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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理非非」抗爭的符號及其在未來香港民主路線影響

2016/1/13 — 11:38

圖表 1 和理非非的討論次數與集會人數關係圖

圖表 1 和理非非的討論次數與集會人數關係圖

【文: Kathy】

「和理非非」 是香港政治抗爭的常見名詞,代表「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的遊行模式。由劉慧卿在2010年首度提出的,而其前身「和理非」是司徒華形容六四民運期間打不還手的北京學生,此詞之後成為了泛民不容質疑的「核心價值」。但近年「和理非非」此詞彙卻相反成為激進民主派對傳統民主運動的攻擊箭靶。溫和理性的遊行模式從前合符港人一向追求的和平原則,和平叫口號、遊行如步行、不打擾社會秩序,是港人集會的核心價值和引以為傲的遊行潛文明,具有正面認同的標籤。但近年「溫和理性集會」卻被負面、諷刺意味極濃的詞彙「和理非非」所代替。民眾由過往透過示威宣涉個人對事件的不滿,到近年佔中後則轉為重新深思遊行的付出時間成本是否與成效成正比。那個在理性精神尚存的殖民晚期下誕生的港式溫和抗議文化,在今日特區時代「有理說不清」的政治文化下,「和理非非」模式還能有效發揮功用嗎?

本文將分析在殖民時代誕生的港式和理非非遊行文化,在易主後特區時代中的走勢及對爭取民主的成效。本文透過港式遊行文化誕生的背景、兩任執政者管治手腕、社會制度、年青人成長的氣氛等符號,分析為何昔日被形容為香港引以為傲的和理非非遊行文明,今日卻被唾棄為阻礙民主發展的巨石。港人如何釐清「理性」的定義成為未來抗爭路向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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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理非非發起的背景

香港本土的抗爭從20年代的罷工模式,到60年代的城市暴動模式,再進展到70年代後的溫和模式。在葉蔭聰的回憶當中,80年代香港還未被稱為「示威之都」,但當時維園遊行秩序經已成型。就如80年代初反對日本篡改教科書的集會中,警察退場,糾察進場,官民默契已成,跟70年代示威者在保釣集會中被警察打得頭破血流,遊行文化在十年間已有明顯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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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英懷柔氣氛孕育了和理非非

經歷六七反英暴動後,港英政府明白香港華人長久以來被殖民的不滿,繼續實施高壓政策反會令港人支持回歸中國,對英國不利。執政者深明懷柔政策在後殖民時代才是令英國明哲保身的最佳方向,令港人更認同英國管治手法,之後跟中國談判移交主權時才可有更大議價能力。於是70年代開始推行福利社會主義,收窄港人的貧富懸殊,提高對港英政府的信心,更全力推行的「香港節」的本土運動,為港人營造一個與中國大陸截然不同的本土文明價值,令港人更認同英人的文明管治,反之將象徵激進抗爭的六七暴動及中國共產黨扣連起來,令港人對未來宗主國反感,使和平理性的英國文明是處於暴力激進的中國文化的對立形象更突出。而港英政府更製造「華人終可向上流動」的景象,對精英階層的異見人士大舉吸納到政府工作,令港人更願去認同社會秩序對個人晉升乃至社會繁榮的重要性;公務員亦被改造成政治中立的形象,社會普遍認同執法者凡事依循程序,公事公辦,對執法者抱有信任及權威性信服。民眾相信只要不搗亂社會秩序,不碰反英底線,文明的抗爭仍會得到社會的同情分,同時亦能引起政府關注。英殖時代刻意營造的懷柔政策緩衝了當時英港對立的火藥味,造就了和理非非的先機。同時,司徒華於七十年代發起教師請願及罷課的溫和式遊行訴諸不滿。港英政府在六七暴動後對反英的示威仍心存介心,但司徒華的和理式抗爭明顯比反英暴徒溫和好處理得多。他提倡的「和理非」遊行因而得到港英政府默可,但同時又令政府不能漠視訴求。

