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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傘運系列之一:梁麗幗

2016/3/10 — 10:42

【文:朝雲】

剎那火花,那堪風雲流散;
驀然回首,終付逝水年華。

回顧傘運系列之一:梁麗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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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言

1991年8月19日,蘇共保守派發動政變,軟禁戈爾巴喬夫,軍隊開駐各地。時任俄羅斯總統的葉利欽,與幕僚到「俄羅斯白宮」(俄羅斯的政府總部),負隅頑抗。他們效法的,正是一月的立陶苑人民。立陶苑宣佈獨立後,蘇聯派軍鎮壓,人民死守國會大樓,迫退蘇軍。

首先抵達白宮的坦克師放下武器,願意效忠現政府。葉利欽站在 T-72 坦克上演說,成為歷史經典。數以萬計的民眾圍攏白宮,著名的大提琴家 Mstislav Rostropovich,放下樂器,拿起 AK-47,鎮守在葉利欽房前。

雙方都明白,只要蘇軍的精銳強攻,十五分鐘就能攻陷白官。政變集團真的想這樣做,但遭中上層的軍官和 KGB 抵制--民眾無懼戒嚴留守,恐怕要殺幾千人,才抓得住葉利欽,他們不肯。政變失敗,蘇聯亦隨之崩潰。

《華盛頓郵報》的記者 David Remnick,訪問留守的太太:

「我已經準備好死在這裡,就在這地。我絕不會離開。我已經55歲了。這麼多年來,我唯一做做過的事就是服從,惰性早已搗毀我的腦袋。蘇聯少年先鋒隊、共青團、工會,還有共產黨,他們唯一教會我的,就是不要反抗。想成為一個善良的蘇維埃人,就要成為機器裡的一顆螺絲。但在週一早上,我的朋友打電話來說:『打開收音機。』根本不用開,因為我早就聽到外面坦克車經過的聲音。這些禽獸!他們一直以為自己可以為所欲為。他們罷黜了戈爾巴喬夫,現在又威脅我投票選出來的政府。我根本不怕!有本事就用坦克輾死我。有必要的話,我就死在這裡。」

傘運之初,一度盛傳中共鎮壓。筆者也曾詢問一女士,她不禁流淚,卻未嘗畏懼。筆者在傘運之中,同樣體會到不少人民,都懷抱守死善道的心,沉吟至今,只待下一次機會來臨。

端倪已露,再次大爆發的時刻,愈來愈近。筆者卻愈來愈擔心,我們未汲取教訓。

革命從來是如此浪漫,惟結局卻不免闌珊。

除了中共不同蘇共--前者到最後關頭,不會介意殺幾千人;革命的遺緒,亦須引為鑒戒,血淚才不致白流。

筆者心底不時想過,如革命有幸成功,無可奈何要效法李光耀,取締中共組織,對民建聯和工聯會等實行黨禁,斬釘截鐵杜絕中共操控,香港的民主才可望久安。作為一個左膠,筆者也會嗟怪自己想法,但內心卻按捺不住,認真思考戡亂時期應實施幾年。

筆者的奇怪想法,與年輕人的激進思想,同樣滋生自絕望。我們輸得太久,一心要贏。見風轉舵的港人,不是「港豬」就是「勝利球迷」,我們贏了,他們就會接受現實。

但筆者一直疑惑,這樣是否真的勝利?除了強迫自由,我們還可以怎樣?

相信我們有生之年,終會見到勝利一日。但毫無疑問,為了這一日,無數人都要付上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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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請問您現在學業如何?

梁麗幗:嚴格而言,我已經係大學畢業生,攞到 Government & Laws 第一個 degree,社會科學學士。但要做律師的我,還要讀 LLB(法律學士)和 PCLL(法律專業證書),大約2018或19年才正式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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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後傘運催生年輕人從政的風潮,您有沒有參選的打算?

梁麗幗:暫時冇依個打算。我的目標是大律師,得到執業資格之後,或者會再讀法學碩士,但未確定。我清楚自己想做啲咩,要成為大律師的話,未來幾年要專心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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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傘運有沒有影響您對前路的選擇?

梁麗幗:有。本來我只打算讀三年社會科學學士,畢業後就做議員助理,或者由區議員做起,走大部份人都會行的從政路,不會繼續讀法律。但傘運令我覺得,有機會的話應該繼續讀落去。

我地而家行緊嘅路,未必真係咁行得通。我想試找另一條出路。如果係法庭爭取到一個判決,可以係好實質嘅改變,可以影響到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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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最初點解會想從政?

