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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強世功 — 主權至上的國家主義教育,就是「去殖民化」教育?

2015/9/21 — 12:50

小田同學:

你好。我常記起當年「後殖民研究」課堂上你們的好奇心和踴躍的討論。

近來香港又掀起一國兩制的爭論。香港究竟有沒有「三權分立」固然值得關注,但其實強世功的文章也值得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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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有份為國務院撰寫《一國兩制白皮書》的北京學者,說到中港之間產生政治和文化認同上的緊張,是因為回歸後政治文化精英階層仍未展開「去殖民化」工作,令香港依然延續殖民教育傳統,依附於西方。例如中國近代史的教育仍然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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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奇怪強世功此說,是否意味要批評香港大專教育當局,和追究主理教育改革的特區政府官員,例如李國章和羅范椒芬之輩。因為正是他們推動的教育改革,把中國歷史科邊緣化。而香港的大專院校,一貫奉「國際化」為神聖目標,甚至近年日漸增多的「海歸」中國學者,也是由歐美等西方國家深造回來。

強世功說香港的文化精英階層還未「去殖民化」,儼然向全香港的文化教育體制宣戰,是否意味北京意圖打破這個「依附於西方」的體制,的確耐人尋味。

但是觀其思路,強世功所咎病的,其實只是香港欠缺「政治教育」。他認為只有從近代中國的「革命傳統」,才能理解「國家主權」的政治意含,了解為甚麼主權比人權更為重要。

他甚至斷言:「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是帝國的時代,革命的時代,更是文明衝突的時代。」而革命的目的就是去恢復昔日的「文明帝國」,讓它推動第三波全球化,完成中國夢。他又明言香港要歸附這個革命傳統,才能擺脫依附西方。

不過,我十分懷疑,這套富國強兵式的國家主義,以及主權至上的國家主義教育,是否就是「去殖民化」的教育?

先莫說「文明衝突論」,其實是美國右派學者,為「後冷戰秩序」打造的國際關係議程,就是「國家主權至上」的觀念,其實也是來自西方近代的絕對王權思想。而「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套社會達爾文主義,更是典型西方中心論的歷史產物。中國的天朝主義者尊奉這些西方觀念為神聖不可侵犯,說到底也只是在西方學理霸權中間打轉,談何「去殖民化」?

不過,平情而論,香港的確仍未徹底解除殖民狀態,這點我十分同意:例如,九七之前的官商勾結體制,九七後變本加厲;九七前有重英輕中的語文政策,九七後母語教育地位有退無進;九七前民權不彰,殖民政府用「功能組別」掩飾各種特權,九七之後廢除這些殖民餘緒的日子仍遙遙無期。

在文化心理方面,九七前買辦精英忠誠於「宗主國」,九七後香港的政治精英仍抱報効「宗主國」的心態;九七前殖民地的順民奴性,在九七後仍然存在……這些都是我們仍未「去殖民化」的特徵。

上述種種問題,可以透過把香港融入中國的「革命」傳統得以解決嗎?

事實上,香港人大部分移居自中國內地,對林林種種的「中國革命」並不陌生,當中不少更是逃避革命內戰的難民和他們的後代。他們並不是強世功口中「以為擁抱了西方,就以為擁抱了世界」的文化精英,而是逃離革命謊言的難民。

事實上,香港人對於那些聲稱要從西方殖民霸權下解放出來的謊言,其實並不陌生。帶來香港三年零八個月苦難的日本侵略者,當年口口聲聲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美夢,也是高舉著「要把香港從英美殖民壓迫下解放」的旗幟。

強世功視「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為大道理。但你記得我們在課堂上討論過,印度文豪泰戈爾早在1918年出版的一本小書,是如何批判日本的國家主義嗎?

他寫道:「對日本來說,危險不在於模仿西方的外表,而在於以西方國家主義的動力作為它自己的動力。很顯然,日本的社會理想正敗於政治手下。我看到它取自科學的格言 —『適者生存』。這幾個大字寫在日本現代歷史的大門上,意思是『自己請便,決不要注意別人付出甚麼代價』」

泰戈爾又說:

「當我們力圖在思想上擺脫歐洲傲慢自大的主張的時候,我們可能走向另一極端,盲目地懷疑西方的一切。……我們常常情不自禁地想以歐洲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不過這其實只是以歐洲最壞的一種特徵來效法歐洲,就像歐洲人對待有色人種一樣…」

當年的日本人並沒有理會泰戈爾。但今天的中國人會嗎?— 這,也就是我在課堂上解說過的:那種精神上深刻未解的「被殖民狀態」。

 

你的老師

羅永生

二零一五年九月十九日

 

原刊於香港電台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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