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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理非還可以做什麼?

2019/8/30 — 20:31

8 月 5 日於金鐘添馬公園的罷工集會

8 月 5 日於金鐘添馬公園的罷工集會

同幾個朋友傾開,大家不約而同拿出個問題:「作為和理非,我們還可以做什麼?」

當權者不仁不義,政府淪喪,而且親建制力量大力散播白色恐怖有,大部份市民有目共睹。 面對一班年青人在前綫抗爭,坐在後方無力上前綫,不敢違法但不甘旁人完全代替自己付出的一群和理非,其實還可以做什麼?

筆者前文就寫過:「這次社運,規模之大,足以載進歷史,如果 6.16 舉腳走出來的 200 萬人是基本盤的話,這個基本盤的人數已經差不多有一個小國的規模……實情是這個基本盤當中有各式各樣的專業人士,大家有不同技能,有不同階層,站在不同崗位,能發揮不同影響力,有不同的人脈,更有能力把資金集合一起做一些像樣的事,例如在全世界登報等。我們唯一缺的,就是公權力……現在一眾和理非 — 也是我相信還依然是社會大多數的 — 需要做的,就是利用這個龐大的基本盤,去做政府應該做的但卻堅決不肯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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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筆者為「香港民間真相委員會」所寫的前言。但如果將上述理據延伸,我們就得出一個方向:

「我們要用合法手段,承擔及分散政府部份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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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當這個政府已徹底淪喪的時候,我們可以預期政府或公共事業會透過拒絕向曾參與反送中運動者提供本來所有香港市民都應得的服務來壓逼異見者。作為和理非,面對當權者帶頭舞弄權力去蹂躪年青人,製造不公義的時候,我們可以做的就是承擔起政府部份的責任。

612 人道基金在這方面是一個模範,透過眾籌的方式,向受影響市民提供一些本來可由政府提供的人道支援,如法律服務、醫療服務、心理及精神輔導等,承擔了稅局、法援及醫管局等機構的職責。

同樣,筆者提出的「香港民間真相委員會」,也承擔了執法機關,官方獨立調查委員會,以及法庭的部份功能。

其實政府與民間社會,同樣由人組成。兩者的基本分別有二:政府有公權力民間無;以及很多時候政府做事有 economies of scale,而民間不一定有。 但當公民社會内有個達 200 萬人的基本盤,我們絕對有某程度的 economies of scale;而 200 萬人散播在在各行各業中,部份人的工作可以取代部份公權力。 例如 whistleblowers + 記者,就可以取代執法機構搜證的權力。

另外,徐緣老師早幾日發文,利用他的個人網絡抗衡白色恐怖,協助受影響的人士尋找工作。 如果集合一批志同道合者暗地裏幫忙的話,就可以分散勞工處的部份功效。之前有見有市民提出「眾籌罷工基金」的建議,筆者認為在執行上比較困難(主要是證明申請者如何證明自己失去收入是因為參與罷工所致)。但這個概念是否可以轉換成「眾籌失業基金」呢?失業比較容易證明,如果眾籌幾千萬的話,為每位受影響人士發放每個月幾千元,就可以協助幾千人好幾個月的開支,為他們提供好幾個月的安全網,讓他們有時間尋找出路。結合上述徐緣老師所啟發的的行動,直頭就是一個民間的勞福局。

繼續沿此路進,我們能否利用金錢,科技及人力,構建出分散其他政府部門的項目呢?這值得我們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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