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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讓劉曉波說出「中國要被殖民 300 年」 他一早支持香港民族自決

2017/8/21 — 11:58

與金鐘的五小時越洋電話訪問共分兩次進行。第一次,劉曉波患病消息還沒傳出;第二次,劉曉波已經死了。

劉曉波死後很多人翻出一篇他的專訪,內容談到他說中國應該被殖民三百年。寫這篇報道的人就是金鐘。

儘管很多人沒聽過金鐘的名字,但他是≪開放雜誌≫總編輯。今年恰好是這本雜誌三十周年。三十年來,≪開放雜誌≫發表過不少重要文章,其中不少是獨家作,包括香港地下黨實況紀錄、余英時評江澤民鄧小平、六四學生沒撤離廣場的原因探究等。

然而香港讀者、尤其年輕一代,對這本雜誌所知還是不多。最大原因恐怕是,香港人對中國不感興趣。雖說傘後港人對政治關注提升,然而大多還是止於香港本地。至於中國,許多人覺得沒甚麼好了解的,反正就是地獄鬼國。儘管我們常說知己知彼才有勝機。

因此金鐘這個親歷過文革、了解中國的老報人,給我們的視角,無論你同意與否,顯然是寶貴的。在他眼中,七八十年代香港最令人響往的不是甚麼,而是文化自由。八十年代初他加入李怡的≪七十年代≫雜誌,開始用筆介入政治。當香港知識份子熱衷於保釣運動之時,他卻認為他們只是服從於某種「狹隘的民族主義」;當香港整個社會氣氛因六四受巨大衝擊,他卻說「我沒有甚麼轉變」。觀點不同是因為背景迥異。金鐘經歷過共產黨多年統治,所以他熟知這極權政府是怎麼回事。他甚至能用共產主義的歷史和思想,讚揚英國殖民對香港和中國的貢獻,並將台獨、港獨合理化。

這樣一個老知識份子怎樣看現在的香港?

他說,香港雖然壞,但不至於最壞。他對香港民主,始終存有希望。

劉曉波

1988 年 11 月我訪問過劉曉波。那時候他才取得北京師範大學文學博士學位約半年。他研究的是西方哲學、中國文化思想史。博士論文還出版成書,非常了不起。劉曉波在訪問中說,香港太好,這是英國人在香港殖民統治的結果。我問他,那中國該怎麼辦?他說:「中國應該跟香港一樣,讓英國人來統治三百年。」(另看金鐘文章:≪劉曉波和他的無敵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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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他還很年青,才三十多歲。竟能說出這樣的話來,讓我相當驚訝。到六四發生,這訪問就成為他的罪狀,令他被說成幕後黑手。後來我們又見面,我問他對當年說這句話有沒有後悔。他說,我不後悔。

六四後,「中國應被殖民 300 年」成為劉曉波的罪狀。後來我問他對當年說這句話有沒有後悔。他說,我不後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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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曉波從病重到去世的時間很短。26 號到 13 號1,不過半個月。7 月 15 日,在紐約有一個比較大的劉曉波追悼會,有五百人參加。不單民運界,各行各業的華人和少數外國人都有出席。會議的主持邀請我發言,我就講了跟劉曉波的一些交往。從 1998 年到 2009 年第四次進監獄前,劉曉波給我們≪開放雜誌≫寫了九十九篇文章,篇篇都寫得非常認真的。

開放雜誌

我們≪開放雜誌≫2在 1987 年創刊,到今年剛好是三十年,所以我們出版了一本精華文集,叫≪開放雜誌三十年備忘錄≫。

這三十年來,我們發表的文章有萬多篇,選一百篇出來,就是「百裡挑一」,好似選美,一百個靚女只可以選一個,所以這工作的難度好大。

最後我將這些文章分成五大類:人物、歷史、命運、思潮、文化。當中有如黃文放。他是新華社台灣事務部部長3,有一篇文章專門講香港回歸,講 1980 年代初,中共中央曾經成立一個秘密小組,研究收回香港的政策。這事沒第二家媒體報道,是我們獨家的,所以我就把這文章收入書中。

