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啐一口「政治正確」的老痰

2018/3/11 — 22:05

今年的奧斯卡在中文的網絡世界被群起圍攻,冠上「政治正確」的頭銜,然而這個「政治正確」不再被視為60年代(也就是《忘形水》故事的年代)民權運動的成果,不再被視為抵禦對抗歧視、偏見及其權力結構根源的防線,而是在不同立場的人士口中轉變成「偽善」的同義詞。

對政治正確偽善面向的反思並不是新思想,多年前人們已經開始重新審視愈發形式化、矯枉過正的「政治正確」標準和實行方式。隨著世界的迅速變化,這套曾經發揮過積極作用的標準,已經變成了人們自縛手腳的繩索。[1][2]

但是反觀中文網絡世界人們對「政治正確」的貶意使用,卻是一種完全抽離該詞歷史發展背景的任意挪用。這種挪用並不意在顛覆原有系統的思想桎梏,而是以己為中心的「為我所用」,結果是所有人都可以被扣上「政治正確」的帽子,我們關於更加平等多元的未來的追求,還沒跨出一步就已經連想像她的能力都喪失了。正如網上一篇評論所指出的,「這是一個與何不食肉糜正相反的笑話」。[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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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政治正確才是「真‧左翼」?

粉絲眾多的陶傑說,如果沒有政治因素影響,《忘形水》不可能會問鼎最佳電影。[4]這和廖偉棠說《忘形水》台詞「句句都在暗示奧斯卡評委」政治正確的霸道標準[5],簡直是知音相逢。他們在暗示,是左翼中僵化又偽善的一支作為政治力量在干預評選。此二人也都在不同場合強調自己是左翼,他們罵的只是那些「假扮左翼者」(廖語)和「左膠」(陶語),言下之意,他們才是真‧左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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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他們所謂的「左膠」或「假扮左翼者」發揮影響力之前,奧斯卡真是一個純粹的影視盛會?正好相反,政治從來就是藝術的意識形態基礎,藝術從來就是政治的具現方式,兩者根本無法分割。只有內化了白人年長男性主導的奧斯卡評審標準的人才會把這種標準視為零政治狀態,而只將威脅到這一權力結構的訴求視為政治力量。你站的位置決定了你的盲點,而你的盲點揭示了你意識形態的核心所在。

被扣上「政治正確」帽子的人很多僅僅是因為公開呼籲改變某些不公義的社會結構,也就是說,無論論者是不是站在與強權一致的立場,對所謂「政治正確」的圍剿事實上正在與現有權力結構共謀,取消主張變革的論述資格,促使現狀持續甚至倒退。和一般想像的相反,全面「去政治化」才是強權政治的極致,因為強權得以維繼、繁衍的價值體系已經全面內化成每個人的意識形態,所有權力運作的痕跡隱匿於盲點,不再有人能夠看見。

「偽善」絕對化

廖並沒有像陶一樣赤裸裸地去政治化,他走的是一條比拼誰的標準更嚴苛的路線,並把不符合他自訂標準的斥為偽善。但他所謂的標準(例如:標榜平等大愛的電影出現了「為救水怪而殺死拔槍的守衛」的情節就是偽善),是將道德倫理剝離處境的一種絕對化。如果所有出現符合主角利益的死傷情節的電影都沒資格圍繞主角探討平等大愛,否則就是偽善的話,這是比廣受詬病的流於形式、矯枉過正的「政治正確」更為極致的一種形式主義道德潔癖。令人不禁要問,廖所說的奧斯卡評委急於討好的「政治正確」倒底具有怎樣的內涵?

