能夠完善自己,提升思想境界是運動成敗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行動過程中認識自由民主的真諦,鍛練自己的民主素養和行為品格,在實踐民主程序的組織過程中更明確運動的方向和意義,從而達到公民的覺醒。

在這一點上,劉曉波的經歷有豐富的啟示。「六四」之後,他刮骨療傷,使自己反璞歸真,成為一個真實的人。他為自己寫過悔罪書而自責,認為是對「六四」死難者的褻瀆,在痛定思痛下,決心用一生來洗刷,用反抗和坐牢來贖罪。他坦誠地,赤祼祼地反省懺悔,吐出中共灌輸的狼奶,不斷地超越自己。他分析自己對「八九民運」的複雜動機:有道德激情,有機會主義,有自戀,有對榮耀和影響力的虛榮心的渴望。他錐心剌骨地懺悔自己的狂妄和軟弱。書中說,也許正是跌倒和挫折成就了劉曉波,讓他由一個粗魯狂傲,直率夸張,愛出風頭的個人主義者,轉變成謙和內斂,思想清晣,言辭從容,對社會有所承擔的的人。他翩然重生成為一位既有藝術家的敏銳,也有思想家的深邃的民運領袖。「他在苦難中完成了鳯凰涅磐」余杰這樣說。徐友漁認為「思想的徹底性」是劉曉波的主要特徵。是的,他對馬列主義,共產黨的否定是徹底的;他對毛澤東的批判是徹底的;他對自己的懺悔也是徹底的;而且對普世價值的追求更是徹底地勇往直前,百折不撓的。劉曉波具有強大的自我反省,自我完善的能力,無人能及。余英時先生指出:「中國人的精神修練有兩條路徑:一條是『靜坐涵養』;一條是『事上磨煉』,劉曉波以『事上磨煉』方式完成。他的精神境界隨着苦難經歷一層層地向上攀升,是使我最感動的。」

3. 犠牲。佔領運動和劉曉波一樣面對同一個龎大而殘忍的專制政權。他們有豐厚的資源,強大的武裝。要反抗,就必然要作出犠牲。劉曉波在這二十多年中作出的犠牲是巨大的。除了家庭破碎,更放棄自己的美學研究,文學評論專業,不去著書立說而專注寫作時效性限制,危險性極高的政論。對於這種毫無功利的選擇,他只平靜地說這是他的責任。「六四」後,澳大利亞駐華使館文化參贊周思駕車載他到使館門外,再三問他是否要進使館,劉曉波說:「不,謝謝。」便下車。好一個響噹噹的硬骨頭。我讀到這裏不禁潸然淚下。他後來即使有機會出國,也選擇回國。從四月二十六日在紐約登機回國,到六月六日深夜被捕短短的四十二天開始,劉曉波被自己的良心帶着走下去直至今天,一路没有回頭。二十多年過去了,自1991年走出秦城監獄後,就長期被監視居住,被勞教,現在已經第四次坐牢了。他說:「坐牢是獨裁制度下異見人士應具有的職業道德,是異見人士的必修課,應把監牢坐好。」他進而指出:「為尊嚴和自由而坐牢並非值得四處炫耀的資本,而是異見人士反抗獨裁生涯的一部份,更不應該以坐牢為資本向社會討債,也要避免一坐成名的自我陶醉。」他斬釘截鐵地說:「要下地獄就不能抱怨黑暗。」在《在地獄的入口處》一文中,他形容自己甘願下地獄或自找苦吃。他說:「那只是我個人的選擇,獄火的焚燒縱使把我化為灰燼,我也甘心情願...我對自己的選擇負有完全的責任。我升天,我入地,全取決於我自己。」這是他1989年4月寫的文章,可見他很早已經作了選擇,無怨無悔。

4. 踐行。很高興香港的知識人已經進一步行動起來,打破一直以來墨守成規的民主行動。劉曉波也是中國民主人權運動堅定的踐行者。在「八九民運」中,他發起「四君子絕食」行動,並商討與戒嚴部隊談判學生撤離廣場的方案,苦苦勸說聚集在紀念碑周圍的四千個學生撤離廣場,避免了廣場上更大的流血。劉曉波以行動結束中國知識人幾千年來只動口不動手的軟骨症。九十年代,他曾發起及參與過三十多份風險很大的公開信,呼籲書。他亦曾任《獨立中文筆會》會長,投入各項事務,特別是營救獄中作者的工作,並使筆會成為中國惟一突破集會和結社限制的民間組織。他也是《零八憲章》的修定者和組織者。《零八憲章》因為劉曉波的被捕和重判而不斷發酵,當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奬時,《零八憲章》就成為劃時代的文件。在踐行反對運動中,他屢次強調,必須充分考慮民眾所能承受的風險和代價,爭取以最小代價換最大成果。保護民眾生命是首要的考慮。