此外還有封從德4。他的文章講六四清場前學生為何未有撤退。如果學生撤退,六四悲劇就可以避免,但學生終究退不下來,原因是甚麼?他說當時有一個北京社會經濟研究所,在背後操控這場運動。學生本來也準備在五月三十號撤退,但社會經濟研究所就是要學生不撤,要學生堅持到萬里5回來人大開會,給人大壓力,罷免李鵬6,所以最後學生撤不下來,間接導致六四鎮壓。這件秘密事件經過,封從德的文章中寫得很清楚,所以這篇文章也非常重要。

另外還有很多好文章,都是反覆挑選的,希望讀者看出我們這三十年的路是怎樣走來。

我們這本雜誌,跟≪爭鳴≫不一樣。他們是推出小道消息,一些傳聞有時是真是假也不知。我們是真正傳統政論雜誌,是知識份子議論國家時政的平台。這類雜誌可追溯到對≪新青年≫7雜誌,以前香港≪明報月刊≫、≪九十年代≫8、≪百姓≫9,都是這個定位。從≪新青年≫下來,這個傳統一直沒斷過。當然 1949 年後在大陸就斷掉了,黨不會給你這樣的平台。但是在香港和台灣,這傳統還是繼承下來。

作為政論雜誌,我們當然有政治立場,就是兩岸三地民主化。我們雜誌印刷版的最後一個專題,就是雨傘革命。

另外,有些我們雜誌關注的問題比較獨家,比如香港的地下黨。我們請梁慕嫻出版≪我與香港地下黨≫一書,那是梁振英上台那年。中共地下黨對香港政治有很大影響,實際上他們的勢力已滲透到香港政府。梁振英就是共產黨員,梁愛詩也是,只是都不公開。

我們就是這樣的雜誌,所以文章有時比較嚴肅,銷路也就比不上賣小道新聞的雜誌。你看≪百姓≫、≪九十年代≫都差不多停刊 20 年了,所以這本雜誌確實比較難做。

此外我們也做出版。這三十年來,最開心的事情就是出版≪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10的中文版。這本書不僅名氣大,而且暢銷,賣超過十萬本,對雜誌是很大支持。除此以外,≪告別總參謀部≫11也不錯,已經第八次印刷。

「開放」出版的零八憲章。

「開放」出版的零八憲章。

所以我說,在香港做出版,風險還不算高,最少還不至於出一本書就被大陸抓起來。當然銅鑼灣事件我們在香港已經討論過(詳見 2016 年金鐘專訪),它是有其特殊情況,比如跑到大陸搞地下發行網,有些人背景也比較複雜,白道、黑度、紅道......公安跑到香港執法,當然要反對,但你說執法到甚麼地步,是不是一點小事情公安就馬上來整你?那當然不一樣。

反正具體分析就是,就算我繼續留在香港,也不會有太大危險。

都是因為香港,我才能安全搞出版。其實我這次移民美國,可以說是離開,但和有些人因為害怕共產黨統治而「逃出去」,還不大一樣。

也許我的思想比較保守一點,我始終覺得,今日的香港和大陸,仍然是兩回事。

三年大飢荒

往事如煙。

我在大陸讀書工作過很長時間。以前我的專業是技術幹部。你知道在大陸,他們不叫公務員,毛澤東時代叫幹部。幹部分幾類,有行政幹部、技術幹部......像我們這些知識份子,做的是技術工作。

我學的專業是水利,跟胡錦濤、溫家寶一樣。我在北京和雲南這兩個地方的水利設計院當技術員。這個工作就是要到外面修水庫,像長江三峽,我有些同學就在那裡工作過。

我們經常要「下地方」,做一些測量地質、水溫之類的技術工作。這時候經常會請一些農民工幫忙。這就給我們一個機會,跟中國農村鄉下的農民接觸。那時候,無論到哪個地方,都會聽到農民訴苦。