高舉左翼激進面向的廖,先是與陶不謀而合地祭出Elisa與神秘魚人是「人獸交」的這種典型人類中心視角的解讀,一轉身卻又指責女主角的歌舞幻想情節是露出了人類中心主義的馬腳;他剛判定《忘形水》使用小眾身份是一種「偽善」,隨即又斥責《忘》偽裝出酷兒電影的邪典形象(這是至今見過的對邪典和酷兒電影最離譜的概念亂用),是一種假裝小眾式的「偽惡」(即在他的概念中小眾又變成了惡)。從廖此起彼伏的自相矛盾中,我們彷彿看見一個焦慮的靈魂在理想的自我形象與現實中無法接納的自我之間不斷拉扯,唯有靠不斷向外建構「他者」加以貶斥來迴避直視鏡中的自己。

當中港觀眾大罵發言藝人政治正確,陶傑嘲諷左膠奧斯卡政治正確為綱,廖偉棠(還有不少其他該類論者)控訴《忘形水》政治正確取態下的投機取巧,三者出發點不完全相同卻弔詭地殊途同歸,攜手走向對現狀的無視,對發聲者的醜化,和一種路徑迂迴的自我標榜。本已在定義上存在爭議的「政治正確」概念,在這種無意識的共謀下進一步被掏空,成為浮動的能指。

「以解放文字來解放思想」

廖偉棠作為一個曾經主張「以解放文字來解放思想」的左翼詩人[6],本可貢獻於將人的思想從「政治正確」這個四字魔咒的枷鎖中解放出來,使公共領域的對話空間有能力去承載更多關於平等、多元以及生命尊嚴的想像。然而,他卻另闢蹊徑,隨地啐了口「政治正確」的老痰,用一系列飄忽不定的指稱、自相矛盾的邏輯、先入為主的解讀,在圍困人們思想的牢籠上又加了一把鎖。

廖和陶並不孤單,和他們自認為的特立獨行恰好相反,無論是什麼樣的立場和界別,都充斥著這種用「真/假」(或其他二分)二元思維不斷分裂出他者的意識形態(黃毓民大概屬於這方面的香港政界典範;中國內地女權運動圈近幾年也開始了真假女權之爭,還發明出了女利主義這個新標籤),這也是為什麼這個城市、乃至廣大的世界範圍,無論是民主還是女性主義運動都多年難以寸進甚至還要倒退的原因。人們假想有一個唯一真理,並將與己相異者斥為假,以此確立自己的真。誰能在這「真」位置站立,取決於誰在當下擁有更多的權力、資源。而站上去的人自然不願下來,便進一步運用這位置帶來的優勢給他者貼上假的標籤。民主的力量一再分裂,人們因自己的身份認同彼此仇視,膚色性別性向的標籤困鎖人的一生⋯⋯人們無法和而不同、擁抱差異,只能彼此傾軋踐踏,正是因為被困在這用語言構築的二元思想牢籠——和我在《忘形水》影評中提到的陽性世界如出一轍。

然而基進並不僅僅是用更大的力度對抗現實中的壓迫,也不僅僅是在平面上推進現實與理想的邊界,更是從造成並維繼壓迫現狀的思維體系中不斷掙脫的決心。「以解放文字來解放思想」不正是回應著這種決心嗎?詩性革命,歸根到底,是想像力的革命。

曾經,廖說「詩是一種溫柔的革命」[7],如今,他眼中的別人在「假裝革命」。唯有贈詩一首,盼早日從靠「打假」來自我確認的幻夢中醒來。

《十九界真·左翼》

躺在地上
視線與天空平起平坐
鼻孔瞪視那站立的人們
看見
他們墮入深淵
打起左燈極速右轉
控訴那左方漸行漸遠
所謂
一種偽善到偽惡程度的平庸
就是
逆風啐一口
「政治正確」的痰
讓它
順風再吹回我的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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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ow Political Correctness Is Transforming British Education 
[2]: 沈旭暉. 政治正確之死. 信報網站. 
[3]: 張之琪.《群嘲奧斯卡「政治正確」:是什麼限制了我們對一種更有尊嚴的生活的想象?》. 界面文化
[4]: 陶傑. 《左膠奧斯卡》. 蘋果生活網站.
[5]: 廖偉棠. 《〈水形物語〉:一部不但偽善,甚至偽惡的平庸電影》. 騰訊大家.
[6][7]: 見《詩是一種溫柔的革命 — 訪詩人廖偉棠談〈傘托邦〉

(原刊於作者facebook專頁,文中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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