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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權、 相權與公民

2015/2/28 — 6:04

【文:Messenger】

余英時曾在《君尊臣卑之下的君權與相權》一文中論及中國的政治傳統,或曰道統。自辛亥革命以降,兩岸四地華人政府已成就了不同程度的革命。

余氏認為君權是非理性的,無邊際的,其來源是不可懷疑的,事實上只能以武力取得,以武力維持。但自秦統一後,為了管理龐大的帝國,必須有大量的家臣以維持,其左右手,百官之首,宰相便成為這個官僚體系的代表和權力的實體。余氏引出,相對於君權天下我有的非理性,官僚體系自身必然有理性化,為民請命的傾向。這是因為其選拔人才,行政措施必須保持一致,也必須直面其服務對象,所以相權或曰官統的理性特質會對君權有一定的制衡作用。余氏引英國作例,指在西方,同樣過程也可見到,加上憲章對王權的限制,完善了由家臣到公僕的轉化。可是在中國,相權面對的是非理性、無限制,「反智」(余氏有另文專述帝制的反智傳統)的君權。當相權理性化,要求更清晰的界線,與皇帝分享權力時,皇帝便會廢相另立,所以相權在歷史上以多種名目出現,近代尤甚:中書省、樞密院、軍機處、宦官干政⋯⋯ 另一方面,帝國之大,中央官員派駐地方多不熟路,以致必須與陀地土豪合作,也是官員多數無甚建樹,以後腐化的其中一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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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權之無窮,致使理性官僚不能出現,事實上不如托克維爾在法國大革命前觀察到的帝國體制。而一個理性有效的官僚體制,才可確保革命之後可以實行民主憲政。那,今日的兩岸四地政府呢?

大陸共產攻權只是革了「家天下」的命,權力來源完全没有理性的解釋,一樣不容置疑。以武力得天下後,君尊臣卑,君權對臣民要求的反智絲毫没變。所以君權惟一的變化是紅色血統之間的鬥爭更常態化,持續化,那不啻為中國政治中黑社會傳統的表現。至於官統,相對地說是比以往理性化了,但分別不大,比起以下三個政府簡直無理得可笑。君權的反智,深入人心的貪腐,仍是窒礙著官僚理性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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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和香港一樣,其官統乃係從英國人借來的,在李光耀領導下,官僚理性化成績斐然。而新加坡之君統,理論上(注意!理論上!)也完全實現還政於民。如沈旭暉言: 「理論上,只要新加坡人選出反對黨,確是可以在一夜之間改變執政黨的。」不得不佩服李氏王朝運用權術之精妙,儘管新國人於政治參與限制之多之不合理,他們仍是很願意活在實際上的獨裁統治之下,只要那是一個明君。而且,新加坡之官民互動有一特點,「投票給反對黨⋯⋯『他們不能變天,但要有能力給予政府壓力。』政府明白了這樣的訊息,回應民意也頗為迅速,因為始終是一黨獨大,只要決定了,政策可以變得很快。例如上次選舉對新移民顯示的不滿,就立刻反映在新政上,移民政策幾乎是霎時間收緊。」這不失為官僚理性化的極致。余氏指以往皇帝只有法家的權和勢,没有客觀理性的法。新加坡可說是權、法、勢三者俱備的de facto 現代獨裁國家。

台灣民國政府實現了完全的道統改革,當然,統治者的權力來源真正可以解釋,已經是辛亥革命一個多甲子之後的事了。而官統的行政機關制度上承國民政府,運作良好,可以與香港新加坡比。台灣的例子告訴我們,經過公民的爭取,君權作為國家的實體是可以實現回到民間的,官僚系統的理性運作,也可以在這背景下實現。

香港擁有英人留下的現代化官僚系統,在港督以征服者之姿來攬君權時,一直都扮演回應民情,穏定社會的關鍵角色。其建立是因應著一次又一次殖民者回應民間須要,洪青田稱之為香港的拿來主義。回歸後,天朝派來特使欲獨攬大權,背後思維正是傳統中非理性的君權擴張。十七年來文官系統(包括三權)都扮演著余氏所講的抗衡作用。但多年來發展天水圍失敗,年年基建超支,水貨問題視若無睹,只打壓而不管理小販⋯⋯在在說明文官的理性傳統在反智的領導下没有多大保障。歷史會否重演?香港沈淪之日,會見到特首的君權擴張至無理性力量制衡,人民活在虛無的權力意志之下。

當然,余文未有提到公民在兩權相爭之中的作用,「二千年未有之變局」還有公民覺醒的世界潮流。把人民的政治權力循制度確立。故民主須要客觀的制度去把持,而維持文官制度的最大保障,在於君統完全理性化,使統治者權力來源於人民。到今日華人地區只有台灣成功實現還政於民。作為推動歷史的公民力量,香港還只是剛剛起步,面對的是一個更龐大的天朝政權。香港有從傳統宗族社會過渡到現代公民生活的條件。普選是實現君統民主化的契機。但不要以為没有清晰權力來源的人大決定可以帶領完成這個改革。「憑藉著傳統中非理性的力量來從事現代化的變革,其結果只有使傳統與現代距離越來越遠。」

民主路還遠,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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