在推祟英紳文明的時代下,「理性和平非暴力」的抗議手法跟港人心底對英紳價值的渴慕接近,和理非從此就成為了日後港人參與遊行的行為量尺,遊行人士以「堅持一向的核心價值」為榮。就算在往後的89民運中,百萬人上街聲援北京學生,群情洶湧,街道癱瘓,但遊行從未發生任何搗亂,人群只是高叫激昂口號,車龍慢駛支持,大規模有秩序的遊行令港人感受到參與遊行的性價比甚高(低付出卻高滿足度),民眾對這種遊行模式相當受落,既能宣涉個人內心對社會的不滿,參與政治的付出代價極低,而且不影響香港的繁榮經濟及個人生計,70年代發展出來的和理非由此成為港式遊行至高無上的倫理標準,鍛鍊出群眾既要經濟又要宣涉權利的性格。

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一方面高舉香港在英殖下所發展出的成熟公民社會,但同時卻掩飾了香港社會回歸後需要面對公民和順民要「同時並生」的體制矛盾。當英殖時代過去,港人終被承認有能力自治,在特區時代的政治矛盾上仍超認真地體現那種英殖留下的和理非紳士文明。無論有多不滿特區的施政手法,都要以「文明」態度面對,從不踰越規舉,將一切都內化為政治行動的無形標尺。而回歸後廿年來仍煞有其事地奉行此套虛擬而無實質體制支持的核心價值(羅永生2014)。

和理非非中的理性與奴性

「和理非非」是劉慧卿在2011年就高鐵撥款首度提出的,而其前身「和理非」是司徒華形容六四期間打不還手的北京學生,之後成為了泛民不容質疑的「核心價值」。民主黨及民協因促成政改方案通過而備受質疑,劉慧卿在2011年區議會選舉失利後強調要以「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方式繼續爭取民主,暗示跟激進泛民派劃清界線,自此「和理非非」成為民主黨的標記,更成為激進派對民主黨的攻擊箭靶。根據新聞資料統計,「和理非非」一詞在2012年前從未在新聞中被討論過,但由2013年佔中醞釀前期就開始火紅,直到2014年佔中年間更達到169討論次數的高峰位。不謀而合,2014年佔中翌年後2015年七一遊行及六四晚會人數明顯驟降,分別跌了11倍及0.7倍(圖表1),民眾在「以理性抗爭不果」的佔中後開始反思和理非非的效用,個人在和理抗爭中付出巨大的時間及精神成本後,但仍得不到理想結果後,到底再參與抗爭是否奏效?民眾的答案可從2015年中的集會人數中略猜一二。

(請見文首圖表 1 )

「和理非非」的遊行形式被傳統民主運動沿用多年,一直深為港人所接受,抗爭以不影響大眾生活為前提,但多年來「你有你遊行,佢有佢照舊」,遊行背後的符號不再得到新一代社運人士的認同,反認為遊行只有助消費民怨,而無助於實質推動社會公義。當權者亦樂見溫和示威,溫文爾雅的口號並不能有效撼動當權者決意背道而行的官威。而七一大遊行更成為典型的年度民怨消費日,除了2003年香港開埠以來首次50萬人上街,震撼的人數迫使政府作出回應,時任特首的董建華及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問責落台。在往後的七一遊行中,民眾同樣高呼 「曾蔭權落台!」「689落台!」,但執政者的免疫力亦逐年提升,訴求未再受關注。七一遊行漸漸成為回歸日的「活動好去處」及團體籌款日,發涉怨氣多於爭取訴求成真。

如司徒華仍在生會贊成佔中?