這與書本上看到的不同。書本上說,農民訴的是被資本家剝削的苦,但在鄉下,我們聽到的卻是被共產黨壓逼的苦。

書本上說,農民訴的是被資本家剝削的苦;但在鄉下,我們聽到的卻是被共產黨壓逼的苦。

尤其是三年大飢荒12,那時候全國農村餓死很多人,而且都是農民,所以他們心裡很悲憤。這三年大飢荒,中共媒體從來不報道,因為這是共產黨犯下的大罪。餓死三千多萬人。這事情給我印象很深。

文革

文革1971年,金鐘被下放到雲南尋甸清水海工地勞動,改造思想。

文革1971年,金鐘被下放到雲南尋甸清水海工地勞動,改造思想。

大飢荒之後,有個叫做周揚13的人,負責管整個國家的文藝政策。有段時間他管得較寬鬆,中國出版了很多中外文藝作品。莎士比亞、司湯達、莫泊桑、巴爾札克、屠格列夫、陀斯托耶夫斯基、托爾斯泰等的書,當時都有得看。此外還有電影,比如一些根據俄羅斯古典作品改編的,如≪白夜≫14、≪白痴≫15,藝術水準都相當高,跟中共的文藝作品不一樣。中國的都是戰爭、革命、土改,根本沒有講人性和愛情。這些都是他們反對的,所以中國作家也不敢寫,寫出來也不給你出版。但外國的可以看,我也看了許多。那時候我二十多歲。

當時中共還有一種叫內部讀物,不公開販賣,專門給一些高級幹部看。後來到了文革,天下大亂嘛,高幹都變成批鬥對象。紅衛兵造反,就把他們家的書都抄出來,比如說≪赫魯曉夫回憶錄≫16、≪朱可夫回憶錄≫17、還有費正清18的。這些書之後就在社會上流傳,我也看了不少。

在文革,我也是被批鬥的對象之一,被打成了反黨份子。其實我根本就不是黨員,怎麼反黨呢?

都怪我有個習慣,這習慣一直保持到現在的,那就是寫日記。你知道,日記不是給媒體發表的,都是今天做了甚麼、有甚麼想法,隨便寫下來。我的日記中間,難免包含一些對社會不滿的情緒。比如對修正主義的批判,我看不過眼,難免在日記發牢騷。不過也僅止於此。一來我對共產黨、毛澤東的認識,到後來才慢慢成熟,二來我也知道不安全,誰敢像我們今日在香港,可以批判共產黨?都是沒有的事。

然而有些人還是把我的日記全部抄出來,還專門成立一個小組去做審查。他們說,某年某月某日,我寫了一段甚麼話對黨不滿,要我交代。另外還有我寫過的一些詩。年青人嘛,都愛寫詩。比如說一些愛情詩,有些根本就是這個......所謂單相思。有個女孩子,我對她有好感,就寫一首詩。像這樣的東西都拿出來批判。明明我是想念一個女孩子,他說我想念國民黨,想念蔣介石。都是因為有些人是工農出身,沒甚麼文化,他們根本不理解詩。我一點都不感到憤怒,只是覺得好笑。當然不敢放肆地笑,但還是被會長發現。「嘿!你還敢笑。站起來!」哈哈,所以就被他們鬥了。

不過幸好我沒受到皮肉之苦。後來我們給解放出來,日記也退還給我。我想,這些日記給我這麼多災難,不如把它燒掉。燒的過程也是個故事。你在單位入面,怎麼敢燒?但大家都是集體出現的,所以我只好跑到外面去燒。不過在外面甚麼地方燒也是問題,我就跑到一個朋友的家,但又怕影響人家......長氣就不講了,反正就是很秘密,像做壞事,把日記燒掉。

