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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保松:傘運後的「無國之殤」

2015/6/3 — 18:13

周保松。圖:朝雲

周保松。圖:朝雲

【文:朝雲】

30/5 塔冷通心靈書舍 後雨傘的抑鬱

何式凝笑著解釋,本和周保松不熟。第一次認識他,是在中大一個談情慾的學術論壇。她挑戰在場已婚學者,敢不敢和她兩個人一去卡啦OK,周居然搭腔,敢接受挑戰。她提升挑戰層次,敢不敢和她兩個人一去旅行。周終於退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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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式凝說自傘運結束,大家或多或少患上傘後抑鬱。或自求多福,或聽天由命,或待真正的革命來臨,再作決定出不出來。

她說自已雖是社工出身,但從不會自稱左翼,只會自稱左膠。然而社會學背後很多理念,都立足於自由主義左翼。故邀請周過來,溫故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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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式凝(中)。圖:朝雲

何式凝(中)。圖:朝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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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保松說,答應了何式凝後,心中一直忐忑,因自傘運後他未再公開分享,還未準備好,擔心控制不到情緒。

他參與雨傘運動整個過程。若說傘運早於7月2日,有511人被捕說起,當時他已在場,緊接發起聯署。922罷課,他率先在新亞廣場開講。12月11日金鐘清場,他亦留守到底給警察抬走。回望過去,全非計劃之內。

他說自己只是普通老師,沒有組織背景,之前亦沒有參與和平佔中的籌備。人生卻已被傘運改變,且改變之大,非自己能想像。他料傘運參與者多感同身受:返唔到轉頭。對自我的理解;對香港的感受;對地方的感情;對政治的看法,你已經不再是你。而且變化涇渭分明,多年後回首,2014年便是人生的分水嶺。

作為政治學人,他最在意每一個具體個體,在運動中經受了什麼,有什麼轉化,有什麼得著,有什麼痛楚。但真實的個人歷史卻不見諸媒體,媒體所見盡是宏大的場面,學聯怎樣,三子怎樣,香港怎樣,個人往往在大圖象下消失。運動裡面其實由眾多個體參與,每一個人的歷史都不一樣,帶著自己的「前世」走入運動,故運動對各人的衝擊,對生命的創傷都不一樣。

所以運動是一場豐盛的故事,他喜歡看的不是出謀獻計的分析,而是facebook上一個個不認識對象的個人經歷。

所有他很喜歡《雨傘政治四重奏》內四位作者,928當天四人都在現場,各自做出不同的選擇,交織在一起。讓他想起對自己影響至鉅的作品:鍾玲玲的《愛蓮說》。

92年他讀中大二年級,第一次看到這本小說,此後看了無數遍,拿過來的那一本,已經掀得快散了,作為小說乃從所未有。

小說主人翁叫趙蓮生。71年她參與保釣,7月7日與同學在維園遭警察揮棍毆打,被捕。後人視當日為香港社運標誌的開端。

周說《愛蓮說》恐怕是鍾玲玲的自傳式小說。她為社運付出莫大代價,生命從此改變。其文體恰似《雨傘政治四重奏》,交代她和朋友的對話、通信,彼此從不同的角度看同一件事。他建議兩本書可以對照閱讀。

故事終於1989,蓮生再次面對浩浩蕩蕩的學生運動,再次義無反顧投身89民運。

儘管看時他未有四十歲的心境,但看的時候感觸已經相當震撼。當年他便想過,到自己四十歲時又會怎樣?原來就似在延續趙蓮生的故事,遇上雨傘運動。重讀此書似回顧此生。

傘運後他自知心懷悲慟,卻莫可形狀,唯有埋首教學。但當他和學生一起去看《馬丁路德金:夢想之路》(Selma),沒有準備下,看到警察用警棍敲打黑人,再也不能自己,與學生都痛哭失聲。

周料大家都有類似感受,自知痛楚卻莫可奈何。他反覆思索,將之形容為「無國之殤」。

周強調所謂國,並非預設要肯定民族主義哪一個國。而是我們本應活在一個社群,一個共同體中,彼此認同。我們都無可避免活在其中,現在卻對國家充滿憤怒。既遭其排斥,也無法認同。我們不得不與之疏遠,甚至與其為敵,恍若成為無家可歸的人。

周保松是新移民。他於85年來港,自中一中二,便趁暑假去工廠打工,賺一點錢,揹著背囊回大陸旅行。由華東乃至北京,喜歡唐詩宋詞的他,實實在在親覽名山大川,接觸當地人,呼應自己的文化背景,對中國有強烈認同,希望中國好。

中四的時候經歷1989,他面對人生第一次創傷與分水嶺,第一次無法認同這個國家/政治社群。所以他在中大學生會,首條政綱就是不承認中共政權,六四就去新華社,十一就去國慶酒會示威。匯點那一代人,即使不認同國家,還會認同其文化,有劉賓雁的《第二種忠誠》,但到他那一代,民族情結已經淡薄。

他在中學已一心一意升讀工商管理,畢業後搵錢。但自經歷八九,去到中大,發覺自己沒法再走這條路,轉讀哲學,大學四年都協助中大學生會務。他發覺此後人生的關切,就是如何面對政權,如何改變政權。

但那時我們究竟覺得,香港政府與中國政府不一樣。即使八九後他對「國」已經再無認同,他對香港政府還未至於割裂。雨傘運動於他是第二次打擊,對年輕人也許是第一次打擊--對香港政府也沒法認同。

他引述《雨傘政治四重奏》中,小小老師回憶928當晚,有女生在催淚彈下痛哭失聲:「點解政府咁樣對我?」為何政府會用催淚彈、胡椒噴霧、警棍,對付為香港的人。不止於對身體的傷害,而是辜負了整代年輕人對香港的愛。

這就是所謂「無國之殤」,香港明明屬於我地,卻受其支配和排擠,未得到我們認受,便強加於我們身上。明明生活在香港,卻似異鄉人,有無家可歸之傷。

現在我們感到挫折,卻無力改變,不知怎辦。第一種辦法是一走了之,很多人重提移民;第二種辦法是壓抑,從此不聞不問,做藍絲做中間派,「現實就係咁」,犬儒以對,就像四人幫倒台,國粹派幻滅,有些人從此遠離政治;第三種辦法就是心靈雞湯般的跨越,覺今是昨非地抽身。

他選擇第四種辦法:直接面對創傷和屈辱,並從傷痛中,理解真正的公民應如何生活。因為理解需要道德資源,為何貧富懸殊那麼嚴重?為何一小撮人代決我命運有損尊嚴?為何命運自主那麼重要?

以上種種俱由壓迫而起,自由之所以重要,必先我們能自察不自由的痛苦。民主的價值,正因我們體察到不自由的傷害,我們才知道初衷值得堅持下去。

最後,他說一個八九的故事。三個核心人物自北京逃亡,逃到浙江。其中一個突然說不逃了,他要返京自首。不能大家都逃,他要回去為這場運動辯護。後來他開了書店,就是萬聖書園創辦人劉蘇里。

他從不認為傘運失敗,是八九過後廿五年,再次有人向中共say no。就算環顧國際,也是史上一次重要的公民抗命運動。未來後人必定視雨傘運動為香港史的轉捩點。無論幸或不幸,我們都參與其中,成為傘運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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