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台灣主體性的建構與危機:從二二八到太陽花(二)

2016/4/22 — 13:17

前雲林縣議員蘇東啟(左立抱嬰者)是黨外民主獨立運動先驅,曾要求蔣介石釋放雷震,後因計畫以武力號召台灣獨立而被捕入獄。

前雲林縣議員蘇東啟(左立抱嬰者)是黨外民主獨立運動先驅,曾要求蔣介石釋放雷震,後因計畫以武力號召台灣獨立而被捕入獄。

經過長期「中國化」黨國教育後的’70年代台灣,是個在集體認同上將「台灣」與「中華民國」緊密黏合為一的時代:忠黨愛國成為理想青年的思想基調。繼1970年的保釣熱潮(如今親共的反共青年馬英九亦參與其中)之後,1971年10月25日蔣政權被迫退出聯合國(反諷地發生在「台灣光復節」),使得因為蔣氏「一中」堅持而被冷戰時局國際社會孤立的台灣民眾,卻反而激起更熱烈的「中華民國」悲情愛國狂熱。

1975年蔣介石去世、蔣經國時代來臨,開明專制主義的基調滿足了一般大眾。昔有清末慈禧唯恐維新份子「保中華不保大清」、「漢人興則滿人亡」;今有蔣家唯恐台獨份子「保台灣不保中華民國」、「台灣人興則國民黨亡」。台灣獨立,在反共復國的救國大旗下,成為有毒思想(台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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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民主正常化改革為訴求的野百合學運,更讓台灣政黨政治民主化進程向前邁進一大步,也促成國民黨李登輝及其主流派的掌權。

以民主正常化改革為訴求的野百合學運,更讓台灣政黨政治民主化進程向前邁進一大步,也促成國民黨李登輝及其主流派的掌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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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黨外運動到本土政黨

鎖國造成孤立,進而形成台灣人日後的島國視野。推翻國民黨體制不能是選項,而此間發生的書生式筆戰改革(如陳鼓應、王曉波等《大學》雜誌派主導的校園座談會)雖對學子有所啟蒙,卻也不過流於外省自家人閉門造車的國民黨修正主義──三民主義卻從未在國民黨史中真正實踐過。但即便如此,這些直言不諱的外省知識份子仍被視為黨國叛徒,因而出現諸如「台大哲學系事件」之類的政治清算。相對於此,台灣主體性的真正進一步發展,端賴黃信介、康寧祥、林義雄、施明德等人透過代議選舉制度所推動的「黨外」運動。這場運動啟蒙於蘇東啟等前輩的民主獨立主張,而1977年造就許信良高票當選桃園縣長的「中壢事件」,更讓本土黨外人士走向團結的交會點。

造成平民死亡、警民嚴重衝突的中壢事件,對社會運動亦具有歷史性深度意義[1],是自二二八事件以來,人民首度自發地以集結的肢體衝撞方式,對國家機器進行物理性的直接對抗。可以說,中壢事件是台灣主體運動(包括台獨與民主化運動)在島內、海外全面燃燒的導火線,也是蔣經國繼其父之後,再度全面動員國民黨軍警情治系統(以及幫派)整肅異己的開始。在1978年底台美斷交(中美建交)之後接連發生的美麗島事件(林宅血案)、陳文成事件及江南案中,犧牲者的鮮血開始喚醒了台灣人民久經麻痺的獨立自尊、自我認同與政治意識。

不過,黨外運動的壯大,起於在代議選舉上取得的豐收成果,但也因此將台灣主體運動導向了「政黨化」的發展方向上,而使得台灣社會運動和體制外抗爭從此居於次要的輔助配角地位。在整個’80年代前期以競選為戰略主軸的黨外運動中,不只黨外人士走向均質化與團塊化,反對威權的人民/知識份子的政治參與也因為缺乏選擇(或其他主張的組織不獲注視)而集中地支持黨外政團。同時,在過去由於中華民國戒嚴體制而無立足點發揮的絕對台獨主張,也只能很自然地(其實是不自然地)靠攏到黨外陣營上去。及至1986年民主進步黨成立時(成員幾乎全為黨外舊員),台灣會漸分裂成由政黨形成的二元社會,也就不足為奇了。

