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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乎?否乎?論「論港獨」

2016/9/8 — 17:31

【文:栩晉】

國教一役,港府強推「教條式」愛國主義,有意灌輸僵化、絕對的愛國思想,將莘莘學子倒模成盲目的愛國順民。今天,港府這不長大的幼稚小孩更變本加厲,妄想將民主選舉,變成愛國選舉。月前,港府不斷剔除「港獨派」候選人的參選資格,又不斷禁止教育界討論、言及「港獨」,並高調地將「港獨」打成「大是大非」的問題。對此,筆者認為港府此舉正顯露其自身的虛怯和學理的不足。接着,筆者將從不同角度,闡述個人對於「論港獨」的看法。

從教育而言,「禁論」實是違背教育的真意。大體上,教育界對於價值教育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方法:灌輸和啟發。事實上,兩者都有其可持之理,而且合則兩美,分則兩傷。問題是,教育界當如何平衡兩者的輕重緩急。對此,筆者認為論先後,啟發為先,灌輸為後;論本末,啟發為本,灌輸為末,這從向重價值教育的傳統思想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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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曾言:「不憤不啟,不悱不發」,意指為師者不應過份介入學生的學習上,必待他有所疑問不解時,方作出適當的提醒和啟發。加上,「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可見孔子主張應學思並重,學師之所授(灌輸)、思己之所疑(啟發),可見灌輸與啟發是雙軌並行的。對此,朱熹亦言:「問渠哪得清如許?唯有源頭活水來」,意指心性之善必待源頭活水,故需「格物致知」。因此,朱熹專致於學習,亦熱衷於競較是非,務求豐富涵養及擴闊視野,以澄水源。待尋得源頭活水,方能灌育心田,以清心鏡。

綜合上言,價值教育必始於疑惑及混沌。正因如此,學生面對莫衷一是的是與非,必需學習不同的理論和體會更多的人事。但知的越多,方知不知的越多,是非也就越混淆,故需個人思考、友儕討論及良師啟發,先啟發、再灌發才能從迷霧中,尋得曙光。港府禁「論港獨」,正是逆此而行,大大侮辱了教育的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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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倫理而言,「盲目」正是無視了倫理的理性。正如上言,灌輸和啟發是缺一不可的,這不獨就方法言,亦就心態言。經過學思的過程,學生尋得那活水之後,自當「拳拳服膺而弗失矣」。但在實踐知識和修養心性時,學生又必須保持理性,靈活配合時、地、人、事,方能成就「中庸之道」。古今中外,哲人們都高揚理性,反對盲目崇拜,以免「以理殺人」的慘劇。

孟子曾言:「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明確反對人們執著於一端,視此為絕對,並盲目地遵循某種價值和言行。另外,孟子提出「經權之辨」,講究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理性權衡,絕不能死守教條,亦不能毫無原則。前教宗本篤十六世退位後,亦曾就宗教信仰,發出警言:「信仰需要理性,否則便會變成不合理及淪為迷信」,認為信仰與迷信的一線之差,正正是理性的作用。因為理性能助人們明辨是非,避免人被信仰的熱情所蒙蔽,作出不合理的行為。

俗語有云:「萬事抬不過一個『理』字」。「理」絕非道理而已,個人的理性更是重中之重。魏晉玄學正是對兩漢經學的反動,以其妄顧理性,並一意將品德教條化,終致桎梏人心,做出許多「以紫奪朱」的鄉愿之舉。但港府竟開歷史倒車,妄言大是大非,企圖僵化人心,實在無視了倫理的理性。

從政治而言,「防堵」更是忽略了政治的疏導。其實,回歸之初,港人對國民身份的認同感尚算濃厚,可見「港獨」僅是近年的社會產物,應無深厚的大眾支持。但近年來,反中仇共愈趨嚴重,後更沉澱、蘊釀成「港獨」思潮,「人心未回歸」絕非單一合適的理由。孟曰:「天視自我民視」,民心即天意,順昌逆亡,故凡高明的統治者均必留意民情的通達,注重民意的疏導。

《國語‧周語》有云:「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認為堵塞言道,只會累積民怨,一發不可收拾,故為民者必使民言、敢言,以了解己失民怨,並改善施政。千古一帝李世民亦明言:「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水勢平和,舟自輕過萬重山,但民情沸揚,君王當明「覆巢無完卵」之訓。

所謂「星星之火足以燎原」,「港獨」雖未成氣候,但足證民怨漸沸。誠然,「論港獨」乃一把雙刃劍,雖有宣揚之憂,但若港府、學校、教師能藉討論,以廣納民意,躬身自省,並為人民提供「出氣口」,疏導民怨,則「論港獨」亦不失為平天下的利器。

總結而言,港府強硬地禁止「論港獨」,從教育、倫理及政治而言,都是幼稚不堪之舉,足見其管治水平之低,實在令中央汗顏、港人心寒。此外,儘管傳統素重仁孝,但亦有「婦人之仁」、「愚忠愚孝」之稱,足見唯論唯辯,真理方可昭昭,大道方能煌煌。況且,既是「大是大非」,又何足禁哉!何足懼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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