對這件事我一直非常後悔,因為那日記是我唯一財產。那裡有十多年的份,我從小學就開始寫的。燒掉後我甚麼都沒有了。

但燒掉就燒掉,這也是沒辦法的事。

香港.1980

文革後不久,我就來了香港。來香港是因為父母。我父親是國民黨,身在台灣。像我們這種背景,在大陸發展是沒有機會的,所以就想出國。母親文革後先來香港,我再以探親的理由申請前來。

那是 1980 年的事。沒有互聯網,中國社會又封閉,所以我來香港,是戇居居的,連香港講廣東話都不知道,只知她是個自由社會。

可以說,我是為投奔自由而來。在香港,甚麼都有。左派、右派、共產黨、國民黨的書都找得到。共產黨入面有個被批判的領袖叫王明19,他有本回憶錄20,專門批判文革、毛澤東。這書在中國當然沒有,但在香港就有。

電影也很開放,像三級片,在大陸都是看不到的。還有流行音文化,羅文、亞視、無綫......每每播放電影,我都會守著從頭看到尾。

不過最吸引我的還是鄧麗君,哈哈。文革結束後,由 1977 年開始才四年功夫,香港已經傳了很多東西去大陸,鄧麗君就是其中之一。

鄧麗君的歌非常好聽。大陸雖然也喜歡唱歌跳舞,但唱的歌都是革命。「噍噍噍!」「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講鬥爭的,一點味道也沒有。所以聽鄧麗君我非常舒服。不只是我,共產黨員和老幹部都很欣賞,因為他們幹革命幹了一輩子,從來沒有聽過這種歌,聽到他們骨頭都軟。

大陸雖然也喜歡唱歌跳舞,但唱的歌都是革命。「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一點味道也沒有。所以聽鄧麗君我非常舒服。不只是我,共產黨員和老幹部都很欣賞,因為他們幹革命幹了一輩子,從來沒有聽過這種歌,聽到他們骨頭都軟。

所以我來香港寫的第一篇文章,就叫≪鄧麗君之歌≫,說明追求自由、快樂、夢想的心情。這篇文章在≪明報≫發了。

金鐘著≪鄧麗君之歌≫,牧夫為其筆名。

金鐘著≪鄧麗君之歌≫,牧夫為其筆名。

在香港主要體會的、欣賞的、高興的就兩個字:自由。

共產黨

我愛寫文章、愛讀書,對美術也有興趣。想做新聞工作,所以來到香港第二年,我就給≪七十年代≫投稿。李怡看到那篇稿,很欣賞我,就問我是否願意參加他們的編輯工作,我就同意了。所以 1981 年我就入行,一直做到現在。

金鐘 1973 年畫的一幅水墨寫生畫。對美術的愛好在其雜誌工作中派上用場。

金鐘 1973 年畫的一幅水墨寫生畫。對美術的愛好在其雜誌工作中派上用場。

≪七十年代≫原先是統戰刊物21。1970 年創刊,之後約十年間被共產黨控制,接受他們的資金和好處。後來雖然離開中共,獨立經營,但跟他們關係還是不錯。

所以≪七十年代≫才會成為當時保釣運動的一面旗幟。香港許多民主派,包括司徒華,他們的思想資源都來自保釣,簡單來說就是愛國,那是很狹隘的。包括李怡在內的香港知識份子,根本不大知道大陸情況。

香港許多民主派,包括司徒華,他們的思想資源都來自保釣,簡單來說就是愛國,那是很狹隘的。包括李怡在內的香港知識份子,根本不大知道大陸情況。

比如赫魯曉夫的回憶錄雖有作為內部書在中國出版,但有一章專門講中國的被刪掉。我在香港看到這一章,建議在≪七十年代≫登出來,但他們對這些事情都不大懂。

他們是以民族主義為思想基礎的,而我早就超越這一點。現在本土派說的民族自決權,這思想我早就有。我記得≪七十年代≫做過一個大專題,討論香港未來可能有的十多二十種方案。那時候香港問題剛剛擺上檯面,中英會談卻不讓香港人參與。站在香港人立場,我當時非常反感,就寫了一篇文章,談香港應該有自決的權利。