一方面,是死忠認同中華民國和中國統一的國民黨支持者,他們與外省族群(包括第二代)或上層資產階級有很高的重疊性。另一方面,則是對國民黨及其中華民國體制持批判或反對立場者,他們多是本省河洛人中下層民眾,有著不同政治光譜,卻由於民主化不成熟的台灣社會趨向二元化(缺乏小眾社會認同),因而只能將主體性的認同寄託在民進黨身上。這其間,雖有游離族群(如客家與原住民),但也多只能在兩者之間移動、選擇立場。其中,創辦《自由時代》、於1989年為捍衛台獨主張與絕對言論自由而拒捕自焚身亡的鄭南榕(外省第二代),可說是跨越族群藩籬的超然中立者,而他的以身殉道,也向世人揭示了台灣獨立的普遍人道價值。

可以說,不是民進黨從一開始便明確主張絕對台獨(指無論兩岸變化都要台獨),而是絕對台獨被迫依附到民進黨身上(至1991年才通過台獨黨綱)。在往後以選舉為導向的台灣政治環境下,一個非民進黨的台獨主張者是難有發展空間的。另外,在認同以現行代議選舉為政治角力場域的共同框架下,民進黨也就必然地承認且支持了國民黨建制的中華民國憲(軍)政體制,而這便無形中強化且鞏固了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合理性。如此的矛盾對於台灣主體運動的不利之處在於,一方面台獨主張的詮釋權被迫由承認中華民國的民進黨掌握,但另一方面台灣主體性的發展卻因此不斷處於缺乏政治合理性的不穩定狀態。

當台灣獨立的實質意義在於推翻中華民國之國名及其體制,而民進黨卻遵循其體制內之管道獲得權力時,台獨,也就註定只能一再淪為意識形態的選舉口號,以及一再延宕的公投和制憲運動(無法在現有憲政體制規則內推翻憲政體制)。台灣人,作為一種政治立場愈加強勢,但其作為一個文化民族的意識,卻在政治狂熱中漸漸消逝了。

美麗島大審的關係人物。左起張俊宏、黃信介、陳菊、姚嘉文、施明德、呂秀蓮、林弘宣。圖片來源:wikipedia

美麗島大審的關係人物。左起張俊宏、黃信介、陳菊、姚嘉文、施明德、呂秀蓮、林弘宣。圖片來源:wikipedia

代表殖民政權的民選總統

經過’80年代肅清台獨、確認中華民國政權穩在的蔣經國在宣佈解嚴、開放黨禁、報禁後去世,而繼起的李登輝一路往民主化改革之路猛進,以一位台灣漢人總統(河洛客家)的身份推動中華民國台灣化。其後在1990年,繼鄭南榕事件之後,以「解散國民大會」等四項民主正常化改革為訴求的野百合學運,更讓台灣代議(政黨)政治民主化進程向前邁進一大步。誠然,野百合學運同步促進了台灣主體運動,然而代議政治民主化不等於社會民主化;民主化運動也不等於台獨運動。在一片民主前景大好的’90年代,台灣獨立的呼聲,卻在選舉以外的政治場域中日漸微弱,最後只能再度退回街頭上去。台灣主體意識被內化到中華民國的國家框架裡去,使得台獨運動政黨化,而人民的政治參與則逐漸選舉化(投票式民主):民主化的中華民國,滿足了多數人維持現狀的需求。

長期鎖國養成的島民思維,讓台灣人民在民主開放後仍遲鈍於世界局勢的變化。自1987年開放赴大陸探親以來,「中華民國」這個意識形態認同亦開始發生了質變,思鄉的(在台美斷交後失去霸權依靠的)國民黨員和許多外省族群,在本土當政的焦慮和中國文化統戰的呼喚下,從反共漸轉為親共。隨著中華民國台灣化的同時,國民黨卻走向中國化,李登輝時代之後的台灣主體意識,其抵抗的對立面逐漸從中華民國轉為彼岸的「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另一方面,解嚴和黑名單的取消,使得海外異議份子紛紛返國,海外台獨勢力與民進黨的合流,徹底改變了台灣主體運動的草根左翼體質。

