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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你的政綱:給關銳煊老師的一封信

2016/8/18 — 12:59

(圖片來源:關銳煊 facebook)

(圖片來源:關銳煊 facebook)

一筆過撥款,長遠福利規劃,及社會福利持有者民主制訂福利政策的想像

關銳煊老師:

一筆過撥款,一直以來都以機構自主為本。換言之,是什麼人去掌握權力,就是什麼人去配對資料 ; 是什麼人有這樣大的權限,那些人就會用他的權力去分配予自己最大的利益 ; 要達到分配到最大的利益,就要用不同的手段,通過合法的,灰色的手去建立一個特權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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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撥款環境下,機構的執委會/ 董事會/ 理事會和高層們,在維護自己的利益為首選之下,員工只是工具理性的實行單元,與社會工作者的人性沒有什麼關係。社署撥出的資源一年比一年的多,由機構不願意公開透明他們的帳目來看,其實社會福利機構已經成為一個商業式分贓的白色禽獸。可以這樣說,政府近年増加對社會福利機構的撥款,既不阻止機構用請一個人的錢,請三個人,也不會阻止高層管理層,按自己的貪婪,分更大的花紅。

社會福利從業員,對LSG的批評,並非純粹出自整筆撥款津助的恆常服務,及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等基金化的項目,即那些缺乏對社會恆常委身使命之慈善基金或有或無。而是 : 一個機構在所謂自主的的情況下,金字塔式,以由上而下的幹部指令主義,運作、管治,以及不需考慮公眾利益,任意瓜分資源。就是說,基層及中習員工,不可能在民主的基礎上,在對基層人士福利作出一定評估後,與充權的福利持分者,一同制訂完善的福利政策。 相反,在現有的福利文化下,管治是以數字作為主要參考,去制訂福利服務的目標,使福利工作人員達到配額要求的數字。這無異於商界文化中,用量化的數據,指數(INDEX),來評定福利服務效能,質素及能力。 然而,抱著人的尊嚴去考察人本工作,就不可以用金錢量化的內在價值。於心理學的角度看,或許我們無可避免要用數字及評估,來看一個人是否處於長期的心理憂鬱狀態,或是是否達到醫療科學中精神疾患的風險及程度。有別於醫療或是心理學中依據數據的分析,作出準確的結果。用數字,犯罪率,個案完成數目,問卷調查,或是評價分數等等來表示,不足以準確的總結人的條件。 福利專業所重視的,如對無權勢者的充權,人的世界觀轉變,生命觀的影響,人的自主性,社區資源資訊之共享,個人之獨立思考及解決問題及對事物判斷能力,社區關係的活力及人際交往的動力等。這些是質性的東西。 舉凡中世紀的大學,是不會用量化數據,或是用數字分數來看修士們照顧弱老,對別人生命之轉化影響,對神敬虔的指標,這根本是荒謬的,因此,同樣用於人本服務,量化只是反映了管理處理的數目, 相反,工具理性的冷浩,倒有一個反例,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黨興建集中營時,為了管理及統計要屠殺的猶太人有多少,採用了國際商業機器股份有限公司(IBM)的Dehomag 及punch card系統 。然而,這就是根據工商管理的範式,來管理及處死集中營的猶太人,非常有效率。 這反映了,一筆過撥款中,工具理性之哲學假定,甚或是現時幾為流行之以工商管理用以管理社福機構,乃是剝奪了人的生命價值,以及人的尊嚴。這是對人本主義意義的意義的一次背叛。在這種以商業邏輯運行之社福機構,做人本工作的不是人,受助者再不是人。當中沒有任何一個人,在顧及人的內在品質,以人的尊嚴去照顧受助者,對無權者充權,去考量他們實際的深層次問題。 我們甚至欠缺對社會結構的分析 : 這個社會正在把人去權,把人的地位貶抑,並且製造大量對生活感到無能為力感的人,他們無自控感,他們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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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我有一個認知與關老師大致一樣,服務的操作並一定是以價低者得作為準則。政府的準則是,評審有一定經驗去衡量機構的能力,在這樣,容許將之稱為 : 他們擁有,壟斷了衡量機構能力的綜合性經驗指標。之後在合乎此綜合性經驗指標,就可以向此委員會遞交計劃書。 評審有其個人的嚴厲,作為選擇專業服務之把關者,似乎稱職。說到這裡,大家還沒有明白究竟問題出現在那裡? 專業官僚接照新自由主義先驗的意識形態,而為評審提供了既定的行動準則。評審是以專業官僚意志,由他們所屬意的標準,挑選與官僚相若的意想形態的機構及方案,為福利服務方案把關。 這上而下的決策,就是要看機構的思想形態及量化效能,作出決定。不過,上面已經說過,福利機構喜好用一人的錢,請三個人的事。再者,機構在配對上,也有很大的自主性,以致該自主性,可以去到如此一個境地 : 他們可以用慈善機構或一筆過撥款的資源,投入去機構的裝潢或他們稱呼為硬件的東西,甚至可以用以分紅,從事不動產投資。同工仍然低薪,活動及服務的資源仍然困窘,這直接導致同工們精神健康惡劣,壓力巨大,工作質量很差。那些不能對受助者生命質素有顯著影響的裝潢,社會福利部門似乎在一筆過撥款的機制下,沒有多少監督能力。,社會福利署評鑑機構是否有效能處理大量個案,受助者在簡陋的評分表寫上動機不明也反映不到真實質素的分數,舉凡此等,送進小數人用嚴厲的評鑑準則,取之以批出服務單位之事。陋洞百出。而作為知識份子的社福界元老及學者同人,如果反問我們,有無實際的建議。此等過於悲哀。改革,是必要繞行官僚,尤以人本民生之事為甚,政治學半世紀前已有共責體系(corporate system)的組成方式,由政府承擔資源的分配,轉移到民眾規劃的民主過程,而且,長遠的社會福利規劃再不是跟著一種意識形態,又或是口號式的假大空計劃。