當然對這篇文章,李怡他們不可能很支持。當時連台灣都不鼓吹自決的。但是我認為,民族自決,不僅是≪聯合國憲章≫肯定,而且是「共產國際」22主張的。1949 年前,包括毛澤東本人都是主張台灣獨立的,根本也沒有收回香港的說法,當然毛澤東做皇帝後就不認帳。有次我跟劉慧卿23去台灣開會,她在李登輝召開的研討會上說了這句話:「台灣的前途應該由台灣自己來決定。」她回到香港後就被新華社等等批判。我寫了一篇文章給≪信報≫支持她,裡面引用毛澤東和鄧小平對台灣問題的說法,指他們過去都曾有意讓台灣人決定自己前途。當天晚上≪信報≫就打電話來,說你引用這句話的出處在甚麼地方。他們不敢登嘛。我就馬上找出來,說鄧小平、毛澤東是哪年哪月講。他們聽到後就馬上發表。

所以對台灣獨立的問題,我是非常理解和同情;西藏問題也是一樣。難怪新華社說我「五獨俱全」,哈哈。

我在≪七十年代≫做了大約四、五年,得到不少經驗,因此後來才能做≪開放雜誌≫。

1987 年 7 月,≪開放雜誌≫創刊24。創刊酒會正好在胡耀邦下台那天,所以我記得很清楚。西方雜誌那時候叫我們≪開放雜誌≫做中國通。台灣也有一本雜誌叫≪中國通≫,它有一年選了十個最了解中共的專家,我是排最後一個。

所以六四開槍、屠殺手無寸鐵的學生,我們同事雖然都感到憤怒,但也不會覺得太突然。

很多香港人因為六四,對共產黨的看法產生很大改變,這個我是清楚的,但我們不一樣。我們是出身在大陸,經歷過共產黨統治。你說共產黨開槍殺人?四九年以後,單是大饑荒就死掉三千多萬人。還有很多政治運動,每次都是上百萬人死亡。被槍斃的、折磨的、自殺的,太多了。

所以對八九六四,我們不感覺到特別驚訝。

 

九七

金鐘和妻 Stacy 在香港行山,T 恤「千古罪人」是當年魯平指責彭定康的話。

金鐘和妻 Stacy 在香港行山,T 恤「千古罪人」是當年魯平指責彭定康的話。

九七時,我們雜誌做了一本香港回歸特刊,稱 7 月 1 日 為「一場偉大實驗的終結」。倒是有些雜誌比如≪九十年代≫,他們就交了白卷,哈哈。因為李怡非常悲觀,覺得九七後連雜誌都不可以出版,所以跑到台灣去。我們只是等著看。真是做不下去再走也可以嘛。

我寫的文章,有一點是沒有其他香港人寫過的,就是用馬克思的話去肯定殖民地。馬克思在 1853 年曾評論過英國殖民地在印度的統治。他的觀點很獨到,說儘管我們要否定英國為自己利益統治印度,但也要承認殖民統治把歐洲工業革命後先進的生產方式帶過去,摧毀了印度落後的公社制度。馬克思說,如果亞洲不進步,人類是不可能整體進步的。我覺得他的分析很有道理,就利用這個來說明香港殖民地的意義。

其實就算是毛澤東、周恩來,都沒說要收回香港,只是鄧小平想當大英雄。你看江澤民不也跟俄羅斯簽了關於東北的領土協議25?那邊面積比香港大得多。現在大陸那些人動不動就說中國割讓香港是不平等條約,其實大陸學者早就有說,全都只是因為大清帝國腐敗。

