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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別「民主回歸」,迎來……

2015/2/19 — 4:26

現階段以新生代為主力的民主運動,一方面,反映了以功能界別為代表的「民粹威權」vs.「普及民主」的鬥爭;但另一方面,亦存在更深層次上的「右翼民粹/虛擬自由主義」vs.「普世價值」的鬥爭。假如只知前者而不知後者,只知選舉爭議而不知其社會文化矛盾根源,則難保日後出現真普選也好、假普選也好,皆只是一種虛有其表的裝飾物,仍很可能重蹈威瑪時代的覆轍。

本文為〈Cover Story — 閱讀佔領〉專題之「民主的斑駁」篇章。另看《號外》BOOK REVIEW 專頁之其他專題文章。

【文:鄒崇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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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乜又係中大政政嘅?佢就梗係嶺南文研㗎!」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及行政學系,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這兩個學系近年變得家喻戶曉,不用說別的,就連處理示威的前線警員也暸如指掌。也難怪一眾香港「進步」中學生,無不爭相以考入這兩個學系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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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嶽,蔡子強,許寶強,羅永生。

由此,四個人的名字突然閃進我的腦袋。細想,他們到底有什麼共通之處?

夾在中間的一代的冷峻目光

首先,他們和我一樣,都是出生於1960年代末的香港中生代。1980年代香港民主運動冒現,應算是這一代人的成長印記,但就算到了「八九六四」的時候,我們仍只是以學生的身份參與。因此待得群眾動員的勢頭一過,民主派大佬們盡皆退卻到選舉政治的建制遊戲中,我們最多亦只能跟在後面陪跑!時光飛逝,一轉眼已是十四年後「零三七一」,相對於嶄露頭角的新生代,我們又未免顯得老成持重了!

或許正是屬於「夾在中間的一代」,令這些人看待香港的民主運動,有著與別不同的一種冷峻目光。

其次,他們和我一樣,都是香港中文大學畢業的,並且在學時期已熱衷社會事務,但都像莊梅岩描繪的《教授》那樣,最終都在教席上安身立命。馬嶽和蔡子強回到中大政政,更偏向傳統政治學;相比之下,許寶強和羅永生則去了嶺南文研,但與其說是文化研究,不如說是政治經濟學的——粗略而言,他們喜歡將政治放在更大的社會經濟脈絡中理解。

我其實不太知道,他們在課堂上都教些什麼,會令一眾青年人趨之若騖;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們所代表著一些主要的政治論述。

一轉眼又再過了十一年,今年剛好是「六四」廿五周年,「佔中」總難免令人想起「六四」,彷彿解放軍像開進天安門一樣,隨時都會開進干諾道中似的。我們,在日夜堅守金鐘的大學生身上,彷彿都能看見當年自己的年輕身影。

然而,「六四」和「佔中」的分野還是明顯不過的,廿五年前大家每天盯著電視畫面,時刻關注著天安門發生的一切,「血濃於水」仍是當年的主流價值;而作為「零三七一」塑造出來的一代,身上卻烙印著對香港文化身分的重認。但在十一年間,這又逐步歪變成一種對內地人的抗拒,甚至是對「一國兩制」、民族身分抗拒的右翼排外思潮。相對於傳統民主派過氣單調的組織模式,新生代又借助社交網絡的威力,迸發出驚人的動員效果,但同時亦為運動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

除了「六四」在規模上可以相提並論,「佔中」動員早已遠超三十年來香港所有的民主運動,這對上一代來說難免匪疑所思。到底「佔中」的超級龐大群眾基礎從何以來?

顯然易見,「佔中」參與者絕不乏中產專業人士,其實大部分皆在現存功能界別選舉體制中有投票權,甚至可以參與選特首的選委會/將來的提委會遊戲;但偏偏正是這個為中產專業度身定造的制度,卻早已滿足不了這些既得利益的一份子?而追求所謂的「真普選,無籂選」,還不就是力圖擺脫功能界別/提委的「籂選」?馬嶽其在新作《港式法團主義——功能界別25年》中,對功能界別這個香港獨有的怪胎,進行了歴來僅有的學術探討。

《港式法團主義——功能界別25年》、《告別犬儒》、《殖民家國外》的啟示

有趣的是,書中特別提到歷史上相近的法團主義體制,乃是出現於墨索里尼時期的意大利;「面對大蕭條的經濟困境和社會主義力量的威脅,一戰後的多黨民主政府未能提供強力的國家領導時,人民和不同的政治力量便容易對多黨民主制失望,繼而接受一種可令國家強力介入的社會管理和政治模式,冀望強勢的政治領導可以恢復社會和政治秩序,由上而下的管理社會,因此逐漸接受右翼強人政治……其後,不少歐洲和拉丁美洲國家仿效這種模式,令法團主義蒙上法西斯主義的色彩。」尤記得早在十多年前,蔡子強亦曾用「民粹威權主義」來形容董建華的所謂「強政勵治」;到了今天的梁振英,何嘗不是仍沉醉在這種法西斯傾向的右翼強人夢中?

