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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出身份認同:粵語流行曲與準國歌

2019/9/13 — 18:05

《願榮光歸香港》youtube 截圖

《願榮光歸香港》youtube 截圖

【文:林雅莉】

對於國族身份的形成,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經典著作《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的說法基本上為當今學界及社會所接受。所謂「想像」,不至於完全是「無中生有」,更正確的說法是並非完全與生俱來,而「共同體」(community) 的認知和維繫在倘大的國民與國民之間不可能是靠直接經驗而獲取,更多時候是訴諸於「想像」。於是「想像」的憑藉和媒介非常重要。他認為「紙媒」(print),或者是他所說的「印刷資本主義」(print capitalism)在這裡扮演尤關重要的角色。拉丁語衰亡,各地方所說的「白話」(vernacular language) 印刷成為文字,這些印刷品就是引發「想像共同體」國族認同遐思的對象。縱者,共同閱讀、消費這些讀物的民眾可以上溯他們採用共同語言的「祖先」,繼而有所謂的文化傳承的意識;橫者,即使不在一時一地,這些讀者,也就是漸漸有「國族意識」的「國民」,可以連繫分隔千里的「自己友」(學界的說法是「離散群體」(diaspora)),血脈相連的感覺由此而生。

當然,安德森所談的都是基於歷史的分析,為國族主義追本溯源。今時今日紙媒衰落,同一套模式不見得可以搬字過紙,可媒介在建構「國族認同」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則毋庸置疑。在這一個基楚上,有學者指出音樂和「音境」(soundscape)幫助建立身份認同的角色亦同樣重要。這種身份認同,不一定就是國族認同。最容易想到的例子是所謂黑人音樂,或者是我們熟悉的「粵語流行曲」Cantopop – 所謂粵語流行曲,不是純粹的形容詞,因為甚少人用 Cantopop 來形容廣州創作的用粵語唱的流行歌曲。Cantopop 一般是指七十年代起取代國語時代曲、歐西流行曲的作品。這些作品,雖然同樣用粵語唱,可又與五十年代或更早前通行省港澳的「粵曲」在唱法和創作方式上甚為不同。所以Cantopop基本上與香港身份和本土意識密不可分,這方面學者朱耀偉等有專著討論,在此不贅。總的來說,如果「音境」某程度上定義著身份認同,香港的「音境」與國家的國族認同從來都有分道揚鑣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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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背景下,香港人在各大小場合高歌《願榮光歸香港》,可以說是「音境」上從分道揚鑣走向全然決裂。此前提到安德森有關印刷資本主義與國族主義的說法,其實有部分中國專家頗有保留。他們的主要理據是中國的文字早在印刷資本主義盛行以前統一,中國的「想像共同體」,跟近代新興的民族國家大相逕庭。而對於身處香港,以廣東話為母語的我們,這裡更加有一節:印刷品上的「中文」,也就是筆者現在寫的「現代漢語」,是近代中國藉著「新文化運動」及「國語運動」推出的產物。我們寫作,可以說是時時刻刻都模擬著一個「國語他者」的白話來寫的(大家小時侯總有「梳化」一定要改成「沙發」;「朱古力」一定要改成「巧克力」的經驗吧?)。是以可以說,在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上,比起印刷品上的「文字」,「音樂」,或更確切的用粵語唱的歌曲,更來得重要。

比起二十年以前曾經在大小場合代表香港,甚至有人喻為「準國歌」的《男兒當自強》,《願榮光歸香港》沒有半點華夏甚至廣東氣息(跟據余少華的研究,原曲「將軍令」本來就不粵曲。它有趣的與香港人建立起的關係,泰半是來自多年來作為電影《黃飛鴻》系列的配樂)。《願》曲可謂全盤西化,而「榮光」、「正義」、「建立」、「同行兒女」等等用語,可謂勾起香港人自小在學校或者教會唱「聖詩」的「集體回憶」,頗有後殖民港版《耶路撒冷》(Jerusalem)的況味。然而《願》同時又相當世俗。它不單止成功套用了連香港特區政府行政長官都倒背如流的八字真言「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也包含不少流行文化的符指。評論者說它「陰冷」、不夠氣派,因為整首曲都營造暗黑的意象,然而反過來說,這暗黑的意象,不就是跟 Black Bloc,跟年輕示威者愛引用的《饑餓遊戲》的感覺如出一徹嗎?「黎明來到要光復這香港」,視覺上就是在黑暗的最深處期待曙光,是漫畫、電影反擊前的一刻,是大衛迎擊巨人前的一剎那。更重要的是,跟今次「無大台」的抗爭一樣,《願榮光歸香港》可以說是「佚名」集體創作。儘管坊間對此曲評論有褒有貶,它的文化、政治意涵可不能一句「爛歌」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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