5. 民間。劉曉波一直深入普通民眾之中,得出「未來自由中國在民間」的結論。早於八九民運時,劉曉波已經反復張揚公民身份。他說:「在全社會範圍內普及公民意識,使每個人都意識到自己首先是作為具有平等政治權力的公民,而不是特殊職業的代表者。」他堅信:「民間力量的成長能逼使掌權者坐到談判桌前。當民間的權利意識和自由意識覺醒之時,推動中國變革的根本希望就不在官方而在民間。中國的變革歸結於每一個公民讓自己成長為真正的公民奮鬥。」《零八憲章》之最可貴之處,恰恰在於簽署者具備前所未有的公民自覺。它是中國史上第一次明確以公民身份參與公共生活的群體。這樣的運動方式是在推動一種社會民主大辯論,使公民意識在強化中得到健全。香港「佔領運動」被提出後引起的廣泛討論,正是公民覺醒的先聲。

6. 非暴力。「不許殺人」是劉曉波從「六四」慘案中汲取的血的教訓。他不僅反對政府對和平請願民眾的武力鎮壓,也反對民間人士以暴易暴的「原始正義」或「復仇正義」。他認為非暴力不是一種手段,而是一種價值。非暴力絕非軟弱,而是超常堅韌,超常勇氣,是忍受痛苦和屈辱的超常能力,也是逼使加害者回到理性與和平規則的超常精神力量。中國的民主運動必須走一條理性非暴力,依靠民間,堅忍而持久奮鬥的道路。

7. 妥協,談判與和解。劉曉波強調:異議者陣營應當學會「妥協」這門偉大的藝術。他認為寛容與和解的理念要從社會轉型啟動前就要倡導和實踐,它需要長期的培育和呵護。記憶中,「八九民運」曾有過幾次與官方的對話,一次是4月29日,由中國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及國家教育委員會副主任何東昌會見四十五名學生代表,但拒絕學生自治組識成員參加,導致對話失敗。另一次是5月13日,學生代表與中央統戰部部長閻明復和十位官員在統戰部大樓二樓會議室談判,有高自聯,對話團和絕食同學代表參加。由於政府違諾,沒有在電視上直播,談判很快便在不愉快的氣氛中收場。最後一次是6月4日凌晨3時,廣場絕食四君子派出周舵和候德健與戒嚴部隊談判,爭取學生和平撤離的許諾與時間。談判有結果,一位大校級指揮官同意在廣場東南角留出一條通道,只要學生在早晨七點之前撤出,解放軍保證不向學生開槍,最終學生也作出撤離的妥協。這個槍口上的結果雖然避免了廣場上更大的流血,但其實只是一個共識,並沒有達到和解的程度。

至於香港,於2010年也有過一次由民主黨主導與中聯辦高官李剛的談判並達成共識,讓曾蔭權政府的政改修定方案得以在立法會上通過。這次談判引起很大的爭議,延宕至今未有平息。達成的方案中所修定的幾項條款,包括超級區議員方案;立法會新增十席方案;特首選委會一千二百人方案,已於2012年的特首和立法會選舉中實行了,卻未見有人對這些條款的實踐作出總結,連民主黨也沒有。

我始終認為,堅守民主自由原則底線的妥協和談判是反抗運動的必要策略手段,我們應準備談判並界定可以妥協的界線。當年民主黨與中聯辦的談判也許有這樣那樣的缺失,比如地點的選擇,參與者的代表性等。但民主黨在民主大原則大方向上是堅守了的,並不構成所謂密室作業,出賣民主,投共等罪名。這些罪名令到民主派分裂。那些把這些罪名懸置在民主黨頭上的朋友們,應該認真地面對事實思想清楚,推翻這些莫須有的罪名,讓民主派重現團結的景像。以上提到的對話和談判的經驗,希望「佔領運動」的代表們作好各種準備,加以靈活運用,以便取得更好的成果。

現在,喬曉陽已經架空特區政府,殺氣騰騰,赤膞上陣,代替中共中央直接向香港人傳達了2017年普選特首方案的底線,發下強硬的最後通碟,迫逼港人就範,準備與港人來一場正面埋身之戰。追求真普選已經三十年的香港人,直覺晴天霹靂,夢想幻滅,被迫上梁山,沒有退路了。

想像一下,有那麼一天,那些本來衣冠楚楚,文質彬彬的律師,教師,學者,專業人員,知識人,中產者,資本家竟然在中環的街道上,廣場上,空地上蓆地而坐爭取真普選,是不是有點兒落草為寇的味兒呢?

戴耀廷,朱耀明,陳健民等一群知識人,發揮他們的智慧,拼出他們的勇氣,挺身而出發起一場大規模的「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爭真普選運動,真是難能可貴,令我非常敬佩。目前,最重要的事,是建立一條何俊仁倡議的廣泛的「民主人權統一戰線」,把大多數市民,包括中環的大商家,大老闆,大資產階級;港府內具有民主意識的公務員,署長,局長,司長和有良心,持守公義的傳媒工作者,影視從業員,宗教界人士等等團結起來,使他們認清香港的嚴峻情勢,加入到佔領行動之中。當然,及早防範中共的鎮壓,及時揭露中共「卧底」的破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佔領中環」運動在全港多數市民的覺醒下,繼承八九民運的精神,學習劉曉波的高尚品格和寶貴經驗,一定可以取得重大的成果。朋友們,丟掉幻想,行動起來吧!請相信,哀兵必勝!!

(本文寫於201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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