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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三一八學運」五週年的台港社運反思

2019/3/27 — 17:56

2014 年先後爆發的台灣 318 學運(圖左)、香港雨傘運動(圖右)(資料圖片)

2014 年先後爆發的台灣 318 學運(圖左)、香港雨傘運動(圖右)(資料圖片)

【文:蘇查哈爾燦】

五年前的這天,一群台灣大學生夜闖立法院,要求當局退回《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因協議被指會損害台灣經濟和民主權利,加之當時執政的國民黨跳過逐條審查直接送立法院存查的的行為有違「程序公義」,爆發的佔領運動持續了整整 24 天,最後以服貿協議被推遲,學生退出議場結束。

這一場被稱為台灣自八十年代以來最大的「公民不服從」運動,讓執政的國民黨在 2014、2016 兩場選舉遭遇巨大挫敗,「白色力量」柯文哲破土而出,第三勢力政黨相繼出現,台灣政壇也開啟新的政黨輪替。同一年,相隔而望的香港亦爆發了香港史上最大的一場爭取真普選、反對假民主的「公民抗命」運動,市民和學生佔領多個鬧市中心 79 日之久,最終被警方強力清場,民主未果,香港的本土和獨立運動隨之冒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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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兩場社運,當我們以結果論英雄 — 從訴求是否實現角度而言,兩場運動都可謂失敗。「三一八學運」由「退回服貿、重啟談判」的最初訴求讓步為「先立法、再審查」— 要求政府訂立《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後再來具體審查「服貿協議」。不料恰被政府利用,馬政府屬意通過行政院的版本的監督條例而非民間版本,將原本民間反對的黑箱行政程序合法化。當政府承諾會優先立法,推遲服貿協議,佔領立法院的團隊便開始籌備退場。在這個過程中,「退回服貿」被國民黨曲解為退回內政委員會,民進黨亦將其理解為退回行政院,與民間要求將服貿協議退回中國的訴求背道而馳。最終,協議擱置而未被真正退回,當局亦未跟中共重啟談判。伴隨著「轉守為攻、出關播種」的聲明學運和平收尾。

這邊廂,香港「重奪公民廣場」一役,學聯和學民領袖遭政府粗暴拘留引發社會反彈,大批市民集結金鐘聲援學生,政府殘酷使用 87 顆催淚彈,不但沒有驅走市民,反而讓更多的人勇赴前線,自發佔領港島、九龍、新界各地馬路,由學運發展為一場全民參與的民主運動。佔領的主要訴求即要求梁振英下台、撤回人大「八三一」決定、實行「公民提名」一人一票的真普選。政府試圖與學聯對話無果,梁振英亦表示不會辭職之時,學聯弱化訴求,提出四點要求:「一、梁振英失信於民,已無管治威信。二、學生和政府的對話,政改是唯一議題。三、確立平等權利,實行真普選、真民主。四、在一國兩制框架下,香港問題,香港解決;政治問題,政治解決。」可以看到,「梁振英下台」和「公民提名」等具體的訴求被模糊化,學聯並未意識到聲明發出後市民會迷茫繼續佔領要達到的目的是什麼。隨後「佔中三子」的多次出現,提出復課甚至自首的倡議,泛民害怕佔領走向激進激怒中共,學民思潮「公民提名、必不可少」的訴求也開始動搖,全民佔領變成抗爭者與權力的此消彼長的游擊戰。政府藉此反撲,警察暴力攻擊和平示威的市民,最終全面清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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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場運動,一場聚焦於台灣立法院,由中心輻射「圍攻」各地國民黨黨部,以施壓政府收回服貿協議,維護台灣的程序公義和命運自主,一場是「去中心化」的自發式的非暴力抗爭,以期實現真普選和民主自決。二者起點有所不同:前者是借民主以保衛家園、伸張程序公義、捍衛民主價值,後者是在趨向成熟的公民社會裡反對有篩選的假民主方案、爭取進步的政制改變。成功與否的關鍵基於抗爭對象的本質 — 國民黨作為暫時的執政黨,是民主制度的產物,在程序上並不反民主;而共產黨抑或共產黨欽點的香港政府,不由人民授權產生,更借強力打壓民眾訴求,甚至可以做到秋後算賬,本質是反民主的。由此發展的台灣社運,第三勢力加入到政治版圖之中,蔡英文時代不符合民眾期待的治國策略引發地區選舉的再度輪替,出身國民黨卻不帶國民黨色彩的韓國瑜新風吹起,台灣的兩黨政治衰敗沉淪。相比之下香港的傘後命運略顯不堪、民主之路尤為艱辛,長久的土地房屋問題未決讓港人無心多問政治,威權步步緊逼從立法會選民提名滲透到鄉村長基層選舉,所到之處無不 DQ 異見者,甚至把殖民時代用以對付黑社會的《社團條例》取締寥寥幾人的香港民族黨,立法會民選議席幾度丟失,傘後本土和獨立組織夭折繈褓之中。

但我們若不以結果論成敗,而是從運動的發展與影響來回看事件的開端,歷史仿佛變得迷人起來。兩場運動都激發了社會的第三勢力,即打破傳統的政治對立。在「退回服貿」的解釋上藍綠各有不同,然民眾較為統一的訴求卻是將協議直接退回中國,只有這樣才稱得上是真正「退回」,並由此產生了時代力量、社會民主黨等黨團。同樣在香港,建制團體組織各種集會來「反佔中」,泛民陣營亦害怕行動過激得罪中央,此時注重本土、切割大中華情結的熱血公民、普羅政治學苑、香港民族黨等本土組織崛起甚至開始在立法機構佔有議席。