這難免讓人聯想到許寶強的《告別犬儒》系列舊作,副題正是「香港自由主義的危機 」(2)。 許寶強和文研的同袍馬國明,四年前都參與了陳健民引發的、那場不大不小的「威瑪時代」辯論。許寶強當時便借用馬庫色(Herbert Marcuse)指出,納粹主義的精神面貌包括兩個層面:第一是講求「務實」, 第二是建立「迷思」。「表現出來的特徵,包括強調「係咁㗎啦、好出奇呀」(matter-of-factness)式的犬儒主義;不擇手段,只求效率、速度、技巧以獲取當下的物質利益;鼓吹種族優越和「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反對平等自由等普世價值;追逐科技和機械化的工具理性等。」

我們談到當下香港的民粹主義,或會首先聯想起本土派的右翼排外思潮,但打著自由主義旗號的右翼強人政治,民粹主義本質其實亦是一脈相承的。許寶強的獨到之處在於指出,新自由主義同是經由民粹方法打造的:「以「福利主義」、「新移民」、「綜援懶人」等空洞能指作為共同的敵人,創造出「人民大眾」(以本土的中產價值作為想像基礎)和他的「對立小眾」(「新移民」、「綜援懶人」和政府的「福利主義」),例如說推行最低工資等同吃「大鑊飯」和富「社會主義色彩」,嘗試觸動港人恐共的情緒,以至激發對外部的他者(如「新移民」) 的妒恨情感,並據此把人民大眾內部紛雜的要求,化作為對 「大市場、小政府」和「放任不干預」的民粹訴求。」

羅永生則在新作《殖民家國外》(2) 中,把這種港式的自由主義稱為「虛擬自由主義」。他指出此乃港英殖民統治所遺下的產物,並成功吸納了尤其是民主派的反抗力量。香港回歸前後「沒民主有自由」的自由,實是虛擬而非實質。英政府在晚殖民的「虛擬自由主義計劃」,在不觸動港英權力基礎前提下,施予香港人有表飾而無實權的自由;回歸後建築在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虛擬自由,也一直被由中產主導的傳統泛民半假當真地收貨,令管治階層成功把反抗力量預先包納並將其力度消彌。

儘管傳統泛民的背景也有差異,但基本上皆源於1980年代的「民主回歸」想像,相信「民主」和「回歸」可以產生良性互動;但在8月29日人大決議後,主流民意已不再相信兩者兼容的任何可能。「佔中」與其說是新生代的「民主醒覺」,同樣也可說是「民主回歸夢醒」。正如羅永生最近亦寫道:「沒有了普選議題,民主派便無任何組成反對陣營的基礎。民主派可以一夜瓦解……事實上,北京向泛民招降納叛的政策,已經擺在桌面上。只是佔中運動出人意表的成功,成了北京統戰的攔路虎。」

羅永生又說:「正因為(廣義的)『反佔中』為香港人赤裸裸地呈現出那麼完整的一幅「後民主回歸」(意味民主回歸幻象正式瓦解和終結)的香港生活走勢圖像——那麼真實的《1984》、《動物農莊》;那麼平常的人人過關、層層表態;那麼慣見的群眾鬥群眾,那麼精妙而無處可逃的語言偽術,卡夫卡式夢魘;那洶湧撲面的犬儒、認命與「反動」;那四處可聞的封建腐臭。這正是時候,我們不應單去思考佔中是怎麼一回事,也要思量『佔中之後』是怎麼的一回事?」

通過上述幾位中生代學者的洞見,其實我無非想藉此指出,現階段以新生代為主力的民主運動,一方面,反映了以功能界別為代表的「民粹威權」vs.「普及民主」的鬥爭;但另一方面,亦存在更深層次上的「右翼民粹/虛擬自由主義」vs.「普世價值」的鬥爭。假如只知前者而不知後者,只知選舉爭議而不知其社會文化矛盾根源,則難保日後出現真普選也好、假普選也好,皆只是一種虛有其表的裝飾物,仍很可能重蹈威瑪時代的覆轍。沒有普選萬萬不能,但有普選也不是萬能,是為對「佔中之後」的一點省思。

 

延伸閱讀:

林匡正《香港抗爭運動史挫敗的三十年剖析》(2014)
2013年度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香港民族論》(2014)
孔誥烽《少年香港:天朝帝國下本土主體的成長》(2014)
韓江雪、鄒崇銘《香港的鬱悶》(2006)
韓江雪、鄒崇銘等《80前後:超越世代、社運與論述的想像》(2010)

鄒崇銘 於香港理工大學任教及就讀博士,著有《香港的鬱悶》、《80前後》和《僭建都市》等書。

 

1)《告別犬儒 : 香港自由主義的危機》(2009);《告別犬儒 : 續篇》(2012)
2)羅永生同一系列還包括:《殖民無間道》(2007)。

 

原刊於2014年11月號《號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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