司徒華在回憶錄中提及,支聯會當年在六四遊行中宣讀完演辭後隨即呼籲大眾和平散去,以避免插贓嫁禍的可能性,原因是收到情報指疑有雙程證內地人來港計劃發動騷亂。他看透香港社會當時對抗爭的底線,亦深曉中國國情,爭取民主要適時進退,一旦運動滲進了肢體衝突,不管有意插贓還是情緒激動,衝突一事只會令社會焦點轉移。運動本來的正面意義亦會迅即被衝突事件的負面消息掩蓋光芒,失去了要爭取民眾支持的本意。而司徒華當日的遠見更可以應用到近年的雨傘運動甚至近月的港大校長風波。

正如唐英年說,「剛愎自用加上勇往直前,最後很容易車毀人亡」。在港大校長風波之中,學生曾事先張揚不排除衝入校委會會議室以示不滿。衝擊行動發生後果然令不少親建制者有機可乘群起攻擊學生的「暴力行為」,社會焦點亦由陳文敏被無理否決轉移到學生行動身上,社會樂於討論學生的妄撞多於否決事件中的是非理據。「胡攪蠻纏毀港大優良傳統」、「追究暴力學生勿優柔寡斷絕不能向惡勢力屈服」,媒體以學生行動大做文章,甚至有位高權重的高層公開痛罵學生是「小混蛋」、「暴民統治」、「文革紅衛兵」,學生對大學的自主抗爭反被建制媒體抵毀成「惡勢力」,社會亦對陳文敏遭吾決的同情分盡失,失去原先「衝擊」的意義。

而再早前2014年,醞釀多時的佔中行動終於在學生衝進公民廣場後爆發,公民抗命「皇牌」終於出鞘,抗爭人士佔領了多區主要道路,高喊「我要真普選」,引來國際社會關注香港回歸後的情況。但港府甚至中國政府,對長達79天的運動的抗議行動始終無動於衷,習近平甚至指「佔中只會傷害香港,而不會傷害內地的。」對強硬的831決定仍堅決沒有溝通餘地。執政者故意冷待的態度令運動的壽命減短,為延續佔中造成困難的局面。

和理非非始祖司徒華曾表示香港的社運不適宜走「佔領行動的路線」,未有實質成熟的時機,佔領的王牌只可嚇唬對手而不可出鞘,自斷其路,若目的不能達到會造成全盤皆輸的局面,雙方會失去談判的餘地,最後只有正面交鋒,社會將會分裂。妥協是政治的藝術,是「退一步、進兩步」的策略運用。關鍵是能否堅持原則和前進的方向。如今「佔中王牌」已出,民主派手上再沒有政治籌碼跟政府相討,然而對手仍不買怕,未能扭轉局勢,最後不得不妥協散場,將來在政治上的議價將更難,對未來民主運動的形式帶來衝擊。

2003年民間反對23條的氣氛更強盛,當時有人建議司徒華作出佔領手法作為反抗,而他只回覆了「戇居」二字。由此可想,若他今日仍在世,未必願意見到泛民未有十足把握時就先以佔領手法上戰場面對哥利亞巨人。佔中以本土主張為主,當中最大的扣連便是「中港隔離,香港自主」的本土情意結,相反,頂著「大中華愛國思想」的司徒華在今日或會成為新一代社運人士的頭號「大中華膠」狙擊對象。

2000年代激進泛民逐漸走向「沒有抗爭哪有改變」的路線爭取民主。議會內投擲攻擊行為雖被指激烈,但仍在在泛民可接受的底線內,但直到佔中時期,民主黨深知選民的性格還不致認同以暴力作為追求民主的行踁,對年青人圍堵街道、衝擊立法會的行為予以譴責,實行劃清界線。而事實上,「激進」在無法可施的情況下亦是理性保衛自己的手段,視乎如何定義理性與激進。商朝末年紂王不仁,漢武帝起兵討伐之;甘地為爭取獨立而發起排斥英貨、抵制英校等運動,更極力鼓勵公務員辭工,甚至拒絕繳稅。雖然他們的行動令人權更進步,但後世應對他們當時破壞社會安定的自私行為強烈譴責嗎?納粹時期的猶太集中營反應大概符合了時下社會對溫和的認知。當時600萬猶太人的數目絕對比衞兵數目壓倒性多,但他們沒有任何抵抗或逃走計劃,反而靜待被處決,他們的「理性」看待最後卻成了被宰的羔羊。釐清理性跟奴性的定義,是時下香港社會必需的任務。在時下理性支柱已被腐蝕不堪的時代,如港人仍要犬儒至等待支柱全倒下,仍然高呼和平,等待被宰才是最不理性,最不符合「人類求存」的邏輯。