取得外國國籍融入資本主義社會、早已成為西方(包括日本)資產階級甚至資本家的海外台獨運動者/組織,在挹注大量支持資金的同時,也將蘇聯解體後的後冷戰西方──以美國為軸心──全球化資本主義輸入至民進黨及本島台獨組織中。作為美國全球化政策的延伸格局,台美人的親美立場與資本主義思維,繼作為美國附庸政權的國民黨之後,再度驅使原本就處於西方經濟殖民結構之既得利益位置的台灣漢人社會(屬於事實上的第三世界後殖民社會),自願在主體運動涉及的國際政治中,選擇維持親美的右傾立場。

台灣漢人中產階級社會的中華民國化/親美化/舒適圈化、外省族群的回歸中國化、共產中國走資化之後的對台野心,以及美國刻意將台灣置於未決狀態以箝制中國、獲取最大利益的東亞政策,這四種趨勢導致’90年代台獨運動在政黨選舉取得一連串本土派勝利的樂觀表象下,卻難有決定性進展。在中國飛彈威脅下(台海危機),1996年第一屆總統全民直選仍由代表國民黨的李登輝當選,而代表海外台獨勢力、曾任臺獨聯盟總部主席的民進黨參選人彭明敏,卻以不到李一半票數的巨大差距落敗。這既顯示了多數民眾對明確台獨主張的否定(包含恐懼和背棄),也透露海內外台獨陣營對推動獨立的缺乏決心。

李登輝是第一任台灣人的民選總統,他是中華民國的總統,而之後的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也都是中華民國的總統。當許多人錯覺民進黨總統大選勝利是「選出了台灣總統」、是台獨的勝利之餘,台灣其實未曾從中華民國獨立出來,也未推翻過中華民國體制。作為國家的台灣不曾誕生;作為民族的台灣人(非指種族,包括各族群)也不曾獨立──因為他們彼此的認同不曾統一。

鄭南榕被台灣獨立運動者視為臺灣新聞自由與獨立建國運動的先驅與烈士。圖片來源:wikipedia

鄭南榕被台灣獨立運動者視為臺灣新聞自由與獨立建國運動的先驅與烈士。圖片來源:wikipedia

以人民為主體的台獨運動

‘90年代另一波更重要卻少有人注意的,是海外左翼台獨組織的回歸台灣。不同於資本主義台獨路線,海外左翼台獨份子堅持社會主義的革命路線,認為真正的台獨唯有透過反體制鬥爭和階級解放才能夠實現。這一路線的人士組成的基進台獨政黨和社運團體,可說是2000年民進黨陳水扁執政以後(後李登輝時代),對於在地社會運動以及包括太陽花在內的學生運動,起了最直接啟蒙作用的思想和實踐力量來源。

第三勢力,這個概念在’90年代兩黨政治下的二元社會逐漸形成時,開始被台灣人民認真考慮。當國民黨已無力反共復國、民進黨也無能實現台獨時,當統獨爭議流於台灣化國民黨與本土民進黨之間的投票選擇時,真正的(被)統派與基進的獨派,自然會試圖找尋認同的新出路。諷刺的是,最早從國民黨外省親中派系分裂出來組成的新黨,乃是始於一場失勢的政爭,而其出現所代表的意義非但不是國民黨的民主改革路線,卻恰相反地退化至比蔣介石的堅決反共或孫文的革命精神更為封建的天朝進貢主義。偽裝在左翼政治結盟下的新黨(其號召結盟的中華社民黨、勞動黨、工黨皆為類似早期納粹的激進民族主義統派團體),其內裡卻是在民族主體認同上極端右翼的親中政黨。

言其親中而不言其親「共」,正是有其值得注意、不可混淆之處。無論是新黨(成員多為外省軍政權貴/新貴),或諸如中華社民黨、勞動黨,或「夏潮」派主政時期的工黨,他們都有著和’50至’60年代台灣共產黨(左翼知識份子)的親共立場相去甚遠的右翼心理動機。台灣共產黨的親共,是基於對世界社會主義與民族解放(非民族帝國主義)的人道認同,但新黨和這些虛左實右政黨的親中統一立場,卻並非基於對共產或社會主義為了弱勢階級或民族而鬥爭的人道理想,而是基於類似蘇聯大斯拉夫主義的大中國民族主義崇拜。當然,這樣的轉變也與中國共產黨屬性的轉變有關──從一個革命的人民政權,變質為滿清帝國主義延伸的封建極權殖民帝國,並對回族、藏族等分離運動進行強力鎮壓。這種類似蘇聯在’60年代末對東歐小國民主化運動實施武力鎮壓的帝國式社會主義,正是西方知識份子對傳統左派幻滅而產生新左派的歷史背景。