不過,雖然我肯定英國人對香港統治百多年的成就,以至對中國的貢獻,但不等於說英國人的統治一百分,這是兩回事。你看美國知識份子對特朗普也是批判不得了呀,說得他像人渣,但他們也沒有否定美國。

所以,有些香港知識分子因為反殖而不同意港英政府,我覺得合理;只是將港英政府跟中國獨裁政府比較,那又是另一回事。

有些香港知識分子因為反殖而不同意港英政府,我覺得合理;只是將港英政府跟中國獨裁政府比較,那又是另一回事。

所以我們應該感謝英國人,感謝查理斯王子、彭定康總督。

6 月 30 日午夜時份,英方做完交接,坐大不列顛號皇家遊艇回去。我記得那夜下著傾盤大雨,英國國旗在中環降下,我們是雨水和淚水交織,看著船慢慢離去......

香港.未來

很多人想借英國人離去的機會搞「民主回歸」。對此 1997 前沒有很多人反對,我也沒有反感。

只是到後來,特別是 2010 年後,開始有人提出疑問。為甚麼呢?

就是因為共產黨不給香港民主嘛,那「民主回歸」的口號就應該否定。香港民主化最大的阻力是在北京。如果中國民主化能有進步,香港民主化希望就大;如果中國民主化沒有希望,那香港就困難。那麼你看中國,八九民運到現在 28 年,政治上不僅沒有進步,還開倒車,連互聯網都不敢開放。除北朝鮮外,全世界互聯網都是開放的,但共產黨連這麼點自由都不給人民。為甚麼要鼓吹港獨?就是因為中國沒有希望。現在六四晚會幾家大學都不參加,說六四跟他們沒有關係。為何這樣想?就是因為失望嘛。你中國這樣霸道,又財大氣粗,動不動就壓住人家,學生當然不滿。所以我對本土派很理解,也很同情。

我對共產黨,多少有種家仇國恨的情緒。因為我們經歷過毛澤東的獨裁統治。幾千萬人死了,你能夠不恨?現在出國三十多年,對共產黨還是不抱任何幻想。

不過我從沒想過逃離香港。搬回紐約,只是因為太太是美國人。她原先在香港做記者,1998 年搬回美國,我們分居已經 18 年,這是很不正常的。現在女兒都 15 歲了,我這個做爸的,對這個家未有盡過責任。我又不是共產黨革命家,可以犧牲一切。我只是個傳媒人嘛,還是應該回到正常的家庭生活。

如果不是為了家庭,我不會離開。選擇在美國、台灣還是香港居住,不單是個政治問題,還有生活習慣要考慮。我又不是年青人,他們去美國可以完全認同美國,我們都已經很「香港」了。所以到這個時候,政治上的壓力已經不是最大考慮。

2012 年金鐘和太太女兒在香港南蓮園池。

2012 年金鐘和太太女兒在香港南蓮園池。

金鐘與女兒近照

金鐘與女兒近照

香港,很舒服嘛。人的要求都是相對的。土生土長的香港人面對香港政府,當然會有很多意見;但我們從大陸出來香港,已經覺得很不錯。你看 1997 前還擔心說幹不下去就走,但回歸過後,我們還是一樣可以出版。雖然香港新聞自由已經由全世界 18 位掉到 74 位,但也不是完全沒有。你看時代廣場對面的「人民公社」,它還一直在賣禁書嘛。雖說銅鑼灣書店事件發生後,很多人害怕,香港的書市也比較低落,但也沒有到零,就是還沒有像大陸,甚麼都要經黨委批准。

這都是因為香港有「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共產黨還不敢把香港完全殺死。你看人們常說中國對香港是溫水煮蛙,但都十多年了,一隻青蛙煮了十多年也沒有煮死,這個加溫速度到底怎樣?這也是個問號。

