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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士大夫 沒有知識分子

2015/8/6 — 13:55

袁國勇醫生 ( 圖片來源:http://jmc.hksyu.edu/ )

袁國勇醫生 ( 圖片來源:http://jmc.hksyu.edu/ )

陳文敏被阻撓出任港大副校長掀起的風波,本質上就是中共通過中聯辦和689政權對本港最高學府的政治打壓,明目張膽干預學術自由和院校自主,絕非是否支持陳文敏出任副校長的問題,更非單純是港大百年校譽和獨立自主能否得保的問題,而是對香港賴以成功的核心價值備受摧毀的問題。作為社會的縮影,港大的淪亡無疑就是香港的毀滅,亦是目下香港全面沉淪的冰山一角。

作為利益攸關的港大師生、教職員和校友,以至推而廣之,全港八大院校師生、知識界和文化界,這是一次迫在眉睫、無法迴避的考驗,如何取態,是神是鬼,孰正孰邪,全部無所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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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芸芸校委當中,袁國勇率先撕破一眾建制校委偽善的嘴臉,同時打破維持程序公義姿態中立持平一類校委的沉默,以沒受政治訓練,不懂如何處理政治介入學術的困局為由,拒絕同流合污,辭去職務。在中國傳統文化裏,袁國勇一士諤諤,寧化飛灰、不作浮塵的清流取態,贏得社會普遍的讚譽,因為身為建制派的中堅分子,他與權貴的決裂需要莫大的勇氣,對當權者無疑是狠狠地摑了一大巴掌,最終一定不會見容於不容異見的中共極權,付出代價是早晚之事。但以西方對知識分子的標準,袁國勇明顯沒有當仁不讓的精神,歸隱學術研究的舒適圈,客觀上就是容讓社會及制度上的不公義繼續存在,因此戴耀廷公開撰文,對袁國勇作為香港知識分子表示失望。

我同意李怡的說法,香港以至中國其實只有知識人,沒有知識分子,因為在中國傳統文化裏,讀書人只是士大夫,不是西方崇尚思想獨立批判、求真求知的知識分子。他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一生最大的志願和成就,就是為帝王/政府所用,最高的境界也不外是所謂「國師」而已。在近代歷史上,真正投筆從戎可以完成建國大業的書生只有孫中山,其次才是份屬文人卻最憎惡讀書人的毛澤東。直至台灣建立民主制度,陳水扁、馬英九一類知識人才可成為治國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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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平情而論,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由於知識的部門化(Compartmentalisation)和專門化(Specialization),也不是所有受過高深教育的人,都理所當然成為知識分子。早在七十年代,美國左翼經濟學者Paul Baran已提出知識勞工(Intellect Worker)和知識分子(Intellectual)的概念,區分飽受教育和專業訓練最終只淪為知識經濟生產者的知識勞工,以及堅持追求真理、捍衞公義、以畢生所學批判社會尤其是當權者的知識分子。

在西方社會和知識界裏,知識分子備受尊崇,因為他們扮演的角色,相當於新聞媒體享有的第四權,等同第五王國(The Fifth Estate),天職就是監察社會、批判權貴,是理所當然的反對派,可說是民主社會三權分立以外,繼新聞媒體的第五個體制(Institution),是現代文明民主社會不可或缺的社會力量。

用這個標準來檢視香港的知識人,單是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和學術研究貢獻社會,極其量也只是出色的知識勞工而已。要做到知識分子,就要獨立自主、不畏強權、不講關係、不假辭色、不理立場,只對事實和真理忠誠,勇於批判和自我批判,履行永遠的反對派的天職。

遺憾得很,放眼香港以至全大中華地區,深受幾千年帝王推崇的儒家文化荼毒的中國讀書人,基因所限,朝思暮想都是忠君報國,都在不同程度上逃不出傳統思想的囚牢,跳不出士大夫情意結的局限,無法成為西方文化典範的知識分子。這是中華民族的共業,難道真的要來生不做中國人,才能脫胎換骨,成為真真正正的知識分子?

 

 

 

原文刊在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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