因此,新黨的崛起,與日後同屬性的親民黨一樣(也是起於外省權貴政爭失勢),不能視為台灣第三勢力的出現──無論就民主改革或台灣主體性發展而言。真正制衡兩黨的第三勢力起源,來自於前述的左翼台獨勢力,其中尤以留日左獨影響最深,而他們的壯大,主要又與台灣左翼知識份子(如夏潮聯合會的陳映真)的親中國化,以及民進黨中產階級化之後的右傾發展有關。

李登輝執政晚期,邁向千禧年的台灣可說是有史以來最有可能實現獨立的年代。一位企圖主張台獨、握有國民黨執政實權的現任總統,準備交棒給即將實現政黨輪替的獨派在野政治明星。民進黨的陳水扁,理應成為台灣獨立建國的首任總統。然而,這一切並未發生,其原因不再是國民黨政權的壓迫、也不是缺乏建國資源,而是台灣漢人中產階級在泡沫經濟致富後變得習於舒適茍安(貪生怕死);作為依賴中產階級票源和海內外資本家資助的政黨,民進黨很自然地不願冒著擔負兩岸開戰責任的風險,而將台獨燙手山芋丟給中華民國缺陷憲法體制下的公投程序。緊接在亞洲金融風暴之後的民進黨執政,並沒有帶來預期的台灣獨立,也沒有為勞動階級帶來期待的社會正義。「八四工時案」的衝突,証明了民進黨已然悖離過去在黨外時代的左派草根色彩,成為一個徹底資本主義化的政黨。

從美麗島事件到野百合學運(同是為了爭取中產階級的政治權利)相隔了十年,但十年後(2000年)面對民進黨執政的反動化,台灣卻並未出現大規模的社會改革運動,其主要原因正在於中產階級對民進黨本土形象的標籤化認同。社會運動的衰退,以及台灣主體運動的停滯不前,乃由於缺乏知識份子的積極參與,因此必須從教育培養做起。左翼台獨團體深知這一點,於是在這樣的時代下,與那些在階級認同、反(中國)殖民認同和國族認同上感到失落的人們合流了。在過去,左翼台獨各自抱持不同理念在街頭單打獨鬥,聚合基層民眾進行教育和實踐鬥爭。他們之所以能夠在民進黨權力光環下,堅持與弱勢者站在一起、推動台灣主體認同的深化,靠的是流亡時期與國際新左翼交流所帶來的啟發。諸如獨立台灣會、建國黨、「群眾之聲」、台灣衝組等,其主要領導成員都受過國際新左翼的影響。

不過,左翼台獨並不曾團結成為聯合陣線,最主要的原因在於鬥爭實踐上出現了路線之爭:到底該先獨後左,還是先左後獨呢?以史明為首的獨台會堅持民族矛盾優先於階級矛盾,只要殖民體制不打倒,階級問題便無法解決。然而,臺灣民族革命黨的朱世紀卻批評史明過於強調民族的壓迫,不但沒有突出階級矛盾,反而掩飾了階級矛盾。這樣的分歧,在1994年底獨台會和新黨的衝突事件裡,史明對武力行動的勸退決策中,可以一窺全豹。[2]

雖然左翼台獨的爭論最後並沒有獲得調和,不過階級革命與民族革命的矛盾性,卻為日後太陽花世代的學運組織,提供了深具啟發的思路,同時他們在’90年代至’00年代所進行的街頭運動,也深耕了台獨作為生命經驗與權力策略的文化種籽。在這裡,台灣主體運動找到了它真正的血肉之軀:島嶼的土地與在此生活的人民。