人們常說中國對香港是溫水煮蛙,但一隻青蛙煮了十多年也沒煮死,那加溫速度到底是怎樣?這也是個問號。

世界各地的民族鬥爭從來都是有高潮、有低潮。香港五十年不變,現在過了二十年,還有三十年,我相信未來三十年,香港人還是有機會爭取民主自由的。

還有一點必須說明:中國也正在變化。未來三十年共產黨會變成怎樣?共產黨統治還能不能存在?這問題等於說,香港人爭取自由民主的路還有一種可能性。

所以我覺得香港人可以留意中共所為,但也不必太恐懼。畢竟七百萬人,很多人都生於斯長於斯,都不願放棄這個地方。

我對香港的未來,還是有一份祝福。

(除封面圖外,其餘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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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7 年 6 月 26 日消息傳出,7 月 13 號病逝。

[2]  ≪開放雜誌三十年備忘錄≫於七月一日在香港出版,由田園書屋總代理,港九各大書店發售。

[3] 黃文放(1931~2000)自 1947 年成立新華社香港分社已加入,至 1992 年退休前為副秘書長兼台灣事務部部長。

[4] 封從德(1966~),六四時任學生副總指揮。八九後他與妻子即總指揮柴玲同往法國避難;後柴玲輾轉到美國,二人隨即離婚。封從德現居美國洛杉磯。

[5] 萬里(1916~2015),中華人民共和國前主要領導人,普遍被視為改革派。六四時擔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這裡指學生示威時他正出訪北美,至五月二十五日方返回中國。

[6] 李鵬(1928~),中華人民共和國前主要領導人。六四事件中曾發表措詞強硬的「五一九講話」,激起學生不滿。

[7] 《新青年》,1915 年創刊,1926 年終刊,對五四運動影響有重要影響。由陳獨秀在上海創立,編輯包括胡適及魯迅等。該雜誌發起新文化運動,宣傳倡導科學、民主和新文學。俄國十月革命後,《新青年》又成為宣傳共產主義的刊物之一,是為中共早期的宣傳刊物。

[8] 由李怡創辦,本名《七十年代》,1984 年改名為《九十年代》。1998 年停刊。

[9] 1981 年由陸鏗與胡菊人在港創辦,1994 年停刊。

[10] 《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MAO: The Unknown Story)》,由張戎及其丈夫喬·哈利戴合著的毛澤東傳記。

[11] 由前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大將二子羅宇所著。

[12] 指 1960 年前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內,在農業集體化和大躍進運動後發生的全國性飢荒。

[13] 周揚,(1907~1989),文藝理論家。因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文藝界的官方領導地位,又親自參與和發動中共歷次文化批判運動,有中共「文藝沙皇」之稱。文革期間被打倒,曾遭監禁。晚年思想有巨大變化,曾向批評及攻擊過的人士道歉。

[14]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中篇小說。

[15]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長篇小說。

[16] 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1894~1971),曾任蘇聯最高領導人,曾批判前領導人史太林,震動社會主義國家陣營,引發東歐一系列騷亂。1960 年代,其治下的蘇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惡化,撤銷對中國的援助計劃。

[17] 格奧爾基·康斯坦丁諾維奇·朱可夫(1896~1974),蘇聯軍事家,譽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優秀的將領之一。

[18] 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美國漢學家、歷史學家,哈佛大學教授。

[19] 王明(1904~1974)中國共產黨前期重要領導人之一。1937 年後地位被中共全盤否定。

[20]《中國共產黨五十年和毛澤東的背叛行徑》,1975 年在蘇聯出版,中譯本於 80 年代出版。

[21] 詳看金鐘≪和李怡的分歧與衝突≫

[22] 共產國際,又稱第三國際,為共產黨和共產主義組織的國際聯合機構,1919 年在列寧領導下成立,總部設於蘇聯莫斯科。1943 年解散。

[23] 其時為立法局議員。

[24] 原名≪解放月報≫,後改稱≪開放雜誌≫。

[25] 指 1991 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與當時的蘇聯簽署的《中蘇國界東段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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