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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求饒?略析泛民和解論

2017/4/28 — 12:08

資料圖片:2014年雨傘運動金鐘佔領區

資料圖片:2014年雨傘運動金鐘佔領區

【文:栩晉】

佔中─傘運的代名詞,激勵着年青一輩對民主、自由、本土思潮的追求和執著。時隔數載,不少人仍追隨昔日的步伐、依從當天的覺醒,在不同環境和限制下,表達對「佔中」的尊敬。但話雖如此,不少人亦為此付出沉重代價,實是令人感慨不已。誠然,就「法例」而言,佔中者確是犯了法,起訴、審訊、入獄差不多是最低消費。為此,部分泛民向下任特首拋出橄欖枝,提出同時赦免佔中者、七警及朱經緯等人,實行大和解。對此,筆者實是感到可笑和可惡,與其是說和解,不若說是推倒重來的求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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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這提議無異衝擊了法治。「法治」,向是香港社會的絕對基礎,但自回歸起,由於中港的文化差距及政治分歧,造成對「法治」的理解落差。佔中一役,市民大眾對所謂「法治」更有不同的醒悟,亦有不同的表達方式,「佔中」便是其中之一。因此,很多人都自發上街,支援佔中者,而他們大多都有為理想而犯法的覺悟,但這亦是其崇高的表現。印度聖雄甘地,為爭取脫離殖民地統治,屢次犯法,屢次入獄,但都無怨無悔,堅持的就是「尊重法治」的精神,認為「犯法」只是手段,亦是必需代價,以換取國際社會的注意和輿論傳媒的報道。但泛民竟以此作為籌碼,欲抵銷「佔中」的「原罪」,這無異向外宣告「法治」亦不過是妥協的籌碼,完全捨棄了對「法治」的尊重,亦難與甘地相提並論。

第二,此舉無異是混淆善惡、本末倒置。正如上言,就「法例」而言,佔中的確是犯法之舉,絲毫含糊不得。然而,健全且完善的法治,必以「正義」為核心,「以法達義」才是終極關懷。因此,佔中者雖有犯法之舉,亦有達義之心,就「法理」而言,又是其情可憫、其理可恕,入監正是對其善的最高讚揚。同時,為維持治安,警察及其他執法者對違法行為作出控制,亦是必然之義,這亦是非議不得的。只是,執政者不懂反躬自身,反趁機鎮壓異己,發射87枚不必要的「催淚彈」,以及部分執法者只為宣洩私忿、私怨,竟施行不必要的暴力,更甚是欺壓普通市民,這於法、於理、於情都是不得饒恕的,加上法庭及紀律部隊內部審查,亦已判定為犯法行為,足見其邪惡的本質。但現今,部分泛民竟倡議,將兩者均予以赦免,無異是認同兩者本質相同,彼此並無高低之分、善惡之別,試問如此混淆善惡,又如何激勵後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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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佔中與傘運亦被迫推倒重來。想當初,佔中雖由三子規劃,但實際是由學運人士執行的。佔中甫始,泛民即加入戰團,深化和廣化了佔中與傘運。最後,傘運雖功敗垂成,但公民覺醒初得其成,終成遍地開花之局。此外,新東補選和立會大選亦得助於此,泛民及非建制議席大增,大有與建制分庭抗禮之勢。這正是佔中與傘運人士以其鮮血、前途換來的善與惡之果。但若依此和解之議,前人義舉即如認錯、妥協,變得毫無意義,政府亦得乘勢宣告佔中與傘運已成過去,並將之定性為「暴亂」,而泛民及社會礙於協議,亦不得不接受這決定。自此,傘運隨即進入歷史,其作用亦被迫推倒重來。

第四,此實是鼓勵政府以告壓反。正如上言,佔中與傘運雖是善與惡之果,但其惡正源於其善,故實足為後人示。對此,政府實在沒有可與之抗衡的手段,唯有以告壓反,憑藉豐厚的公共資源,透過無休此的訴訟,從精神、社交、經濟和刑事等範疇,施加持久性的壓力,從而強行壓制和消除反抗勢力。對此,百折不撓、迎難而上,才是佔中者應有的姿態,昂然踏進監獄,才能彰顯其高崇和昭示執政者的醜惡。但部份泛民竟不知其理,圖以己善換取彼惡,表面上是大和解的善舉,實際是對政治檢控的求饒。試問這不是怯懦之舉嗎?不正是鼓勵政府繼續以告壓反嗎?若真如此,香港民主運動只會越趨凋零、無力。

綜上所言,可見是次和解實是有害無益的求饒,筆者實在不知所圖為何。當然,筆者無意作壁上觀,發風流語,必置佔中者於監獄不可。只是,筆者實在不忍香港民主附諸東流。反觀,曾健超身為七警案之受害者仍敢於承擔罪行,以善入惡,為的是成就「以法達義」的終極關懷。對此,筆者致上萬分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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