梁麗幗:中學時讀到有關政治的科目,已經有此念頭。覺得從政可以改變到好多嘢,改變到唔公義嘅事,幫到好多人。當時的諗法就好似小朋友,後來才發覺不是那麼容易。

佔領之後,大家的焦點都會放回傳統的選舉平台。在傘運冒起的組織,比起傳統政黨,有所轉型,有所不同,但到最後都要尋回選票為出路。我覺得這種想法,在香港未必行得通。香港係一個半威權政體,選票解決唔到我地想解決的問題。

中間仍缺少重要一環,依一刻我亦未知答案。我想做的,就是留在人數不夠,未獲重視的位置;在體制外搵未行過,未試過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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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您的說法很有趣。歷史學家一直質疑,費城會議未獲美國人民充分授權,美國憲法的本質,不過是立國諸賢憑其天縱之才,不世出的創建。您的說法會不會暗示,與其再搞廿年選舉運動,一班所謂「港豬」都難以改變;反而從憲政出發,守住法治更有意義?

梁麗幗:我覺得兩者同樣都要做。

我好慶幸,自己覺得無助,找不到方向時,有很多不是讀 law 的人,仍然滿懷希望去改變人心;反觀讀 law 的人,卻未必會用自己的身位改變社會。既然我有此機會和渠道,我會選擇角色分工,係法庭做我力所得能及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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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您覺得傘運令您失去什麼,得到什麼?

梁麗幗:我失去了從前純粹的憧憬,好細路女地以為,從政可以改變不公義;得到的就是明白,要嘗試用不同方式。

見到路線之爭,我覺得有啲爭拗,有啲浪費時間。因為爭拗去到最後,只是兩班已經覺醒的人,係方法上有紛歧。這些拗撬常見係 facebook,但回顧身邊可謂未覺醒的人,他們的生活根本波瀾不動。

我沒有兩班朋友的付出和恆心,這是我的問題。我希望在其他地方找到改變,而論述非我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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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您認為民族主義是否是香港民主的出路?

梁麗幗:我認為是一個出路,我不會抹殺任何選項。

香港的民族主義只是在起步階段,而它的確帶來起色,愈來愈多院校的學生會傾向本土,佢地亦嘗試坐言起行。

當他們得到選票,成為學生會幹事,想另尋出路,其實未嘗不可。我純粹希望他們,不要輕易與左翼處於對立面而內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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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很多人都認為,今年是選舉年,大概平安無事。但有幾件事要注意。

一是七警案,若不幸無罪開釋,到時香港會暴動;二是高鐵一地兩檢;三是立會選舉後,中共篤定梁振英連任。如有以上情況,幾可肯定會再激發群眾運動。

但到時各方人馬,又再匯聚一地,恐怕又會重演左右互憾,拆大台等衝突。作為過來人,您有什麼建言,珍惜下一次機會,避免重蹈覆轍?

(註:訪問成於旺角之役前。其時萬萬意想不到,武力抗爭那麼快出現。世情惡化,急遽如斯,豈能逆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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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麗幗:我現在梳理到的,就是佔領時,我們很少去想別人的看法。

傘運時曾有百萬人去過佔領區,有部份人的確是受到感召而來。然而當他們看不到成果,堅持不下去,就會帶走更多人離開。

回去佔領區需要理由;不去倒不需要理由。沒有道德推動,沒有實質效果,大家都會覺得,少我一個唔少,多我一個唔多。

若再有一次大型運動,我會覺得,不宜只著眼於場內的民主機制、溝通協調得出方案;更重要是場外的人怎樣想。

難以將傘運模式,複製到下一場運動。只要稍有不同,已經很不一樣。例如不是三個佔領區,而是一個大佔領區;又或者每一個佔領區,都集中某一論述的支持者,由其論述主導,模式都會很不同。

但無論如何,都要留意我們未感召到場外的人,卻要他們承受相當代價。我們要思考如何爭取他們,心甘情願與我們一起付出。

我好欣賞東北案審訊中,何潔泓與黃浩銘的發言。如果他們不在法庭,而是公開演說,媒體又給予時間傳播,我想很多人都會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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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一些上流顯貴,經常批評您們遲到、無禮貌、讀不成書等等。您會怎樣回應?

梁麗幗:我不會全盤否認。有些指控誇大,但的確試過遲到。至於食過飯不收拾,要勞煩三子太太善後,我真的沒見過。

必須代他們幾位(其他前學聯代表)向傳媒道歉,因為媒傳朋友也向說我過,他們成日都遲到,我也很不好意思,希望大家原諒。有時遲到,真的因為當時太忙,頂唔順瞓著,鬧鐘叫唔醒,連累到大家。

我的成續的確不是特別好,本來入讀大學時,我希望第一個 degree 拿到 second up,結果只有 second low。雖然不符期望,但我盡了能力準時畢業,這是我的底線,沒有浪費納稅人的金錢。

我意識到要努力去追。因為第二個 degree 沒有 second up,不易再讀 PCCL,成為大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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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烈顯倫是法律界元老,他公開批評您,對您事業有沒有影響?

梁麗幗:有前輩對我說過,的確有影響。因為律師行可能記住我名字,不看我的 CV;也可能會影響其他法官,對我留下不好印象。但對我的影響不致於致命。

本來我就不一定能當上大律師。若律政司真的檢控我,或會為傘運留下案底。有案底的話,能夠當上大律師的機會只是一半一半。但我會繼續試下去。

 

原刊於作者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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