「太陽花」是在成熟民主體制裡出現的,它不需要打破舊的秩序建立一套新的制度性的東西,多元和分歧已經是台灣社會的常態,遊行或者示威是台灣確認民主價值和機制的手段。「三一八學運」的出現,緣在馬英九政府違背了社會的民主共識,警察的暴力亦被視為歷史的倒退,才讓 50 萬人走上街頭。所以當服貿協議暫緩,《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訂立,似乎就已經滿足了學生和民眾的訴求,學生理應撤場。然而學運就這樣結束了嗎?並沒有,「太陽花」中止了陸台服貿協議的黑箱訂立,讓民眾發現原來自以為穩固的民主制度也需要自我修復,而社會恰恰能夠提供這樣一個可能。也就是當政府違法,又無其他的方法來防止政府違法進一步擴大的時候,人民無論闖入立法院或行政院,都是基於「公民不服從」和保護人權的觀念下進行的正當防衛,民選政府不可以為所欲為鎮壓一場社會正義(所謂「正義」即民主國家統治的正當性必須建立在對人民自由生活的保障之上)的運動。但是需要明確的一點是,學生也好、群眾也好,佔領國會並不能解散國會,更不能代替執政者解決社會分歧。推動和鞏固制度完善,是「三一八學運」的最大意義所在。而後民眾對自我身份認同的不斷強化、以至發展到公投議案,都稱得上是「三一八學運」的「寶貴遺產」。

雨傘運動後最重要的關鍵詞莫過於「本土」、「自決」和「命運自主」,這是傘運散播的種子,可以看到這與傘運的訴求已經是兩個方向 — 當我們佔領在市區街道,口中喊出的是「梁振英下台」、「撤回八三一」、「還我真普選」之類口號,這是在要求中央可以允許香港人自行選舉自己的特首,而不經過任何篩選,希望中央踐行《基本法》關於普選的承諾,是在梁振英執政無能、只做北京「舔狗」的基礎上對中共一種懇求式的表態,傘運成功之處 — 強大的自發性正是有共同的民主理念可以凝聚人。市民在體制內尋求變革,是相信中共會屈服於民意、會信守承諾、以法治為依歸,然而政府的一再漠視、假裝對話、面對手無寸鐵和平示威的市民拋出87枚催淚彈、甚至一度意欲開槍,讓香港人打破體制內爭取民主的幻想。這時的傘運,已經不是單純的要求政制變革,而是香港人思考 2047、思考「我城」的未來會如何:害怕黑雲壓城,才會有「風雨中抱緊自由」的吶喊;打破請願文化,才能喚醒每個身為香港人的責任。所以傘運由始至終並不需要大台和所謂領袖,傘運開啟了公民討論自身命運和城市前途的道路,亦成為香港人追求自身解放的開端。

台灣的「三一八」抗爭,50 萬人視暴力鎮壓為倒退、為了捍衛體制走出來,香港「雨傘運動」超過 120 萬民眾佔領全港各區為的是打破體制,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很難說兩場政治運動不是一個平行時空下的公民默契,但可以確定的是,兩場運動都源自多個社會矛盾的積壓,而在一種力量對本土價值的直接侵蝕下集中爆發。在台灣是以反媒體壟斷、大埔強拆與興起的工人運動為社會準備,最終馬、江政府與中國簽訂黑箱協議及強闖立法院的反民主程序引爆「太陽花」;香港亦以反國教、反新界東北開發、貨櫃工人罷工等社運為基礎,加之長久未解的房屋土地問題和經濟的滯緩發展,在梁振英政府的獨斷專行、無視民意、中央直接違背政治承諾下,公民抗命運動遍地開花。對於台灣來說,行政權力的擴張是否會擠壓公共政策和個體自由,台灣人尤為在意,「三一八」正正提醒台灣,轉型正義和民主化的過程仍是未竟之功。公民如何參與到制度的設計,而不是僅僅靠簡單有力的二分口號就可以實現,台灣未來可能會有更加豐富的想象。而香港在不想碰政治的情況下,政治卻主動找上門來。獨裁者包裝出的「假民主」讓香港人對自我身份的認同更加確定,反民主勢力激發出的公民力量如何在重重打擊下持續生長,似乎又是一場鏖戰。

台灣可以從社運過渡到政治,而香港在從社運過渡到政治的時候出現了重重阻礙。身處立法會的議員可以因宣誓時的政治表態被解讀為「不真誠不莊嚴」而被褫奪民選身份,議會門外正待參選的候選人可以因政府設置的一官半職進行「政治審查」而失去基本參選權,「港獨」被打成黑社會,「自決」被等同於「港獨」,一波波社運青年成為政治犯被送入監牢,異議人士被禁入境,藝術創作被強力干涉……香港人似乎不太高呼「真普選」了,而是連已有的自由也節節敗退。這是香港人的「民主苦旅」— 就像兩場運動不可預知地發生一樣,雨傘播下的種很難突然開花,但今日的意見隨時可能變成明日的主流,未來可期,可以看到香港民間仍然藏龍臥虎,香港人仍在耕種。

社運的反思,在不斷置身運動之中,讓發生的畫面和思考一次次對沖。台港兩地政府醜陋贏得戰役的勝利,背後的獨裁者卻毫髮無傷,可能會讓人失望。但民權在我,勇敢的爭取議題,相信民眾的理性判斷,會在社會各個角落引發共鳴從而「一隅激起千層浪」,獨裁者忽略民意甚至壓制民意的結果只可能是民意被再一次地帶上街頭,一次次運動促成的反思與價值選擇的演變,終會促成不合時宜的體制變革。在台灣政制走向穩定,香港「五十年不變」大限行將過半的時間點上,兩場運動的反思與沉澱會讓台港兩地的未來充滿諸多可能。

 

作者自我簡介:公民社會關注者、獨立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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