成就激進抗爭模式的符號
年青抗爭者的成長背景

香港經濟發展表面上仍如日方中,政府財政儲備更達到35000億,為全球十大發達經濟體之一,但堅尼系數卻偏偏屢創新高,排於發達經濟體的懸殊榜首。2012年更達到0.537, 超越0.5的國際警戒線, 比孕育和理非非的70年代高出0.107。根據國際經驗,指數超過了0.5而缺乏激進示威的多屬威權地區,而此等地區遇上變革即摧枯拉朽。

香港的「金字塔精英教育系統」一直詬人話柄。 高等教育的學額不足成為了學生力爭上游的動力,但在競爭爬上塔尖的中途不知有多少學生失足跌下,十年寒窗苦讀的期昐因畸型系統而瞬間滅絕;就算成功爬上塔尖的學生亦戰戰競競,深信從小信仰「讀好書找好工」終能實現,但當踏出社會後才發現機會之泉早已乾涸,難不免會失望。對於社會仍被「大學畢業生的期望」的思維所濃驟,政府不重視學生對大學學位的期望落差,反而進一步推動副學士的成立,變相將青年人推向更大的期望落差,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人在現時的框架下未有發展空間,已不再相信盲從上一輩的教導「讀好書改變命運」。根據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香港社會基本上已脫離最底層的生存需求,現代青年想要追求比生存更高級的精神需求,包括自我實現的需要,追求個人進步,社會公義等需要,有異於上一代求「賺錢安穩」的基本需求。八九十後年青年過去在火紅的卡通「數碼暴龍」、「寵物小精靈」、「海賊王」的陪伴下長大,片中故事大綱不外乎是主角披荊斬棘,最終憑個人努力克服一切邪惡力量,戰勝自己。青年人自細被「勇氣、智慧、光明、正直」終能戰勝邪惡的氣氛薰陶,岑敖暉曾以「數碼暴龍」中的名句「我地係被時代選中既細路!」來形容雨運中的年青人需以勇氣面對來現實。套用歌詞“ Though hope is frail, it’s hard to kill, who knows what miracles you can achieve.” 正是今日年青人的精神境界,他們對獅子山精神幻想破滅的絕望,非上一代人能理解,進而憤身圖以行動改變社會制度,改變自己未來。

搬龍門制度逐漸腐蝕理性支柱

和平理性抗爭是香港的傳統核心價值云云……這句話對特區時代下的年青社運人來講是阻礙民主進步的巨擔。和理非非之所以能在70年代健全發展,全因港英政府跟民眾間有不成文的信任 ─ 理性討論,執法不偏不倚,公義法治-是和理非非誕生的土壤。正如唐英年說「必須有社會的土壤,種子才能夠茁壯成長」,但當年的土壤在今日特區時代下還剩餘多少?和理非非是建基於對公務員、執法人員的專業精神,謹守崗位的尊重,但如果這些前提已不復存在,當權者目中已不稍去顧累人民的權益,和理非非的存在在今日失去理性法治支撐下亦汲汲可危。在特區時代中,執政者詮釋「中立法治」的定義明顯跟英殖政府有異。如「女示威者以胸襲警罪成立」、「包容梁振英特首僭建」、「暗角七警中的被打受害者反被起訴」、「陳文敏因論文被搜尋次數偏低而被否決任副校」等等龍門任你搬的荒誕問題在回歸後的香港社會中已見怪不怪。過往依靠理性而生存的法治情序,今日已被濫用得體無完膚,直接破壞民眾過往對公務員威權的信服,對政府專業能幹的信任感負向化,當底線不斷被衝擊、不斷倒退,近年產生「逢政府必反」的民粹心態,官民關係趨向二元對立。

