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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鏗鏘集:歷史的補白》受訪者對本土史觀的質疑

2016/6/13 — 18:04

在2016年四月初,香港電台《鏗鏘集》討論香港本土史的議題,拍得十分精彩。四位受訪者中其中一人為劉智鵬教授,他於訪問中表示對本土史觀有點保留。他提出了兩個觀點:1)新界宗族的歷史,是香港的源流史。2)新界的宗族都看重族人與嶺北中國的連繫,是以難以否定香港的中國根源。

在此先回答第二個觀點。劉教授似乎採信新界宗族族譜的論述,認為其祖先乃是自北方南遷香港,而且與宋帝國皇室有淵源。然而,宗族族譜的記載,能夠反映歷史真實嗎?

據歷史人類學研究,嶺南族譜都有著類似的敘事模式。通常族譜會指宗族的祖先於宋代因故南遷,先在原居地(通常是指南雄縣珠磯巷)取得官方批文,到達現居地時再獲官府批准安居樂業。有一些族譜則像新界鄧族那樣,聲稱祖先有皇族背景,為避禍而遷居嶺南,同樣也是獲得現居地官府批准定居。然而,這些敘事所提及的,其實是明帝國的戶籍制度。而皇族後人之傳說,除東莞何族外,都是道聽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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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國開國後,採用蒙古人發明的戶籍制度,並推行戶籍登記。在此之前,嶺南除廣州等大城市、以及鄰近中土的粵北之外,皆還未漢化(曾華滿博士稱之為「嶺南發展的核心性」)。嶺南原住民,多為百越後人,被嶺北中國視為化外之民。由於一直只有身為漢人的編戶齊民須為官府服役交稅,原住民也一直沒有漢化的經濟誘因。是以漢人稱原住民為「莫傜」,之後再簡稱為「傜」。

然而,到明代因水利技術之進步,時人已能於珠江口沿岸引沙造陸,最終填出今時今日的珠三角。而明初天下太平,明帝國經濟趨向穩定,並逐漸發展出商品經濟。這樣於珠江口填海造陸,就成為一項潛在利益豐厚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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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只有漢人才能夠有資格購置田產。利益的天秤,因而向漢化那一邊傾斜。原住民於是紛紛善用明帝國的戶籍登記制度,杜撰族譜以虛構其漢人根源,令家族能有資格參與圈地競賽。而官府著重的,是徵稅以及社會秩序,既然原住民願意接受儒家禮教的規範,也無謂計較其漢人身分之真偽。反正自宋帝國容許平民編寫族譜後,藉族譜讓邊民歸化乃是慣常做法。

而原住民在漢化後,還可以參加科舉,若是族人中舉,則可憑官蔭庇護家族的圈地事業。在嘉靖年間,霍韜等嶺南出身的官員於大禮議時,因維護皇帝的立場而獲褒賞。他們的族人就趁機以「廢淫祠」的名義,侵吞寺廟的田產。在此以後,嶺南宗族又透過族譜,攀附為同姓官員之同宗,而各家族合併為大宗族,亦能夠整合資源,或是投入填海工程、或是資助子弟讀書應試、以至是武裝族人透過械鬥搶地。而按照《朱子家禮》的規定立祠堂、祭祖先,則是維繫宗族的儀式。

當然,在這場殘酷的圈地競賽中,總有失敗者。他們在陸地再無立錐之地,只能舟居。他們被發展為廣府族群的大宗族岐視,被眨為賤民,並被稱為「蜑」。他們之後因其弱勢,投身於沿海走私貿易,最終與英國人結緣,意外成為協助香港開埠的第一批華人。

詳細的歷史發展,可參考科大衛教授《皇帝和祖宗》一書,亦可見蕭鳳霞、劉志偉等人之歷史人類學研究。而於明末清初遷往香港附近的客家族群,一直都被視為北方漢人之後代,但實情此乃羅香林等客家學者為應付廣府人之針鋒相對,而建構出來的歷史想像。而事實上客家族群之祖先,是粵閩贛交界之畲族,受小群南遷漢人的影響漢化而成。這可見於梁肇庭、瀨川昌久以及湯錦台等人之研究。

說到底,嶺南各族群與嶺北中國之連繫,並非自古已有,而是出於後世的想像。並沒有血濃於水這回事,有的只是形勢比人強而已。

誠然,廣府族群之後努力比嶺北人更貼近華夏正宗,且成就斐然,但此乃後話了。而且,自命正宗,其實最終也會是標新立異、區隔我他之舉動。朝鮮在崇禎登天後,自認比中國更加中華,是為正宗華夏。然而滿清鞏固了在中國之管治後,北伐復明之路不通,朝鮮人也只能著眼於鴨綠江以南保存心目中的正統華夏文明。既然中土已無望光復,就只能以區別華夷之心態應酬中國,並立足本土,於朝鮮重建華夏。如吳政緯同學於《眷眷明朝》所言,朝鮮人在此歷史背景下,建立起朝鮮本位的身分認同。

在同時期的德川日本,知識階層更是一邊鑽研儒學、一邊歌頌大和魂。比如德川光圀在明遺民朱舜水的協助下,借用儒家的春秋筆法,寫出日本本位史觀的《大日本史》。葛兆光教授於《宅茲中國》云,自明清以來,朝鮮、日本與中國發生「從文化上『本是一家』到『互不相認』的過程」,「原本在華夏基礎上東亞的認同的最終崩潰」。近世臺灣之自立,香港之抗爭,也是此大趨勢之延續。

香港之所以能順利開埠,乃蜑民等海洋族群在英國人帶來的制度空間下,在不受清帝國豁制下努力之成果。之後雖然有大批廣府以至是嶺北移民湧入,但他們之所以到香港安居,是因為香港已經成為一座處中國之外、位中國之旁的城邦。而在九龍山脈以北,宗族勢力龐大的新界地區,初時與香港並無太大的交集。

而英國人租借新界,主要是因應甲午戰爭後清帝國國力衰退的形勢,以新界為防範其他列強入侵香港的緩衝地帶。而在租借初期,英國與新界宗族打過六日戰爭,英國更無意直接管治新界。他們除了把宗族勢力較弱的新界南端,亦即九龍山脈與界限街的地段「偷雞」劃入新九龍外,便將新界與香港分開管治。

是以新界「併入」香港,其實是戰後發展新市鎮期間的事。在某程度上,是香港「入侵」了新界。不過在發展新市鎮時,新界宗族取得大批換地權益書,之後又遇著香港地產業暢旺,就誤打誤撞的在「加入」香港的同時,晉身為香港的新興特權階層。是以新界的原居民,與他處備受欺壓的原住民絕不可同日而語。

那我們再回到劉教授的第一個問題:新界史是香港史之「正朔」嗎?在《創世紀》中,亞伯拉罕之次孫雅各煮了窩紅豆湯。長孫以掃想要喝湯,雅各就說:「用長子的名份換吧。」以掃饞咀,竟答應了。之後反悔已太遲了。

 

(原文今年四月刊於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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