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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日的時代錯位 — 對郭紹傑事件的主流式沉默

2018/12/17 — 19:38

保釣行動委員會成員郭紹傑,在東京靖國神社外焚燒日本二戰甲級戰犯東條英機的道具神主牌(網絡片段截圖)

保釣行動委員會成員郭紹傑,在東京靖國神社外焚燒日本二戰甲級戰犯東條英機的道具神主牌(網絡片段截圖)

工黨郭紹傑到靖國神社外面焚燒「東條英機神主牌」,被日本人拘捕,釀成一件外交事件。民主黨的尹兆堅表示,郭紹傑一行人講的是民族大義,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應出面支援。尹兆堅又透過《明報》放風,謂日本方面若認為郭紹傑是縱火,最嚴重可能被判終身監禁

靖國神社一向是各類反日人士的「聖地」,但說到終身監禁好像有點浮誇,2015 年一名南韓男子用土製炸藥,於神社內的廁所炸出一個洞,之後逃去無蹤;後來他食髓知味,又帶火藥入境,遭拘捕,最後只坐了四年監。當然我不了解日本司法,暫時就當他會終身監禁吧。

「終身監禁」聽來十分聳動,應該引來很多同情才是。但事實上沒有。即便是《蘋果》之類的傳統的黃絲網民,留言欄的說話也非常難聽。很多民主人士、開明派對郭紹傑事件,也有點三緘其口的意味。而事實上若果我是他們,大概也是不談好過談。雖然保釣和反日,好像符合中國人的民族大義,但畢竟愛國是要在英國殖民政府的管治之中,才有「含金量」。現在時移勢易,保釣和反日作為符號,變得非常尷尬。和應的人,搞不好會變成「自帶乾糧的五毛」,變成那些盲呼「中國一點也不能少」的愛國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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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你怎麼自報家門,談再多「愛國不等於愛黨」的民主八股,也是沒用。2013 年,支聯會搞六四晚會,打出一個口號:「愛國愛民,香港精神」,很多人(包括在下)強烈反感,爭議沸沸揚揚。六四事件的死難者家屬丁子霖當年接受電台訪問,同意愛國已被中共曲解,因此也不同意使用口號。支聯會常委徐漢光,即在電郵批評丁子霖不了解香港,批她患上「斯德哥爾摩症」,事情鬧得更火。最後的結果是:李卓人打電話向丁子霖道歉,徐漢光辭任常委,當年的晚會不再使用「愛國」口號。

當時支聯會方面的人說,「愛國愛民」一說,當年也用過而且沒有引起爭議,但想不到在當代卻引起大辯論。這事證明任何事情都是處於脈絡之中,不是永恆不變。保釣和反日也是,這種路徑依循的中國民族主義活動,舉的是五星旗、唱的是中國國歌。在當年,只是這樣,便有一種向英國佬示威和不屈的意味:我們有另一個身份,你們只是暫時統治著我們,英殖政府的統治永遠不是名正言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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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的保釣和反日,固然是一種中國民族主義運動,但同時是本地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政治。

但主權移交之後,保釣和反日便被拋入完全不同的政治脈絡之中。經多年的民間交流、文化輸出,日本是一個令外人如沐春風的文明世界;而中國卻不斷上升成一個軍武和帝國主義強權,對內的人權侵害,對外的影響力輸出無日無之。中國的威脅顯然易見,更直接掌握香港的全面管治權,直接否決香港的人權和政治改革,拿香港身份去做國際白手套……這些事,當然比起幾十年前南京大屠殺要埋身得多。

一些人認同郭紹傑事件雖然很膠,但畢竟是為了反法西斯、為聲討當年的「人道災難」,所以也不好批評。問題是世上的人道災難很多,這件事的距離感,就和盧旺達大屠殺一樣。但聲討盧旺達大屠殺,不用付出太多。但現在香港人保釣反日,首先是越俎代庖,之後是犧牲港日關係,再有幫助中共擴張領土(釣魚台)之嫌,之後落得被香港同胞恥笑的下場。

其實在今日的格局下,保釣是不能保的,因為那裡的資源落在中共手中,只會成為壓迫他人(和我們自己)的資源,這道理一字咁淺。至於反日也是可以在香港反的,香港也有三年零八個月,也有很多香港居民被殺;當年在某些離島或校園,都有日本人的刑場。雖然也不見得今日的香港人會很在乎,但好過遙距處理南京大屠殺。

雖然富有國際主義情調的人,會想像自己是參加希臘內戰的英國詩人拜倫、或者西來鼓動辛亥革命的日本志士,因此遙距「援助」除了是民族大義,又加上一層高級的世界主義舶來感。但是,現在真正的法西斯帝國畢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人還反日、反「愛國」、還保釣,說到底紅利都是中國接收。這世上沒有一個虛擬的中國,只有一個實際存在的黨國。

這世上斷沒有愛國不愛黨的。就算是中國有天災,香港人好心捐錢,也就是幫助地方政府貪污,以及幫他們解決問題。所以 08 年之後,民間對於捐錢給中國,也漸漸冷感。這種冷感和他們對郭紹傑事件是一樣的,都在一個「愛國」已經無法成為本地的身份政治(抗英),而逐漸淪為「自乾五」的脈絡之中。所以很多人離隊了,寧願壓抑了自己的愛國心,也不想實然與黨國為伍。至於本來沒有愛國心的就省事。

況且,郭紹傑事件的火,又是全然偏離本地民主人士所主張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畢竟佔領的時候,立法會被打爆玻璃,很多人覺得運動被沾污了,要帶著警察去拉人認人。人類總要重覆相同的錯誤。89 民運的時候,來自湖南的三個學生,在天安門城樓掛上橫額,寫著「五千年專制到此可以告一段落」、「個人崇拜從今可以休矣」,並且用雞蛋和顏料損污毛澤東的城門神像。後來潔身自愛,一心要與政府交心的學生,拿著人來拉走他們。但他們的順從並沒有回報,之後同樣是關燈、開槍、坦克車。

退一萬步,郭紹傑去反對東條英機,也不必燒神主牌。純粹叫口號、拉橫額,被拉罪也不會重,不會「落人口實」。但為甚麼在香港發生的抗爭,他們如履薄冰、顧全大局、瞄著白人怎麼評價,但一旦到了日本、有了「民族大義」,抗爭手段就突然大解放?難道是燒了香港,股票和樓價會下跌,而燒了靖國神社,最多是中日交惡,所以就能快意恩仇?

其實和平理性非暴力只是策略,在某些時候根本不必嚴守?當然,我是一向同意策略主義的,現在對他們身體很誠實,更是喜聞樂見。在這方面,我不覺得郭紹傑「只許州官放火」,作為一個現場抗爭者,他只是做回自己;不許百姓點燈者,是那個私利重重的本地輿論世界。

有時能夠大言炎炎者,只是因為當時在現場的不是他們,所以說話特別風涼罷了。等於民主黨的兩個議員竟然也因為在議會裡「抗爭」,而遭警察拘捕。其實他們只是重演了兩年前青年新政被控「在議會中非法集結」。昨日譴責同行,今日不也為自己自己呼冤了嗎?所以當日話說得那麼狠,但天道好還,還是有點他朝君體的報應。

(順帶一提,徐漢光在狠毒批評天安門母親之後辭職,但幾個月後就重回支聯會領導層。支聯會第三十屆常務委員會,徐漢光仍然名列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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