更之,政府近年不斷挑戰專業階層的底線,如TSA制度不被家長以至老師主流所接受;食水被揭含鉛等問題,過去專業界別人士對政策的專業判斷不受重視之餘,還因專業人士的政治立場有異而加以質疑,陳文敏副校事件就是明顯的例子,否決的理由荒誕無理,不禁令人懷疑因其政治立場親泛民而遭否決。為求達到政治目的,連專家學者的和平理性光環也要剝奪,結果導致愈來愈多和平理性的專業人士離棄政府,如近年“法政匯思”、“杏林覺醒”及“思政築覺”等專業人士紛紛成立政治團體,加入抗爭的行列。有異於港英政府,特區政府將本來理性的專業階層也排除在外。當政府喪失了「講道理」的公信力,民眾更難相信和平理性溝通能奏效。

社會上經常有聲音質疑港英時代港人為何沒有用激烈行動來爭取民主,反之今日特區時代卻在雞蛋裡挑骨頭?由是近月藝人陳百祥在節目《我係乜乜乜》中的言論更反映了新舊兩代港人對抗爭標準的差異,陳表示港英時代的人根本不會政治化更不會搞事……香港已比所有華人地區好很多,有經濟繁榮又可有言論自由,年青人要擁有以上就要學懂忍受,不要再投訴及搗亂社會秩序(尤翠茵2015)。如本文所述,港英時代的理性支柱仍迄立不倒,撐起了整個制度有法可依,凡事可從「法理」追索,人民跟政府間對抗爭的底線有不成文的默契,港英政府即使再肆意妄為,亦不會主動破壞理性根基,民眾對港英公務員的專業操守仍保有信服的傾向,而民眾亦自知殖民官早晚會離開,抗爭代價高,何不等待「自己人」掌權時再加以要求?但是特區時代來臨後,「一國兩制」支柱未如港人理想般堅固,理性支柱更有腐化的趨向,令年輕一代港人更感不安而憤起保衛香港千瘡百孔後餘下的淨土。

未來抗爭的思路

雨運令和理非非的討論意義擴大,成功實驗了在現時政治局勢下理性抗爭的結果。驅使更多人深思過往守株待兔,留在道德高地的抗爭模式是否仍適用於未來抗爭,人民力量、熱血公民等激進派會否成為未來抗爭的主要路線?佔中運動的抗爭形式對啟發未來社運路向到底是成功還是失敗?學者都各有意見,一部分的學者認為王牌盡出,議價能力盡失,泛民將必後患無窮;但另一部分學者卻認為運動短視來說是失敗了,但長遠來講仍是有助泛民站得更穩,漂亮地綑綁泛民在政改上的否決立場。
今世代的社會矛盾令激烈抗爭的指數升溫,執法者試圖以高壓手腕去抑壓年青人的抗爭行為,全面否定他們抗爭的理據,但甚少檢討抗爭的符號。香港和理非非誕於香港最懷柔的時代,和平理性的支柱應運而生,香港的核心法治價值也得以保存,但當制度逐漸失去法治和理性化,禮崩樂壞,理性支柱破裂,再不能撐起整個價值的核心結構,失去理性支柱只會令激烈抗爭更多,任搬龍門的高壓手腕不只不能建立威權信服,若將對手迫得無路可走而走上抗爭之路,只會令距離更遠,社會更撕裂。

社會所追求的和平只流於制度外圍“和諧”表面,要令香港重回和平理性的時代,只有重建加固制度內部的理性支柱,香港這座搖搖欲墜的摩天大廈才不至因底部支柱腐蝕而倒下來;否則任再多的和理非非又好,激烈佔領又好,都無法挽回香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事實。

 

參考資料:

羅永生,殖民家國外:新的開始與虛擬自由主義的終結(香港:牛津2014)
沈旭暉,「八月飛霜 如何再造和平理性的土壤?」明報,2011年9月5日
蘇耀昌,「香港的階級和地位群體鬥爭模式的轉變:以世界體系分析」在市場、階級與政治:變遷中的華人社會,黄紹倫等主編(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2000),45-67
葉蔭聰,「彰顯道統的一支泛民 死孔明嚇走活仲達」,明報,P02, 2011年1月9日
馮可強,「抗議政治與年輕抗爭者」,端傳媒,2015年8月15日
江麗芬 ,「有理說不清的年代」,信報,政局筆記 2015年8月8日

 

作者簡介:對香港文化極有興趣的過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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