高齡98歲的史明(施朝輝)一生致力於體制外的左翼台獨運動,主張民族矛盾優先於階級矛盾。

高齡98歲的史明(施朝輝)一生致力於體制外的左翼台獨運動,主張民族矛盾優先於階級矛盾。

本土政權下的台灣認同:民主與民粹之間

陳水扁執政時期的相對開明與普獲本土草根認同,導致社會運動進入衰退期。另一方面,雖然未能完成建國,但本土執政所握有的體制資源與權力,卻也讓台灣主體運動堂而皇之地走進社會生活、文化經驗和學術領域中。台灣研究成為顯學,獨立的合理性不只是在政治上,也在歷史、地緣空間、文學與哲學上,開始了一連串的系統性建構工程。這些打造台灣本質論神話的意識形態運動,一方面在台灣主體論述的形成上有其功勞,但另一方面卻也掩蓋了台灣社會資源分配不均,以及殖民境遇尚未解除的現實問題。尤其,台灣研究也在去中國化(卻變質為去漢化)的政治需求指導下,產生了人類學形式的偏執路線:南島台獨論述。

彭明敏有句名言:「文化認同不等於政治認同;民族認同不等於國家認同。」[3]這句話,顯然是對台灣漢人呼喊的。然而,南島台獨論述卻將文化與政治、民族與國家結結實實等同起來。一方面,這些學者將中國(一個產生自滿清化概念的政治體)等同於漢人/漢文化;另一方面,他們認定為了讓台獨擁有民族/文化合理性,就必須去中國化(其實未必),而去中國化就當然等於去漢化[4]。為了對抗中國的民族主義文化統戰,陳水扁時代的獨派學者致力於建構一套排除外省移住民的南島學說,從歷史、民族與文化層面,徹底抹去台灣漢人的主體性(儘管漢人並不抹拭其他族群的主體性),另建一套「完全」以南島原住民為主體的台灣論述。且不論這樣的論述在科學上是否有足夠證據成立,然將較易實現的政治台獨戰場延伸至文化台獨,本是落入中國邏輯圈套、與之共舞的多此一舉。同時,將台灣漢人住民均質地定義為「平埔族漢化」(而非漢族平埔化),亦似是為了掩藏漢人曾是殖民者的不義歷史,而進行的同化、隱身策略(將民族等同種族)。這既剝奪、消費了原住民身份認同的獨立性,更不利於面對滿洲化中國的自命正統時,台灣漢族伸張漢文化純正價值、戳穿中國文化山寨內容的先機。[5]

平心而論,陳水扁時代的台灣主體運動有其進展,如果今日我們說它是失敗的,那是因為它本應更為成功。政治層面未能實現獨立、社會層面未能化解貧富矛盾,以及文化層面未能建立普遍而接受差異的台灣認同,失去理想色彩的陳水扁,被親中政敵塑造成濫權貪腐的資產階級,因而釀成象徵中國政治入侵的紅衫軍事件,最後落得黯然下台、遭起訴入獄的結局──台灣人民,只能冷眼接受。

紅衫軍事件同時透露了外省及客家知識份子在社會參與上遭受本土主義邊緣化之後,對台獨與民進黨的失望、放棄,以及他們在政治上轉向反動與親中的宣示。諸如侯孝賢(外省)、羅大佑(客家)等曾在’90年代對本土化運動做出貢獻的文化界人士,在「本土化」變質為本土政權用以虛構國族排他意識的民粹主義之後,便被迫轉而投向另一種虛構的大中國認同。而這,不過是台灣人四百年來不斷重蹈覆轍的悲哀。

 

[1] 陳芳明,《鞭傷之島》(台北:自立報系文化出版部,1989),頁50。

[2] 參見:吳明時,〈一九九0年代的基層臺獨運動--一個社會運動的觀點〉,《國史館學術集刊》,第4期(臺北:國史館,2004年9月),頁248-49。

[3] 彭明敏,《彭明敏看台灣》(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94),頁36。

[4] 回顧清治時代的台灣反清運動,就能知悉中國與漢民族/漢文化非但不等同,而且是兩個在歷史上對立的概念。

[5] 參見:久遠,〈臺灣人為什麼必須向日本人學習日本傳統〉2016年4月15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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