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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李慧玲發律師信】梁振英覆《立場》:古今中外皆有誹謗法 屬官員保護自己及家人權利

2018/7/23 — 16:25

《立場新聞》上周得悉前行政長官梁振英,向時事評論員李慧玲提出誹謗指控後,透過前任行政長官辦公室向梁振英提問,梁振英今日其facebook回應指,「古今中外皆有誹謗法」,而基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官員有「依法保護自己和家人聲譽權利」,而包括傳媒人和立法議員,在撰文發聲涉及他人聲譽時「有依據事實、考究事實的責任。」

《立場新聞》當天以書面提問,「梁先生認為李小姐如何誹謗他」;以及「梁先生有否擔心給予外界形象,他是一個經常使用法律手段震懾對自己不利言論(編按:的前任官員)?」針對第一項提問,梁振英的回覆指「李慧玲在6月28日的《左右大局》由於揑造事實(並非評論)觸犯民事和刑事誹謗,我要求她更正和道歉,目前還未到起訴的地步。至於誹謗內容,雖然D100已經將有關節目的視頻從YouTube下架,但相信你可以從其他渠道找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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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誹謗法成文於17世紀

至於第二項提問,《立場新聞》相信梁振英回覆的一段已作回應:「古今中外皆有誹謗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官員有依法保護自己和家人聲譽的權利,所有人包括傳媒人和立法會議員撰文發聲涉及他人聲譽時有依據事實、考究事實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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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談古今中外;翻查資料,雖然古羅馬甚至古英格蘭,都對人誣蔑他人有相當懲罰,但具系統的誹謗法律在17世紀的英格蘭及英殖北美殖民地才出現。1735年仍屬英國殖民地的紐約,法院陪審團判處《The New York Weekly Journal》記者John Peter Zenger,煽動性誹謗紐約總督William Cosby罪名不成立,原因是文章臚列的都是事實。

另一個重要的法律原則是在New York Times Co. Vs Sullivan案(1964)一案中確立。美國最高法院駁回阿拉巴馬州法院裁定《紐約時報》誹謗罪名成立的判決,案件的詳情是該報出版批評亞拉巴馬州官員虐待學生行動者的廣告,而報道當中《紐約時報》確有部份內容是虛假的。但最高法院仍然判《紐約時報》勝訴,法官認為要達致誹謗政府官員罪成,控方必須證明被告真實的惡意(actual malice),具體的定義為「明知而魯莽地無視真相」。

至於中國歷史上的誹謗,根據論政刊物《炎黃春秋》網站,刊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侯宜杰《讓人誹謗的「誹謗木」》一文,指出相傳堯舜之時,就在交通要道和朝廷上豎立『誹謗木』了。如《淮南子‧主術訓》:「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後漢書·楊震傳》:「臣聞堯舜之時,諫鼓謗木,立之於朝。」謗木、誹謗木,亦即華表木。今日天安門廣場門樓外就有一對。對於誹謗木的作用,侯宜杰如是說:「他們設立『誹謗木』的意圖,就是讓天下百姓都能在上面書寫諫言,指責批評政治過失,以便聽取百姓的聲音,改正自己的過錯,治理好國家。」

古代中國誹謗即納諌言

所以在秦以前,誹謗在古代中國並非犯法,但在秦始皇統一中國後,他不僅焚書,還規定了「妄言」、「誹謗」的罪名。始皇35年(公元前212年),侯生、盧生說了秦始皇的壞話,秦始皇就是以「誹謗」之名調查在咸陽的知識分子,自此成「坑儒」案,立下了「誹謗者族」的法令。次年,天空降下一塊隕石,有人在其上刻了「始皇帝死而後分」幾個字,由於沒有抓到刻字的人,秦始皇竟以誹謗罪把在隕石旁居住的人全部殺死。作者這樣評價因誹謗而大動殺機的秦始皇:「正因如此暴虐,他統一之後十幾年,秦王朝就被人民起義的烽火焚燒得灰飛煙滅。」誹謗罪後來直至漢文帝時廢除,但到漢武帝又恢復。自此歷朝都有過保留存廢。

侯宜杰因此在文末最後一段如此說:「由此可見,對『誹謗』如何理解,如何處置,完全取決於皇帝是何等人物。賢明者真心以民為本,就以舜立『誹謗木』為榜樣,從用心良好去理解官員和百姓對政治過失的指責批評,讓人民充分表達意見,暢所欲言,以便認真傾聽不同聲音,深刻反省自己,及時改正錯誤;即使說得不符合事實,亦不以為有罪。

若是暴君昏君或疑忌心極重者,只知維護一己私利,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一見有人指責批評,不看講的是不是事實,有沒有道理,『不目之為奸為邪為浮薄,必詈之為讒為謗為小人』,認為故意造謠污蔑,惡意中傷,居心叵測,濫用暴力予以嚴厲禁止和鎮壓,以鉗天下之口。」

內地學者也批評誹謗法過時

回說本港的誹謗法律,不少學者都曾批評條例過時,而且對言論自由的保障不足。曾經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新華社香港分社,以及香港《文匯報》工作,曾經著有《中國內地與香港媒體誹謗問題比較研究》一書,以及在不同新聞學術期刊發表過7篇涉及誹謗研究文章的現任南京大學新聞學院教授白淨,2011年聯同樹仁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前教授魏永征,共同發表《英國修改誹謗法對香港的影響》一文,文末如是說:「本港《誹謗條例》制定於19世紀,歷年雖有補充修訂,但是英國1996年修改《誹謗法》,由於翌年香港即回歸中國,其主要精神並未引入香港,所以香港《誹謗條例》已顯得相當陳舊。例如香港《誹謗條例》沒有關於「無辜傳播」的內容,1996年以後香港仍有案例顯示,印刷商等還是有可能成為誹謗案的被告並須對有關誹謗言辭負責。」

兩位學者指英美法系地區發展成文法已經成為普遍的趨勢,他們認為香港的誹謗法也應該與時俱進,修訂陳舊的《誹謗條例》,而英國的修法精神可以作為主要參考,兼考慮本港的實際情況。

從最客觀的數字分析,現存於《香港法例》第21章《誹謗條例》中的29項條文中,一條是比照1792年的英國法例,另外有16條是比照1800年後、1900年前的英國法律。另外有大約16項修訂,是在上世紀60年代修訂增補,例如較為人所知的「公允評論」條款。

英美澳誹謗法有「公眾利益」概念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張善喻早前接受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人權》雜誌訪問,談及誹謗與言論自由時,回應包括梁振英曾向報章、時事評論員及立法會議員發律師信,甚至就誹謗入稟法院事件。她指「香港一直有這個問題」。張善喻解釋,政府、政治或公眾人物狀告不同的人誹謗,務求令其不再批評他們,外國稱之為政治性誹謗(political libel)。她指不同國家有不同法律準則。例如在美國誹謗案例,公眾人物有較重舉證責任,一定要證明言論屬惡意虛假(malicious falsehood),自從有了這個準則,美國少了許多由公眾或政治人物狀告誹謗的案件。又如澳洲亦修改法例,如果討論涉及公眾利益,可成為抗辯理由,相對鼓勵公眾討論政治或社會議題。

而2013年英國亦修訂誹謗法,若討論範圍涉及公眾利益,屬抗辯理由。由此可見,許多普通法國家既有民主政府,法例亦保障言論自由,尤其批評政府和政治人物的自由。反觀香港沒有民主選舉及缺乏政治問責,更需要討論改善誹謗法。

《立場新聞》正聯絡張善喻,希望評論梁振英的回應,現仍在靜候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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