李健正在<<新社會政策>>(香港中文大學,1999) 中提出以共責體系制定社會政策的構想。共責體系先是在北歐國家的體系而來,以解決福利政策政治化,政客因選舉提出不能履行的承諾,議會的議事日程龐雜,為了效率而不深入探討專業範疇的細節,另外,一些政黨及專業人士對非政治化的議題 ( 泛指勞工、福利政策) 作出權衡,甚至否定。 此外,而且由於他們不了解專業人士 、服務使用者的實際操作 ,引致了在制訂福利政策的偏差。 在一些歐洲國家,如瑞典,奧地利,荷蘭,比利時等,他們會把議會視為國家重大決策的制訂場所,包括外交、軍事、重大的經濟政策等;而福利 及教育事務會給予共責體系作出有法定權力的決策,而決策的效率、即時性、有效性及參與性更為提高,民主成份更重。由此可見,在福利政策的角度,共責體系更能讓人民有更深層次的參與,即時反映人們的需求,並且體現政策的意向及社會的多樣性。在決策福利政策可以走到一個更有社會效能(social efficiency)的進程。(趙維生,1987) 美國麻省大學的學者Wiarda,指出在共責體系中,議會和福利的共責組織是分開的,但共責組織仍然扮演與議會相等的角色。而共責組織是三邊協商的組織,由議會選舉或直接由直選產生。三邊包括工人/社區代表、僱主和政府,而專業人士並不構成一個明顯的利益集團。擁有或是容易產生共責體系有幾個元素,第一,如果社會內有大量的宗教,壓力團體,功能組別及專業人士,族群,利益集團等共責組織 (corporate units),而這些組織有法定地位及社會層次,那麼社會結構實際上,或起碼是有潛能的,有高度組織性。二是國家,或者是民援政府,銳意組織,立法及調控這些共責體,使他們能比較集中,不致過度的多元化。三是國家將這些共責組織以納入國家的體制內,形成有別於大議會制度的,獨立的所謂「私營政府」,用以改進有關的民生決策。 在西方,過往的社會福利制度是很受專業決策者的影響,而且往往受專業人士如社會工作者、醫生、教師、老年學專家或是政策學家所主導。真正的受助者及服務使用者多是被動接受他們的決策。專業人士當然尊重大眾的意見,然而因為量化標準的普及,評估的方式更要求效率,取代了質化的,深入而且多元化的研究。專業人士依賴這些成效評估,從而忽略了政策的實際操作及多元化的需求。 Cawson(1982)在提出共責體的結構時,分類了三個不同規模的共責體系 : 宏大的(macro-corporatism),中觀的(meso-corporatism)及微型的(micro-corporatism)。宏大的共責體是上述由政府組織的體系,北歐的社民主義,以及西歐的保守/工團主義,眾團體可以比較容易調度,作為議會體制外的獨立共責體。依香港的情況,也同樣出現官僚及專業人士壟斷話語權的情況。我們認為,近年來福利制度的由上而下的急遽轉變,而且反映了轉變中的混亂,工作人員處遇的不平等,受助者得不到起碼質素的服務,只是追求效率的最大化而忽略了人本關懷的價值等問題,是因為以行政主導的政府操作方式,我們的自主性及能動性被去勢。相反,我們的中央集權式的政體,以及少數的專業人士,可以理解高度複雜的實際操作及持份者的博弈把福利政策的權力制定權下放,共同策劃福利政策,作為針對近二百萬人的貧窮人口,弱勢社群及有不同需要的族群,他們的直接參與及共同策劃,必然能有效解決深層次的矛盾及多元化的需要,體現人民的實際處境及意向。再者,加強民眾參與社會事務的普遍性,並且這才能貫徹更有深度的民主。

總結 : 關銳煊老師說的1%社工比例,誠然是有參考之處,然而 ,高級文憑及副學士學生正面臨因為社工註冊制度一牌, 二牌造成的隱性歧視,而使同工只因學歷不足,不能擔任做社會工作崗位。連社會工作助理都未必可以做到,而要先在高級社會福利工作員、福利工作員甚或活動工作員起步,艱難的拾級而上。然後再經由借學貨,就讀由商品化學店,提供的學士學位課程,甚或是碩士學位課程,才可以由非政府機構一般職位之薪級之Master Pay Scale的Frist point 9(起薪點9,即19,160 HKD)開始,經過千辛萬苦,才有若干機會,可以達到Assistant Social Work Officer(助理社會工作主任)的Frist point 16(起薪點16,即28,140 HKD)的薪資。最糟的是,一方面薪金追不過物價高漲,而屆時畢業學生,定必負擔巨額學貨。如果他們自身都要承受社會巨大的壓力及困窘,又怎麼樣可以好好的料理自身,甚至在崗位上投入。

正如Albert Einstein說Insanity是: doing the same thing over and over again and expecting different results.中文有譯,精神錯亂者,乃一遍又一遍地重複作同一件事,而期待會有不同的結果。 要做到關銳煊老師「守護社工,侍奉社會。」乃需要突破政客之固有觀念,擁有更大的視野,胸襟及展望,才可以信守上述格言。

教安

晚進
註冊社會工作者
鄭偉謙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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